内容结构
第一段，写小丘的基本情况。“得西山后八日，寻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钴鉧潭。西二十五步，当湍而浚者为鱼梁。”两句，介绍发现小丘的时间及小丘的方位。“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树。”句后的第一段内容，写小丘的景物。钴鉧潭的形势主体是水，小丘的形势主体则是石。作者仅用“生竹树”三字概括其一般景物，而把重点放在写山石的奇特上。着重描写石的“奇”，主要运用了拟人的手法。“突怒偃蹇”，不仅写出了石的形状，更写出了石的神态；“负土而出”的“出”字，又写出了石的动作；“争为奇状者”的“争”字突出了山石不甘心被埋在泥土中、顽强地抗争逆境的品格：不甘心被埋在泥土中，也可看作是作者自身品格的写照。石的奇状既多到殆不可数，作者无法写尽，于是举出其中的两组作为代表，“其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一句，既是对偶又运用比拟的方法，形象地将一堆堆静止的无生命的石头描绘成了一群群虎虎有生气的牛马和猛兽，生动细致，联想奇妙，下笔传神，可谓“词出意表，而刻画无上”。
第二段，写小丘的遭遇和小丘带给自己的享受。小丘美好奇特却被主人抛弃，作者自然萌生购买的念头。“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明写的是小丘的遭遇，实际上暗含着作者自身的遭遇；作者被贬到永州，怀才不遇，同样是被遗弃，和小丘的命运非常相似。“价止四百”进一步印证了小丘售价之低廉，同时也暗含着作者被无辜贬低的愤慨。得到小丘后，“即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这番去除务尽的行动，是对自然界秽草恶木的憎恶，又传达出作者对社会邪恶势力的深恶痛绝，声东击西，指桑骂槐而已。“立”、“露”、“显”三个动词，准确地表现了作者除去秽草恶木的成果，暗含作者锄奸扶良、改革朝政的主张和理想。“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可见新生的小丘恢复了它天然幽美的风姿，主要写外部景致，把静物寓于动态之中。“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这一段排比句写作者的感受，其所描绘的境界同文章开头有明显不同：开头写被弃山石的姿态，抒发了作者愤世疾时的愤慨；此时写在整修后的小丘上所感受到的暂时的怡适和宁静，既显示了小丘的价值，也表现作者为自己在不满一旬的时间里得到两处奇异的地方，而感到由衷的欣慰。
最后一段，作者直抒胸臆。作者感叹同样一个小丘，在繁华之地被争相购买，在穷乡僻壤遭人鄙视。被弃置的小丘“农夫过而陋之”，却被作者和他的朋友赏识从而彻底地改变了命运；如此前写小丘之胜，后写弃掷之感，高兴之余顿处凄清，转折之中独见幽怜，名为小丘，实为作者。“而我与深源、克己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一句表明了小丘遭人鄙视的原因；“果有遭”一是说小丘被“我”喜而得之，是它有了好的际遇，得到了赏识，二是说自己的遭遇同小丘一样；正如宋人洪迈所说：“士之处世，遇与不遇，其亦如是哉！”，刘海峰认为“前写小丘之胜，后写弃掷之感，转折独见幽冷”，也是这个意思。“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最后说明写此文的目的，字面上是祝贺小丘得到赏识，真正的用意是为自己被贬谪的不公平待遇而气恼和忧伤，通过“贺兹丘之遭”来发泄胸中的积郁。
文学价值
永州山水，在柳宗元之前，并不为世人所知。但是这些偏居荒芜的山水景致，在柳宗元的笔下，却表现出别具洞天的审美特征，极富艺术生命力。正如清人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所说：“柳州记山水，状人物，论文章，无不形容尽致；其自命为‘牢笼百态’，固宜。”柳宗元时而大笔挥洒，描摹永州山水的高旷之美，使寂寥冷落的永州山水给人以气势磅礴之感。
《钴鉧潭西小丘记》不是客观描摹自然风景，而是蕴藏着作者深厚的思想感情。他慨叹这样美好的风景被遗弃在僻远的荒野中无人赏识，受人轻蔑，正是借以倾吐自己的抱负和才能被埋没、遭打击的不平之鸣。正如他在《愚溪诗序》中所说，他是以心与笔“漱涤万物，牢笼百态”。像《钴鉧潭西小丘记》中所写的景物“清泠之状与目谋，瀴瀴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这山水便不仅仅是一种视觉、听觉的客观对象，而是投射了作者心境的活生生的亲切的自然。所以，他笔下的山水，都具有他所向往的高洁、幽静、清雅的情趣，也有他诗中孤寂、凄清、幽怨的格调。在同病相怜的情况下，能够努力发掘、欣赏这遗弃的美好风景的只有柳宗元，而能够安慰孤苦受辱的柳宗元的也就是这些山水了。
《永州八记》对自然美的描绘，贵在精雕细刻出一种幽深之美。八记描写的大都是眼前小景，如小丘、小石潭、小石涧、小石城山等，柳宗元总是以小见大，犹如沙里淘金，提炼出一副副价值连城的艺术精品。如《小石潭记》对小石潭周围环境的描写，“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创造出一种空无人迹的山野清幽之美。又如《石渠记》对小石渠之水流经之处细腻的刻画，在长不过十许步的小水渠上，一处处幽丽的小景，美不胜收。越过石渠是昌蒲掩映、苔藓环绕的石泓，又折而西行，旁陷岩石之下是幅员不足百尺、鱼儿穿梭的清深的小水潭，又向北曲行，则全都是诡石、怪木、奇卉、美竹。
作者眼前的这些小景，幽深宜人，展示出永州山水的特有风姿。柳宗元曾经说：“余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他的意思就是说虽然因永贞革新遭挫，但他未改本色，于是借山水之题，发胸中之气，洗涤天地间万物，囊括大自然的百态，在用笔赞赏山水美的同时，把自己和山水融化在一起，借以寻求人生真谛，聊以自慰。因而，柳宗元在《永州八记》中刻画永州山水的形象美、色彩美和动态美，不是纯客观地描摹自然，而是以山水自喻，赋予永州山水以血肉灵魂，把永州山水性格化了。可以说，永州山水之美就是柳宗元人格美的艺术写照，可谓情景交融。
此诗见缲丝而托兴，正意在篇末。此章两段，各八句。上段，有踵事增华之意。欲成罗锦，用尺量丝，故须长；所织花草，色兼红碧，故不须白。熨贴裁缝，制为舞衣也。象床，指机床。玉手，指织女。乱殷红，谓经纬错综。动尺碧，谓光彩闪铄。
下段，有厌故喜新之感。蝶趁舞容，鹂应歌声，落絮游丝乘风日而缀衣前，比人情趋附者多。一经尘汗污颜，弃置何所，见繁华忽然零落矣。士故有鉴于此，不轻受汲引而甘忍羇旅，诚恐一旦弃捐，等于敝衣耳。玩末二语，公之不屑随时俯仰可知。
仇兆鳌按：诗咏白丝，即墨子悲素丝意也。已悲素质随时染，当其渲染之初，便是沾污之渐，及其见置时，欲保素质得乎？唯士守贞白，则不随人荣辱矣。此风人有取于素丝欤。
这是一首赞美京都繁华，歌颂太平盛世的词篇。上片集中描写京城汴京的繁荣景象，歌颂帝王圣明，朝野多欢，举国上下，歌舞升平。下片写词人自己的身世，回忆当年，恣意狂荡，今天旧地重游，睹万物生情，寻找过去的踪迹，却没有见到熟知的歌女，不觉茫然。这首词作者感叹自己仕途无定，像过去那种饮酒作歌的情怀也已经不存在了。这首词用白描铺叙，以喜衬忧，以乐写哀的反衬手法，两相对比，突出了作者的落寞。
上阙中的第三韵“帝居壮丽，皇家熙盛，宝运当千”，三个四字句是上片叙写的中心，整个上片都在说作为“皇家” “帝居”之京城的“壮丽”、“熙盛”、“宝运”。此前之第一、二韵一短一长两句，是以无垠的天宇漫起的“祥烟”为京城布设一个祥瑞的气氛，紧扣“宝运”；此后数句则从环境与人事两个方面进行铺叙：“居门”一韵三句写王宫，紧扣“壮丽”；“太平时”两韵四句写帝都生活，紧扣“熙盛”。描写都市繁华与城市生活本是柳永的“强项”，此首上片又一次尽展此长。“居门清昼，觚棱照日，双阙中天。”他以清朗白昼中的“居门”，显示皇宫的气派；他以阳光照耀下的“觚棱”，显示皇宫的富丽；他以直冲天际的“双阙”显示皇宫的巍峨。寥寥十二个字，写尽了“帝居”的壮丽。
接下来“太平时”三字是从环境向人事的过渡，因了这“太平时”，“朝野”才得以“多欢”，不露痕迹地表露出歌功颂圣之意。底下的结拍一韵三句，就是对“多欢”的具体叙写了——“遍锦街香陌，钧天歌吹，阆苑神仙。”街市繁荣，用视觉感受“锦”、嗅觉感受“香”作具体修饰；歌吹高扬悦耳，用“钧天”显气势，歌妓舞女美艳绝伦，用仙境仙子作比况。这些词人仍觉不够，所以“锦街香陌”之上缀以“遍”字，领起这三个四字句。这一切，真是写尽了“皇家”都城的“熙盛”。这一番笔墨，在宋代其他词人的作品中是很难觅得的。
下阙换头“昔观光得意，狂游风景”，概括词人早年在京城的放荡生活，“狂游”二字似随手而书，但一个活生生的风流浪子形象呼之欲出。接着“再睹更精妍”一句，仅一个“再”字，明点出自已是旧地重游，因而也就埋下了今昔感怀的伏线：京城而今是“更精妍”了，而篇末最后四字——“不似当年”——一语道出词人如今的境遇已绝非昔日了。
所以下阙自第二韵始，都是层层铺写自己的“不似当年，“傍柳阴”一韵三句写自然美景“柳阴”、“花径”如昔，自己虽“傍”之而行，觅之多有，但是“空恁蝉辔垂鞭”，游兴淡漠，即使停马驻足也是枉然。这是“不似当年”之一。“乐游雅戏”“平康艳质”是玩赏地、冶游处，但接下来“应也依然”一个推测句，可知词人这时连“傍”、 “寻”的兴致都没有了。这是“不似当年”之二。昔日，柳永引许多下层歌妓为知己，如今却不思再去亲近她们，“仗何人、多谢婵娟”，想着仰仗旁人向“婵娟”表示谢罪之意。这是“不似当年”之三，且是已深入到具体的人物身上了。于是词的最后一韵，词人用充满人情人性的话语向这些美艳的少女们表示歉意：自己因“宦途踪迹”而年老气衰，而“歌酒情怀”“不似当年”了。词人把自己内心情愫的表白通过一个“道”字，化作了对美人的致歉语，情致更为委婉曲折，在一句看似家常的话语中，包含了词人难以言述的内心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