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林纪事》记《能改斋漫录》载:宣和间,有题陕府驿壁云:幼卿少与表兄同研席,雅有文字之好。未笄,兄欲缔姻,父母以兄未禄,难其请。遂适武弁。明年,兄登甲科,职洮房。而良人统兵陕右,相与邂逅于此,兄鞭马略不相顾。岂前憾未平耶。因作《浪淘沙》以寄情云。
此词借景抒情。上片委婉含蓄地写出“荷花开晚,孤负东风”。下片抒发“聚散匆匆”的慨叹。“望断斜阳人不见”,流露了无限眷恋之情。全词缠绵哀怨,真挚动人。
这是王国维最有名的一首词,其隐喻多义的文学意象、自然流露的哲理思致和悲天悯人的意识形态,在《人间词》中最具代表性。
判断一首词有无言外之意,要看作者的身世经历和思想状态,还要看他所处的时代大环境,更要看作品本身的口吻和姿态。为什么说这首词不是一首传统性质的思妇之作,而是包含了哲理与意识形态之隐喻的作品?因为,当我们读到“陌上楼头,都向尘中老”这一句的时候,会强烈感觉到: 那“陌上楼头”之辽阔广泛,那“尘中”的痛苦,“老”的悲哀,都已超越了思妇的狭窄范围;那种悲天悯人的感情和对世界透彻的了解,已不属于作品中的思妇而属于作者本人了。当有了这种感受,再品味整首词就会发现,这首词几乎每一句都包含隐喻之义。
“百尺朱楼临大道。楼外轻雷,不间昏和晓”,这是写思妇居住的环境。古人常以居处之高来象征楼内人的高洁与脱俗,所以这是在烘托人物形象。“临大道”,是为引出下一句“楼外轻雷,不间昏和晓”。“轻雷”是指大道上的车马声。杜甫《乐游园歌》云 “白日雷霆夹城仗”,李商隐《无题》诗云 “车走雷声语未通”,都以雷声形容大道上的车马声。“独倚阑干人窈窕,闲中数尽行人小”的是思妇,那是一个孤独寂寞的美丽女子,站在高楼上盼望爱人归来,颇有温庭筠《望江南》“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蘋洲”的意味。如果我们单从这个角度看,则这上半阕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思妇词。
下半阙“一霎车尘生树杪”的意思是说:楼上的思妇注意着远方驰来的每一辆车子,希望有一辆是她爱人乘坐的。但那些车子都没有在楼前停下,而向前驰去,只留下令人失望的车尘。所谓“尘”,其实是一种污染。那京洛的尘土是用来比喻世俗污染的。楼外的行人固然避不过,楼上的观察者也避不过。
“陌上楼头,都向尘中老”之辽阔广泛,那“尘中”的痛苦,“老”的悲哀,都已超越了思妇的狭窄范围;那种悲天悯人的感情和对世界透彻的了解,已不属于作品中的思妇而属于作者本人了。“老”字,有零落凋伤的意思。你可以是清高的也可以是理性的,但是只要你没有割断与这个世界的联系,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你所爱和所关怀的人和事,你就无法摆脱同他们一起零落的命运。所以,此句是出自苦难众生的叹息,是自古至今所有善于观察人生却无力把握命运的智者的共同悲哀。此句颇似辛弃疾的《菩萨蛮·金陵赏心亭为叶丞相赋》词中“人言头上发,总向愁中白”。
“薄晚西风吹雨到,明朝又是伤流潦”,傍晚时下起雨来,明天大街上将到处是污水与泥泞,路人将如何行走?纵观整个人类的历史,不也一样贯穿着许许多多无常的变化吗?此句极着力,极曲折。用意难明,焉能谓之“不隔”?虽然“隔”,亦不失为佳作。
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类人:一类是老庄之徒,他们总是站在高高的云端,讽刺嘲笑这个世界的庸常和忙碌;另一类是儒家之徒,他们从感情上与这个世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从理智上又不接受这个世界的肮脏,他们致力于改变世界,却又常常遭受到沉重的甚至致命的打击。王国维属于后一类。他在词中登高望远,但他的视线永远关注着人间而不是天上。
从高楼俯视大道,会产生这么多联想,大概也只有王国维这种兼有诗人和哲学家气质的人才能做到。其实他还写过一首咏蚕诗,诗中说,蚕辛辛苦苦操劳,繁殖子孙,然后再“辗转周复始”,它这一生到底为什么呢?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人活着到底为什么”的问题。人之不同于其他生物,是因为人有理想而且有实现理想的智慧。但人的短暂一生往往不但实现不了自己的理想,还要忍受许多苦难。这当然是一种悲观的人生观,也许是应该被批判的。但须看到,王国维的这种悲观正是由于他对人生的极度执著造成的。楼中那个窈窕女子,尽管楼外有“轻雷”的噪音,有“树杪”的车尘,有“薄晚”的风雨,有“明朝”的流潦,但她所关怀、所期待、所爱的,仍然都在楼外的大地而不在飘渺的虚空,她与大地上的那个世界始终休戚相关。
评论家论诗,讲求“诗趣”,宋人魏庆之在他的《诗人玉屑》中专辟“诗趣”一门,罗列了“天趣”、“奇趣”、“野人趣”、“登高临远之趣”以为“诗趣”之宗。穆修的五言律诗《鲁从事清晖阁》,以清新的笔触勾勒了一幅恬静、闲适的风景画,是一首得“天趣”之作。
此诗咏友人新建楼阁而作。首联直书其事,写主人公于溪边新造楼阁,句中称其“庾郎”,以赞其风流儒雅。颔联写得很有气势,见出楼阁甫成,登高览远,万物为之气象一新的情景。颈联绘出烟霭迷离中所见动景,视野广阔,突出表现了楼阁之高迥。尾联写主人公公事完毕倚栏吟咏的清兴。全诗清新自然,颇有情致。
诗题“鲁从事清晖阁”,“清晖阁”是鲁从事所建阁名,诗人赞扬他的这一举动是“真好事”。“溪阁斩新开”,用字新颖。首联交代了清晖阁的主人——鲁从事;点明了位置——水边,并点明这是一座刚刚落成的新楼阁。
颔联写阁中所见,呼应首句“真好事”。“水石精神出”,意思是说,登上新建的楼阁一望,眼界顿开,原来隐而不露的水石佳处立时呈现在眼前。精神即指水石佳处。溪阁未建,佳处无人领略;溪阁一建,佳处立见。“出”字下得有力。“江山气色来”,临水之山,因水气熏蒸,显示出莽莽苍苍、郁郁葱葱的生气。山水辉映之中,具有一种特殊的韵味。所谓“气色来”,即指这种境界。
颈联写远景。雾气氤氲之中,白鹭分行而立,境界优美,宛如一幅山水画。“疏”,表现出了山野的空旷与冷寂。“远霭见帆回”,诗人在远眺中;看到烟霭里船帆悠悠而行。既写出了江水在日光的照耀下朦朦胧胧的景象,又使归帆显得遥远而模糊,给人以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感觉。这两联前二句虚写,后两句实写,把读者引入了大自然清远高旷的境界。
中间两联的写景寄寓了诗人的某种心境,而尾联则是直接的表露。诗人热爱这大自然的闲淡和高洁。他非常羡慕鲁从事在公务之余,能有这样一个赏心悦目的去处。
宋初的诗歌,尚朱脱离唐人的窠臼。这首诗也不例外。但诗人运用清新的语言、虚实相间的笔法,描绘出鲜明的形象,为江山传神,亦不在唐人山水诗之下。
《述酒》以比喻手法隐晦曲折地记录了刘裕篡权易代的过程,对晋恭帝以及晋王朝的覆灭流露了无限的哀惋之情。此时陶渊明已躬耕隐居多年,乱世也看惯了,篡权也看惯了,但这首诗仍透露出他对世事不能忘怀的精神。
为了避祸,陶渊明把这首诗写得十分隐晦。经韩子苍、汤汉及后来注家的努力,终于弄清了诗意。
全诗四句为一层次,共六层次;只有收尾作六句,组成第七层次:一、东晋运祚,由盛趋衰;二、逆篡不断,至于桓、刘;三、诗人感慨,宋代晋瑞;四、刘灭桓玄,恭帝遭害;五、除异务尽,逃也不免;六、简文应谶,晋祚告尽;七、我亲夷齐,天容当固。
这首诗的标题旁有一个题注:“仪狄造,杜康润色之”。仪狄是夏禹时代酒的发明者,而杜康是西周时人,正是在他改进了酿酒技术后,酒才风行于天下。这个题注仿佛让人们以为陶潜这首诗是在记述酒的发明发展史,其实根本不是。陶潜在这里用了影射手法,实际上是以仪狄影射桓玄,以杜康影射刘裕。桓玄篡位时用毒酒鸩杀了司马道子,而在陶潜听到的传闻中,晋安帝司马德宗和晋恭帝司马德文,也都是被毒酒毒死的。这首诗里的“酒”,实际上指的是毒死司马皇族的毒酒,这首诗实际上是在感叹东晋王朝的灭亡。
“重离照南陆,鸣鸟声相闻。秋草虽未黄,融风久已分。”
“重离”为周易八卦之一,“离”为火为日,天上的太阳暗喻地上的皇帝。司马氏的先祖出自古帝高阳之子重黎,为夏官祝融。“重离”与“重黎”谐音,指代司马王朝。太阳照到南边的陆地上,暗喻晋室南渡,东晋开始。“鸣鸟”暗喻东晋初年名臣荟萃,如祖逖、王导、温峤、郗鉴、陶侃等人,都立下了赫赫功勋。
“融风”是春天的东北风,司马氏祖出夏官祝融,所以“融风”也指代司马帝风。秋草虽然还没黄,可春风早已消失无踪,司马晋朝的运祚已趋衰颓。
这四句诗概括了东晋从开国到衰亡的百年沧桑,从中不难看出,这首诗是一首政治诗,谈论的正是晋宋易代的重大历史事件,难怪陶潜要用如此隐晦曲折的手法了。
“素砾皛修渚,南岳无馀云。豫章抗高门,重华固灵坟。”
“素砾”是白色的小石子,比喻王敦、苏峻等犯上作乱的奸邪。“南岳”是衡山,在今天湖南境内,诗中指代东晋政权。山上的云就是东晋王朝的祥瑞之云。这些小石子在长江边闪着凶光冒着邪气,将南岳山头的祥瑞云气冲散了——也就是说,东晋王朝从开国之日起,就不断发生奸邪篡逆叛乱之事,国势一天比一天衰落。
刘裕在义熙二年(406年)被封为豫章郡公,“豫章”在这里就是指代刘裕。“重华”是舜的号,他的坟在湖南零陵的九嶷山,而晋恭帝司马德文逊位后正是被封为“零陵王”,“重华”在这里暗指司马德文。在平定桓玄之乱的过程中,以刘裕为代表的寒门庶族将领,逐渐掌握了军政大权,以王谢为代表的世族官僚,逐渐成为他们的依附势力,最后东晋王朝终于覆灭,刘裕建立了刘宋新朝,东晋末代皇帝司马德文,虽然谦恭逊位,最后也难逃他的魔掌!
“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神州献嘉粟,西灵为我驯。”
义熙十四年(418年),有人向刘裕敬献“嘉粟”,刘裕献给晋安帝,晋安帝让刘裕保存。“嘉粟”是一茎多穗的稀有禾谷,古代认为是祥瑞之物,一旦出现就昭示着要出圣人。晋安帝让刘裕保存“嘉粟”,暗示自己准备将天下禅让给他。可就在那年年底,刘裕命人将晋安帝害死,又立司马德文为皇帝,以应“昌明之后有二帝”的谶语。
“西灵”应当作“四灵”,指龙凤麟龟四种祥瑞之物,陶潜可能是故意写错,以免被当权者看懂。四种祥瑞之物都被刘裕驭使,暗喻他杀害天子篡权夺位的罪孽。
这四句写陶潜当初听到晋安帝被害的消息,义愤填膺,悲哀难抑。多少个夜晚他流泪叹息,一直到雄鸡啼鸣还难以入眠。而如今连已经逊位的晋恭帝竟然也惨遭杀害,诗人的悲愤更是无法言喻。
“诸梁董师旅,羊胜丧其身。山阳归下国,成名犹不勤。”
“诸梁”指沈诸梁,是战国时楚国的大将。“羊胜”应该作“芈胜”,陶潜也是故意写错。芈胜是楚国王族,他的父亲太子建在郑国遇害,他想报仇,楚国的令尹子西不从,他就杀了子西,将楚惠王赶出国境,自立为楚王。沈诸梁闻知后就率领军队攻打芈胜,芈胜战败自杀,楚惠王得以复位。陶潜引出这个典故,是为了影射刘裕举义推翻桓玄之事,也颇有讽刺意味:刘裕是靠着推翻篡位夺权的桓玄掌握军政大权的,而现在也做出篡逆之事,原来与桓玄是一丘之貉!
曹丕建立魏国后,封让位的汉献帝刘协为“山阳公”,让他迁居出洛阳,但并未加害,山阳公刘协得以终其天年。陶潜引出这个典故,更是在责骂刘裕,骂他连已经逊位的司马德文都要杀害,连曹丕都不如。
“卜生善斯牧,安乐不为君。平王去旧京,峡中纳遗薰。”
汉朝的卜式是放羊的高手,曾经对汉武帝说:“治理人民和放羊的道理有些相似,我放的羊全都要是能够按时起居的,只要有偷懒睡觉的就杀掉,害怕它们败坏了整个羊群。”陶潜引用这个典故,暗喻刘裕为了达到篡晋称帝的目的,二十年来处心积虑地诛除异己,过去协同他讨灭桓玄的刘毅、诸葛长民、司马休之等人,都先后被杀。“安乐不为君”,是指褚秀之、褚淡之等人媚宋求荣,协同杀害晋安帝和晋恭帝。
“平王”在这里是指代“平固王”,元兴二年(403年)桓玄篡位称帝,封晋安帝为“平固王”,将他从建康赶到寻阳。“峡中纳遗薰”用了《庄子》里的一个典故,讲古代越国连续有三个国君被杀,王子廀本该即位,但他怕死跑到丹穴躲藏起来。越国人到丹穴去请他,他躲藏在峡谷里不肯出来。越国人就点燃艾草,用浓烟将他薰了出来。他登上王车仰天长叹:“为什么一定要我来当国君呢?”陶潜用这个典故,暗喻司马德文是被刘裕逼迫才继位称帝的,如今也被杀害,刘裕的心肠何其狠毒!
“双阳甫云育,三趾显奇文。王子爱清吹,日中翔河汾。”
“阳”为日,两个“日”组成一个“昌”字,是指晋孝武帝司马昌明。他生个两个儿子,就是后来的晋安帝和晋恭帝。传说晋简文帝司马昱曾经见过一条谶语:“晋祚终昌明”。根据谶语以为孝武帝无子,谁知他竟生了两个儿子,在他死后将晋朝延续了二十几年。
“三趾”是指三足乌,神话传说中背负太阳的神鸟。传说只要看到它飞停到屋顶,世上就会出天子。这一句暗指刘裕为了应证“昌明之后有二帝”的谶语,杀晋安帝立晋恭帝,后来又将已经逊位晋恭帝害死,滥杀无辜,荼毒生灵。
王子晋是传说中周灵王的太子,擅长吹笙,修炼二十年后成仙,骑着白鹤飞上天去了。陶潜在这里隐去一个“晋”字,只写作“王子”,正说明这两句诗暗喻晋王朝的覆灭。“日中”是正午,“正午”在古代又称“典午”,而“典午”是有晋一代人们为了避讳专门用来指代“司马”的词。“典”与“司”意义相近,而“午”在干支中的属相正是“马”。“河汾”指黄河和汾河,是西晋王朝的发祥之地。这两句话进一步暗喻晋朝气数已尽运祚已终,表达了诗人沉痛的心情。
这四句诗在字面上组成非常奇幻凄艳的神话意境:重生的太阳相继从天空落下,三足乌衔着谶语来到人间,王子晋吹笙骑鹤飞上了西天,正午时分翱翔在黄河汾水上空。而喻指的却是晋朝终于覆亡皇帝相继被杀的历史事件。
统治当代诗坛的象征手法和意象群诗体,其实在《离骚》中就有,中国古代诗人也都会玩,而且都玩得很棒。但他们绝不像时下的诗人们瞎玩滥玩,玩得不成名堂。陶渊明的这首《述酒》,就是很好的范例。
“朱公练九齿,闲居离世纷。峨峨西岭内,偃息常所亲。天容自永固,彭殇非等伦。”
春秋时越国人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报仇雪耻攻灭吴国后退位隐居,被封为“陶朱公”。陶潜在这里故意隐去一个“陶”字,正是为了用“朱公”指代自己。他借范蠡隐居的典故表达自己在晋宋易代后的决心,一定要闲居避世,远离人世间的扰攘纷争。
“西岭”指西山,也就是首阳山,伯夷叔齐在商周易代后隐居到首阳山,不食周粟,采薇而食,最后活活饿死。陶潜要求自己以伯夷叔齐为榜样,绝不作媚宋求荣的不忠不义之事。宁可饿死,也不到刘宋新朝去做官求禄!
诗人最后说:老天爷要我陶潜活多少年,我就活多少年,要我饿死我就饿死,我绝不出仕新朝!其实未成年就夭折的殇子与活了八百岁的彭祖又有什么区别?人生的意义不是寿命的长短,而是品格和气节。
陶潜写《述酒》的时候,一定悲痛愤怒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但他又只能用隐蔽晦涩的手法去写,甚至故意写错几个字,好让当权者无法看懂,也就无从迫害他。他对东晋王朝刻骨铭心的感情和对末代皇帝被残杀的切肤之痛,都深深隐藏在这首诗里。
此诗被看作刺世诗,更恰切地说,是一首史诗,是中国文学史上优秀的史诗。
据《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子曰:‘武王克商,作《颂》曰:……又作《武》,……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可知《桓》是乐舞《大武》六成(第六场)的歌诗(关于《大武》的详细介绍,见《周颂·我将》一诗的鉴赏文字)。据《礼记·乐记》,孔子对《大武》六成所表现的历史事件作有如下说明:“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按,旧读“崇”下断句,非)。”郑玄注解“六成”为“六奏象兵还振旅也”。而《毛诗序》云:“《桓》,讲武类祃也。桓,武志也。”孔颖达疏云:“《桓》诗者,讲武类祃之乐歌也,武王将欲伐殷,陈列六军,讲习武事,又为类祭于上帝,为祃祭于所征之地,治兵祭神,然后克纣,至周公、成王大平之时,诗人追述其事,而为此歌焉。”则所述与《礼记》所引孔子之言不合。按谥法辟土服远曰桓,此篇文字又有“于以四方,克定厥家”之句,表明周王朝已经统有四方,则毛序孔疏谓此诗为武王伐殷讲武类祃之乐歌与原诗文本不合。今按:《大武》六成的乐舞表现的是周公带成王东伐奄国之后,回到镐京,大会四方诸侯及远国使者,举行阅兵仪式,即所谓“兵还振旅”,以扬天子之威的史实,《桓》诗即为举行阅兵仪式前的祷词。
诗的前三句,是以“绥万邦,娄丰年”来证明天命是完全支持周朝的。“娄丰年”在农耕社会对赢得民心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百姓对能致物阜年丰的王朝总会表示拥护;而获得农业丰收,在上古时代离不开风调雨顺的自然条件,“娄丰年”便理所当然地成为天意的象征。中间四句歌颂英勇的武王和全体将士,并告诉全体诸侯,武王的将士有能力征服天下、保卫周室。叠字词“桓桓”领出整段文字,有威武雄壮的气势,而“于以四方”云云,与首句“绥万邦”上下绾合,一强调国泰民安,一强调征服统治,而都有周室君临天下的自豪感。最后两句是祷告上苍、让天帝来作证,以加强肯定,同时也是对第三句“天命匪解”的呼应。诗的核心就是扬军威以震慑诸侯,从而达到树立周天子崇高权威的目的,其内容正与《尚书·周书·多方》一致。诗名为《桓》,“桓”即威武之貌,正点明了主题。诗的语言雍容典雅,威严而出之以和平,呈现出一种欢乐的氛围,涌动着新王朝的蓬勃朝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