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自传的开头一段，先概括地介绍自己的退居生活。自传的第二段，具体描述他的半隐居生活，而最突出的是赋诗与酿酒。自传的第三段，作者为自己的放情诗酒的生活作辩护。他认为自己对诗酒的爱好，比那种经商、赌博、炼丹服药都要好，不会招祸、破产或为药所误。这篇自传如他的诗歌一样，语言平易清新，多处运用排比句，句式整齐，读来极为流畅。
开头一段，先概括地介绍自己的退居生活。传记一般要在开头交代传主的姓字籍贯，而这篇自传开头却说：“忘其姓字、乡里、官爵，忽忽不知吾为谁也。”这是模仿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体例，表示自己既过半隐居的生活，自己的姓名之类无所谓了，同时也透露自己因酒醉之深而忘记而糊涂了。接着写他在洛阳住处的环境及爱好。他“家虽贫，不至寒馁”，这是半隐居生活的生活条件。从五十八岁到六十七岁十年中，白居易先后在洛阳任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官职，其中除河南尹两年外，另外两个官职都是一种加官，并非实职，可以领到薪俸但不用于实事，很清闲。这种既当官又无实职的生活，白居易称为“中隐”。他在《中隐》一诗中说过，不做官便要有冻馁之苦，做高官便要有忧患，“不如做‘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实际上这是一种半隐居的生活，陶醉于饮酒、作诗，这就点出了“醉吟先生”的题意。
第二段，具体描述他的半隐居生活：研究佛学，与佛教朋友、诗友、酒友交官，听歌吟诗，饮酒、官山水，而最突出的是赋诗与酿酒。
第三段，作者为自己的放情诗酒的生活作辩护。他认为自己对诗酒的爱好，比那种经商、赌博、炼丹服药都要好，不会招祸、破产或为药所误。因此表面上“自适于杯觞讽咏之间”，认为沉迷在醉吟之中是“幸甚，幸甚”，其实内心并非真的一味快乐“自适”。他的“吟罢自哂”是一种苦笑。因为传主“醉复醒，醒复吟”，“醉吟相仍”，整日在昏昏沉沉之中。这种状态决非是正常的生活，也决非是真正的内心快乐。他醉吟的目的，是为了“得全于酒”，借酒麻醉自己，避开政治斗争，免祸求全。所以传主纵情诗酒，在表面的闲适中还隐藏着对现实无可奈何的悲哀、沉重的失落感和内心苦闷。白居易在早年曾写过许多讽谕诗，为民叫苦，干预现实；作为一个左拾遗的谏官，也曾尽过职责。而到了晚年，思想消沉，竟成了“醉吟先生”。究其原因，首先不能不归结到封建社会对一个正直知识分子造成的精神上政治上的压抑；其次是白居易自己信奉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信条，晚年几乎完全倾向“独善其身”。另外，他还受佛道的影响，使自己的晚年既在佛道中找寄托，又使自己的思想更趋于消极。
这篇自传如他的诗歌一样，语言平易清新，多处运用排比句，句式整齐，读来极为流畅。全文从头至尾能紧扣题目中“醉吟”二字，围绕传主别号展开描写与议论，塑造了晚年白居易的自我形象。
首联总写金山胜景。诗人用“烟波微茫信难求”的海上仙山蓬莱岛为喻写金山夜景，十分恰切，夜色朦胧，长云漠漠，连飞鸟也为难以前往而发愁。可是“蓬莱有路教人到”，诗人的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
颔联让人想起李白“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句式上虽有点模仿的痕迹，但不乏创新。李白以气势胜，杨蟠以炼句胜，各有千秋。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出句中的动词用得很妙，尤其是“乱点”和“出”，把山给写活了，不但有生气，而且有灵气。比王安石《桂枝香》中“翠峰如簇”要生动得多，就连李白的“半落”，也怕是“稍逊风骚”。
颔联写的是白天，颈联写的是晚上。这一联要比王安石的“天末海门横北固”和“远有楼台只见灯”那几句“尤胜”（方回《瀛奎律髓》），苍茫的天宇下，多景楼、北固山“横空出世”，屹立天际，千百年来“阅尽人间春色”与沧桑；灯火辉煌的“淮左名都，竹西佳处”扬州城依然非常繁华，“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的景象是十分令人神往的。这一切，在朦胧的夜幕轻纱的笼罩下，和蓬莱仙山简直没有什么两样。
尾联若理解为取李商隐《重有感》中“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的诗意，似乎是吹捧裴如晦也能“安危须共主君忧”。若以纯写景解，却别有一番风味。金陵上空的一轮明月，正挂在牙旗上，船在江中破浪前行，那月亮似乎像是坐在浪头上。这样写江中明月确实非常别致，非常独特，非常新颖，比张若虚“滟滟随波千万里”有趣得多。
这是一首井冈山黄洋界保卫战的赞歌，是一首抒写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光辉史诗，是毛泽东许多以革命战争为题材的诗词中最早的一首词。这首词题为“井冈山”，内容却不是描写山景，而是通过写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军民第二次反“会剿”战斗的关键一仗——黄洋界保卫战，热情歌颂井冈山人民武装斗争的胜利。
词的上阕写战前气氛和敌我双方的态势。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这两句概括了红军士气高昂，严阵以待的雄壮声势，栩栩如生，为全词的雄伟气势以及词的结尾与红军的胜利作了铺垫。黄洋界处在井冈山上很高的位置，从这里向下远望各山头，到处是红军迎风招展的战旗；到处军号高鸣，战鼓齐奏。说明红军早已严阵以待。1964年1月27日，毛泽东回答《毛主席诗词》英译者的解释是：“‘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旌旗’和‘鼓角’都是指红军。黄洋界很陡，阵地在山腰，指挥在山头，敌人仰攻。山下并没有都被敌人占领，没有严重到这个程度。‘旌旗在望’，其实没有飘扬的旗子，都是卷起的。”“山下旌旗在望“喻指山下的部分红军即袁文才、王佐领导的三十二团，以及井冈山一带的赤卫队、暴动队等地方武装也在坚守井冈山，山下并没有都被敌人占领。“山头鼓角相闻”，喻指守卫黄洋界的红军第三十一团第一营，以不足一营的兵力，利用悬崖峭壁的地形顽强抵抗敌人的进攻。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这两句用夸张的手法写敌人人多势强，气焰嚣张，红军被敌人重重包围；但在这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下，英勇的红军毫不畏惧，视万千敌人如虫蚁，沉着应战，泰然自若，岿然不动。衬托了红军英勇善战的大无畏英雄气概。虽然敌人在数量上占了很大的优势，把红军一层又一层地包围起来，岿然”一词，充分表现了红军巍然屹立的雄姿。
下阕写战斗经过，军民万众一心，粉碎了敌人的围攻，战斗取得胜利。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这两句写红军已预料到了敌人会乘虚前来围攻，早就做好了充分准备，筑好了防御工事，戒备森严，军民团结一致，众心成城，英勇抗敌的情景，写出了红军战胜敌人的原因。这里“森严壁垒”、“众志成城”，与“岿然不动”前后照应，既显得典雅雄壮，又韵味深长。
“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这两句写具体的战场（黄洋界）和战斗结果（有人报告说，敌人听到了红军在黄洋界打的炮声，惊慌地在夜晚逃走了），即战斗取得了胜利。这胜利是通过“炮声”传报的，陈毅说：“在战争中尝有炮声雷鸣而敌已开始逃跑。此敌之起身炮也，我之送行炮也。不可不知。”这两句极为形象地描绘了这次保卫战，巧妙地嘲笑了敌人，有力地鼓舞了红军民，同时与上阕军军民的备战与岿然不动的情景照应，前后贯通，无懈可击。
《西江月·井冈山》是一首纪实性很强的诗歌，一首小令，仅五十字之简约篇章，却能如此真实地记录了黄洋界保卫战这样的一场战役，非大手笔而不能为之。这首“在马背上哼成的”诗歌，虽然是一首超小型的叙事诗，但纪实之中有言志，有抒情，有议论。我们清晰地看到，《西江月·井冈山》一词，与《井冈山的斗争》这样的政论长文，居然可以如此紧密地互文见义。在中国历史发生大转折、中国共产党人艰苦探索全新革命战略的年代，毛泽东作为一个卓越的政治家，把自己的政论思考熔铸到自己诗词的意象之中，其抒情逻辑蕴涵着他在军旅征战之中的革命预见。这是毛泽东井冈山时期诗词的一个最有时代特色和个人风骨的特点。
此诗抒写游子怀乡之情。
“北风初秋至，吹我章华台”两句，分别点出时令、地点，写了北风袭来，秋意萧瑟，滞留在楚地的诗人于黄昏时登台望乡，从向晚的北风中领略到阵阵清寒。起首以“北风初秋至”一句提领全篇。次句提到的“章华台”在楚地，表明诗人其时正滞留楚地。
夏末秋初，日常气温仍很闷热，季节变化不甚分明。只有到白昼将尽，暑气稍退，晚风中才透出秋意。大凡他乡游子，对于节候的变易十分敏感，尤其冬春与夏秋之交，其间风物变异虽微，却格外令人关情，如唐人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云：“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诗人以高台秋风起兴，发为咏唱，言外隐然有“归欤”之叹音。这两句渲染出一片游子悲秋之意绪，涵盖全篇。
“浮云多暮色，似从崦嵫来”两句，诗人以色调浓重的笔墨描绘傍晚时分，高天暮云流走，言其似从西极崦嵫山吹来，以显示楚天千里、瞑色苍茫的阔大境界，衬托出高台之人的孤独寥落形象。
“枯桑鸣中林，络纬响空阶”两句则较细致地描写秋声：地上林木摇落，枯桑因风作响；台前空阶寂寂，莎鸡声声悲鸣。这里以秋物之有声来反衬周围环境的寂寥萧瑟。诗人面对此情此景，触绪纷来，黯然伤神。这节叙景承首句“北风初秋至”而来，从高空浮云写到地上林木，从远山暮色写到空阶络纬，以见风之动物，物之感人。画面上笼罩着一派清秋的凄凉与衰飒气氛。
末一节由叙景转为抒怀，以“翩翩飞蓬征”一句引出。此句写蓬草随风飘浮，既遥承头一句“北风初秋至”而言风之动物，又与下句“怆怆游子怀”关合，文句自然成偶。两句以飞蓬的顺风飘扬，喻游子的千里流荡，触景伤怀，怆然而悲。出此一笔，亦赋亦比，章法转落无痕。最后以“故乡不可见，长望始此回”作结语。此言诗人眺望故乡，盼自此而归。然天长地阔，故乡望而不见，不禁悲怅萦怀。结尾两句回映前文的登台远眺，提明篇旨。通篇笔意融贯，浑成一体。
这首诗写景有其独创之处，主要不在描写技巧的高明，而在写景本身所显示的一种新的变化。大抵在建安以前，诗歌中的写景，主要是作为比兴，所占的比例也较小。照清吴乔《答万季埜问诗》所说：“《十九首》言情者十之八，叙景者十之二；建安之诗，叙景已多，日甚一日。”而这首诗年代虽不能确考，但至少与《古诗十九首》相当，是可以确定的。
从一方面看，诗人于自然风物并非纯作客观地描摹形态、状写声色，其中确带有某种喻示性。例如浮云、暮色，既是摄取眼前景物入诗，然而一经描绘，便成为具有特定意象的事物。清秋暮色之于离愁，无根浮云之于游子，都是古代诗歌中经常联系在一起的形象。由此而言，此诗叙景仍可见出《诗经》以来传统的以景物为比兴的痕迹（这种情形在魏晋以后诗歌中依然常见）。
但更值得注意的另一方面是：此诗的写景已不再是用一两笔作穿插点染，它在诗中占有显著的篇幅和地位，这一事实意味着自然景物的描写已有脱离只作抒情叙事的陪衬和纯属比兴的媒介物，而以具有独立审美意义的描写对象出现的趋向。尽管它仍带有从传统诗歌叙景方式中脱胎而来的痕迹，却有不同于《诗经》乃至《古诗十九首》的新的特质。换句话说，建安以后才较为普遍化的注重写景的倾向，在这里已经有所表现，这可以说是一种带有创造性的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