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用刘表、王粲事，抒写怀才不遇的郁闷。
“鸡鸣风雨潇潇，侧身天地无刘表。”起句突兀，化用《郑风·风雨》“风雨潇潇，鸡鸣胶胶”之句，“风雨”便象征乱世，“鸡鸣”便象征君子不改其度。这一句是把握词旨趣的关键，没有这一句，就可能把词理解成悲秋思乡，有了这一句，就知道词人表达的是英才思明主的“择木之意”。汉末初平三年，董卓部将李傕、郭汜在长安作乱，大肆烧杀劫掠，百姓遭殃。刘表为荆州刺史，荆州没有战乱，较为安宁，所以很多人到那里避乱，王粲因为跟刘表是同乡，两家有世交，故此去投靠他。所以这里不是一般意义地赞美刘表，而是以王粲自比的延伸。此句重笔描绘出一幅寒冷阴暗、风雨交加、鸡声四起的背景，渲染了一个风雨如晦，看不到曙光的环境，暗示元末社会风雨飘摇，动荡不安。词人感叹天地之大，竟无像刘表那样的人可以依附，流露了他的失路之悲。
“啼鹃迸泪，落花飘恨，断魂飞绕。”杜鹃，又叫杜宇、子规、伯劳、鹈鴂，自从屈原把它写进《离骚》，它就与古典诗词结下不解之缘。它既被用来表现或烘托思归之情，又用作“落花时节的标志”，或者是时序更换的标志。“啼鹃迸泪”和“落花飘恨”用拟人的手法，把词人沉痛悲怨之心披露无遗，杜鹃的啼鸣又隐含了无限的乡愁，引发了下片的怀乡之情。由于连“依附刘表”亦不可能，便感到魂断无依。词人侧身于天地之间， 骋目四望而无栖息托身之地， 其内心之痛苦有如杜鹃啼血。此句不是词人一般意义上对于生命的惋惜，而是他基于事业功名的执着追求。自古仁人志士，总伴有岁时惊心、时序迁流的紧迫感，在看似伤感的表层下掩盖着积极进取的人生动机。
“月暗云霄，星沉烟水，角声清袅。”“月暗”、“星沉”进一步渲染拂晓前天色的阴沉压抑，画角之声也是那样凄凉哀厉，令人生悲。在这里，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对时光的执着与敏感。
“问登楼王粲，镜中白发，今宵又添多少。”以王粲自比在前面已提到，而“登楼王粲”是以“登楼”为具体语境，这意味着词人并不是在一般意义上自比王粲，而是有着特定的负载信息。滞留异地、有家难归的思乡之情，施展才华、拯世济物的用世之心，以及日月逾迈、志不获骋的焦虑沉淀在刘基的内心深处，反复出现在其词中，揭示了词人复杂的心理。
下片抒写乡愁，紧承登楼。
“极目乡关何处？渺青山、髻螺低小。”词人极目远眺，不见家乡，只见如髻螺般的远山，横于天边，使人惆怅。那远山挡住了自己梦回家乡的道路，眼望不到，梦魂难飘，此恨怎消？词人把其为朝廷命运担忧，为个人前途而苦苦思索的郁志之弗舒，付之于这句话。
“几回好梦，随风归去，被渠遮了。”以责怨之笔写青山遮梦，意境奇警，更觉深哀。
“宝瑟弦僵，玉笙指冷，冥鸿天杪。”词人万般无奈之下，只有借音乐以表哀思，谁想弦僵指冷，难以成调，最后只能目送飞鸿消失在天边，遥寄乡情。至正十三年，刘基建议捕斩方国珍，上官非但不听，反将其罢黜浙东元帅府都事，羁管绍兴，于是词人发出“千古钟期今已矣，空惨怆，对瑶琴”的深深感叹。同时又是暗用嵇康《赠兄秀才入军》诗“目送归鸿，手挥五弦”（其十四）所表达的理想人格之意及知音不在的感慨之意。
“但侵阶莎草，满庭绿树，不知昏晓。”收束全词，没阶的莎草和蔽日的庭树，使人难辨晨昏，这既是写景，也是世事昏暗，自感前途渺茫的心理写照。照应了“鸡鸣风雨潇潇”，在情感上造成回环往复，增加一唱三叹的摇曳之美。而且，“不知昏晓”实又暗喻元末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刘基一向以王佐之才自命，意欲澄清天下，礼义治国，然而天下扰扰，何去何从呢？这是摆在词人以及当时所有士人面前的一个难题，此词正是他此时矛盾、困惑心情的写照。
全词以啼鹃、落花、断魂等意象的迭加与组合，托物以寄兴，将忧愤、哀怨、惆怅、彷徨，融于一体，既有思乡之情，写意空灵，造语典雅，用典自然贴切，含而不露放之风。既有思乡之情，又有失路之悲，节奏强烈快捷，如急风暴雨，颇有豪放之风。
《雪谗诗赠友人》是一首以四言为主的古诗。全诗可分五段。
第一段，由起首到“事往日迁”。开头两句是叹喟，由此引出全篇。叹喟自己徒有一番“济苍生，安社稷”的才能和志向，反而落个大才难用，受谗遭谤的境地。接下两句是因“伯玉年五十时知四十九年之非”，恰好诗人也届此不惑之年，故有同感，感到往日之非。因为他本想“奋其智能，愿为辅弼”，然后功成身退，可这个愿望未能实现，既然立功无望，那就退而求其次，去以立言为务吧。接下两句“立言补过，庶存不朽。”因为立言也同立德、立功一样是经久不废的不朽事业。而著书立说，写诗作文也都是立言的内容。“补过”二字正反映出他的心情是沉痛而真切的。难道过去的追求真的错了吗？话虽如此，从李白的一生来看，今所谓的“立言”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因为当时的士人虽推重诗文、学业，但多把它作为进身的阶梯，终以出仕入相为目的的。
从“包荒匿瑕”到“事往日迁”是对其要立言不朽的补充。说他年过半百才有此感悟，原来仕途不通，怀才不遇，究其原因是受谗谤所致，从而引出他的回顾，重点是雪谗。诗中“荒”、“瑕”、“丑”，指污秽、缺点、丑恶。这是他对事物的分析，实是对时弊的指点，已看出盛唐的败象，从而也作为他立言雪谗的背景和依据。接着以《月出）为例借古喻今，证明立言自古有之，是不朽之言。因为《月出》相传是有讥刺好色之意的一篇名诗，又由彼及此，虽然自己现在“感悟”晚了些，知道过去之“非”了，但还可以“立言补过”，否则到晚年就会抱憾终身。
由“白璧何辜”到“谁察予之贞坚！”为第二段，主要讲自己是无辜的受害者。他以白璧自喻，把奸佞肖小比做青蝇，所以他的遭谗正如“蝇粪点玉”一般，是被玷污的。接下说的是人言可畏，因为闲言碎语多了也是危害很大的。“群轻”四句是说轻微的东西如果积聚多了也能压坏车子，沉了船：即使是羽毛，它如排列好也会使鸟儿飞上天，可见上下其手的厉害。诗人再类举说明其危害性，由一般到具体，由人及己，进而危及国家社稷。如那闪光夺目的“贝锦”原是谮人们像女工织锦一样在暗地里做成的“文章”（指诬谄他的罪名）。如当时他被说成是“狂士”、“酒徒”，甚至被诬为“恃才傲物，指斥乘舆”、“交通外官，图谋不轨”。继而又举聚沙成埃、洪水成灾等例子说明谗谤的危害。其中的重点是“拾尘掇蜂，疑圣猜贤”两句。“拾尘”指颜回把掉进饭里的脏东西“偷”吃了，有人告他偷吃，这对孔门子弟来说可是个严重的问题。当时连孔子也半信半疑，他佯称要用这饭去祭祀，颜回则坦然地说，因有脏东西掉进去，把饭都倒掉可惜，因为他们正在挨饿，是他拾起来吃了，这饭不能祭祀了。于是真相大白，颜回又得到了孔子的信任，被誉为“复圣”。“掇蜂”是说伯奇之贤的故事。伯奇素仁孝，但遭后母忌。一次，他见后母衣领上有只青蜂就去捉了，谁知中了计，被诬为“调戏”后母而遭放逐。后来弄清事实，伯奇被召回，后母为其父所杀。“惺惺惜惺惺”，作者用这两个典故无疑是他的自况，以圣贤自喻。因凡圣贤无不经受磨难，他也如此，而所不同的是颜回和伯奇都平反召雪了，为后人所推崇，可他还在忍辱负重，何时才能出头？何时才能为人所理解呢？这或许是他的幻想，但不必苛求古人，因为他不可能超越那个时代，反之亦可见其坚贞。相反的是他离京后，以玄宗为首的一伙权贵们更是骄奢淫逸，残暴专横，可还在吹嘘什么“野无遗贤”了，一般士人都无出路。所以诗人在说“疑圣猜贤”的同时，又指出由于奸佞当道，谗谤横行的危害，必将会造成“交乱四国，播及八埏”的严重后果。对于谗谤的危害及自己的无辜，作者苦口婆心，如泣如诉地说了这么多，他只得哀叹，有谁能理解我呢？也等于说希望能得到人们的理解，理解他的一片忠贞和坚毅的追求。这时的作者年已五十，离长安已近八年了，这是他最痛苦、最矛盾的时期。他经常纵酒浪游，甚至去求仙学道，很是消沉。他又时常愤慨不已，抨击时弊，这说明他既有牢骚又关心国事。但他又总不失拳拳之心和傲岸之性。如曾有诗云“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看来他还想着大器晚成。所以有时他也想复归再图，如“长安不见使人愁”，又想念着长安。但同时也写道“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表现他傲岸不屈，旷达不羁的性格。看来这后一种思想是主要的是积极的，他之所以炼丹学道，纵酒浪游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从当时杜甫的诗中可以看出，“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谁为雄？”因为李白是长安失意，杜甫也不得志，所以他二人能心心相印，愤世嫉俗，慨叹英雄无用武之地。可惜像杜甫这样能理解他的人确实不多。也或许是李白的雄心壮志与他那傲岸风骨的矛盾是为世俗所不容的。因为在当时只有那些斗鸡玩鸟，阿谀谮谗的人才会得到重用。
第三段是由“彼人之猖狂”到“其如予何！”大意是面对谗毁决不屈服，而且要以天下为己任，“天生我材必有用”。“彼人”四句取自《诗经》，原诗是讥刺卫宣姜的淫乱，这里有借古讽今，讥刺杨贵妃的用意。接下四句是说那些谮谗之徒的罪恶累累。因须贾曾自供其罪恶是“擢发续罪，尚未足”，可见其罪恶之多。“倾海”句是由“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化用来的，也是形容罪恶累累的。作者的这些话是有所指的。据记载，李白在长安初任供奉翰林时，玄宗赏识，自己也得意。如玄宗在金銮殿上诏见他，“以七宝床赐食，御用调羹以饭之。”他也觉得“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丹雪胸臆。……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他“敢进兴亡言”又代草王诏，据传有《出师诏》、《和蕃书》等，又写了一些歌咏宫廷生活，赞颂溢美的诗词，如《宫中行乐词》、《清平调词》等，都很受玄宗和太真妃（此后才封杨玉环为贵妃）的赏识，每每赐宴加赏。然而这时的李白又成了有名的“酒中八仙”之一，经常醉卧长安。有一次，李白“赏识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脱靴，由是斥去。”高力士是无才无德的宦官，但善献媚谮谗，故深得玄宗的宠信，权倾朝野，炙手可得。为报脱靴之辱，他挖空心思，摘李白《清平调词》中“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的句子向杨玉环进谗。而这词作本是夸她美的，她曾十分得意并对李白有过赏赐的。今高力士又左右其手说什么李白低贬了她，拿她同赵飞燕相提并论。因为飞燕虽贵为汉成帝的皇后，可原出身于歌妓，恰巧太真妃的出身也不高，原为寿王妃，应算是玄宗的儿媳，今得宠于玄宗，有可能加封，故对此“低贬”十分忌恨，深怕影响她的前程，于是她们便沆瀣一气，竭力谗陷李白。据传谗毁李白的还有玄宗的女婿，同为翰林的张垍。在这种情况下，李白感到他的初衷无法实现，对玄宗失望；再加受到诋毁等因，如有诗说“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消。”遂有归隐之念。于是不久他就被“恩准赐金还山”了。对此，他认为尽管“坦荡君子”是不屑于那些谗谤的，但面对现实，“人生实难，逢此织罗”即人的生死难卜，如一旦陷入他们的罗网，就会遭到“销金”、“磨骨”的残害。从这一点讲，他主动辞官离京是幸运的，当然也是被迫的。因他当时也是担惊受怕的，如曾说“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黄金笼下生”。他离京不久后的情况正是这样。一方面是高力士、杨贵妃及其兄、姊、李林甫等都加官进爵、姿意横行；另一面则是大批忠良惨遭迫害，如名士兼太守李邕、韦坚、裴敦夏均被害，前相李适之被逼自杀，名将王忠嗣也遭贬而死，又株连抄没，一片白色恐怖。对此，李白不畏缩而是“沉忧作歌”，如对李北海、裴尚书等作诗痛悼，对黑暗政治大加挞伐。所以他效法孔子身处绝境而从容放歌，“天未丧文，其如予何！”意即如上天不抛弃文化，那文化表现在我身上，所以别人的谗毁又能对我怎样呢！可见诗人是把立言当作不朽的事业，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在此时期他写下了如《梦游天姥吟留别》、《殷后乱天纪》、《丁都护歌》、《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等讥评时弊，同情人民的不朽诗篇。在他的创作历程上也是个转变，即现实性和批判精神是个新特点；他的政治抒情诗也达到了很高的造诣。
从“妲己灭纣”到“遂掩太阳”为第四段，是此诗的深刻之所在。由“妲己灭纣”到“毒亦淫荒”都是讲的“女祸”。他先用了妲己、褒姒妖媚取宠，导致国亡身灭的史实说明“女祸”的危害，这是旧史观，但在当时是有说服力的。值得注意的是他又列举秦皇太后和吕后淫乱的例子，这是步步进逼，把矛盾直指杨贵妃了，同时更预言“女祸”的历史悲剧将要重演。因据史载，秦始皇的母亲在继吕不韦之后又同其臣下嫪毐私通；汉高祖刘邦的皇后吕氏也同臣下审食其有私。所以这不言而喻是在揭露杨贵妃与其臣下、养儿安禄山的淫乱丑闻。安禄山本胡人，善战，但更善钻营，他镇守边疆，经常弄虚作假，邀功请赏，累累加官为节度使。他又巴结京官，走高力士、杨贵妃的门路，在玄宗面前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故深得玄宗的宠信，又恬不知耻地向贵妃献媚，说什么，胡人只知有母，以母为大，故被贵妃收为养儿，遂出入宫掖，与贵妃淫乱。这丑闻在当时皆讳莫如深，今唯有李白敢“冒言之”，可见诗人的勇气是令人折服的。又传玄宗曾要给李白加官重用，连续三次为贵妃所阻。关于李白和杨贵妃的斗争，还有待史料的证实和补充，但可以肯定这是蔑视权贵、主张仁政同昏庸腐朽、专横残暴的斗争。李白对贵妃的揭露和批判是必要的是有进步意义的，决不是什么个人恩怨问题。因为有人以李白不屑于恩怨攻讦为由，从而认为这首雪谗诗是伪作。这等于说李白对贵妃的讥刺是个人恩怨，是不应当的。这种看法是不全面、不符事实的。因为李扬的矛盾和斗争如上所述是有代表性的，个人之间恩怨只是其具体表现而已。同时李白也不只抨击贵妃一人，对贵妃的抨击也不只这一首诗，更不限于个人间的瓜葛。如《古风·咸阳二三月》、《古风·殷后乱天纪》等都含有对杨贵妃的讥刺。不仅如此，作者的笔锋又指向唐玄宗，说他“昏”。“螮蝀”两句是借天象说人事，从字面上看是因为虹这股淫气使太阳发昏了，但也不难理解为正是万乘之尊的皇帝“作昏”，所以才有“女祸”之害。事实正是如此，玄宗的前期，励精图治，有“开元盛世”之称，可到后期则沉溺声色、荒于朝政，虽招贤纳士，如命李白为待诏翰林，但只不过是为了装点门面，多个弄臣而已，一旦犯龙颜则弃之不惜。相反，他亲小人，爱奉承，听谗言害忠良。如杨、高、安、李等人的得势与作乱都是他姑息养奸造成的。是他连连加封安禄山为三镇节度使的，又封杨贵妃的三个姊姊为国夫人，还肉麻地叫“姨”并给予“宠幸”。如此“作昏”，上行下效，乌烟障气，所以诗人以史为鉴指出：它将同历史上的“女祸”一样会弄到“天维荡覆”的地步。
最后一段的主要精神是通过雪谗向友人重申：虽怀才不遇但忠贞不变。“万乘”两句是作者的自慰，连万乘之尊的皇帝都发昏，何况一般人呢！当然这只能是意会，是作者对自己过去的沉迷的一种宽慰。而如今要立言不朽，谈古论今，洗冤雪谗，数说自己的怀才不遇和不变初衷的决心，希望得到朋友的信任和理解。所以他首先说“辞殚意穷，心切理直”，即是真心实意的。反之，则可对天发誓，决不是妄谈臆说。更进一步，也是作者的感情到了高潮，所以不惜反复，说如有虚假，是鬼是神，都逃不过子野的耳朵和离娄的眼睛。最后两句是再次呼告：希望得到朋友的信任和理解。
此曲吊古咏史，缅怀和赞颂了三国时期三位杰出人物曹操、周瑜、诸葛亮的丰功伟业。借用“赤壁东风”和“八阵图”等典故，言简意丰地塑造了他们的英雄形象，并对三国鼎立的形势进行了鸟瞰与概括。全曲写得沉郁奔放，与所吟人物的胸襟抱负暗相契合。全曲凝练紧凑，气势豪放，笔力不凡。
第一位英雄：曹操。“有酾酒临江，横槊曹公。”在阿鲁威的这首小令中，诗人仅以寥寥二句，便将曹操这位不可一世的英雄形象勾勒出来了。曹操不仅身经百战、力扫群雄，统一了中国北方，而且文采斐然，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风流人物。
第二位英雄：孙权。“紫盖黄旗，多应借得，赤壁东风。”《三国志·吴书》记载魏郎中令陈化答曹不云：“旧说紫盖黄旗，运在东南。”作者认为，虚幻的王气不足凭信，东吴之所以能建立王业，是因为孙权、周瑜赤壁一战，借助东风，火烧了曹军的战船，粉碎了曹操的攻势。
第三位英雄：诸葛亮。“更惊起南阳卧龙，便成名八阵图中。”他胸怀奇才，隐居南阳，徐庶称之为卧龙。按照他的本愿，只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后来之所以出山辅佐刘备，直接原因是为了报答刘备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但归根到底还是时代的、历史的因素促使他做出了这一选择。作者用“惊起”二字，生动而又形象地描绘出诸葛亮由隐居到出山的转变过程。
“鼎足三分，一分西蜀，一分江东。”末尾三句既是紧承对诸葛亮的描写，又对魏、吴、蜀三方作了一个总结，而全篇也就戛然而止了。
纵观全篇，作者以大开大合之笔，再现了三国人物的历史风采，歌颂了他们的英雄业绩，含蓄地表达了自已追慕古贤、大展经纶之宏愿。感情基调是雄健的、高昂的，大有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辛弃疾《南乡子·何处望神州》遗风。而无苏词的“人生如梦”和辛词的“风景不殊，正有山河之异”的感叹，因而更能激发读者振奋向上的情感。作者是欲借此慕古贤而暗寓自已壮志难酬之隐，也不完全排除。唯曲辞未露端倪，故只有留待欣赏者见仁见智地去领略了。
这是韦应物晚年，任苏州刺史时所作。
此诗可分成四个层次。
第一层为开头六句，写宴集的环境，突出“郡斋雨中”四字。兵卫禁严，宴厅凝香，显示刺史地位的高贵、威严。然而这并非骄矜自夸，而是下文“自惭”的原由。宴集恰逢下雨，不仅池阁清凉，雨景如画，而且公务骤减，一身轻松。
再加上久病初愈，精神健旺，面对嘉宾满堂，诗人不禁喜形于色。寥寥数句，洒脱简劲，颇有气概。
第二层为“自惭”以下四句，写宴前的感慨。“自惭居处崇”，不单指因住处的高大宽敞而感到惭愧，还包括显示刺史地位的“兵卫森画戟，宴寝凝清香”等因素在内，因为这些更使韦应物感到了自身责任的重大。
当然，“未睹斯民康”——人民生活的艰难困苦是触发他“自惭”的最为直接的原因。诗人从儒家仁政爱民的思想出发，自觉地将“斯民”之康跟自己的华贵、威严及“居处崇”对比，这是很自然的。他以前早就说过“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寄李儋元锡》）和“方惭不耕者，禄食出闾里”（《观田家》）等语，把自己所得俸禄与农民的辛勤劳动联系起来，把自己的地位和自己的责任联系起来，为自己的无功受禄而深感惭愧，深感不安，这种深刻的认识，来自他历年担任地方官所得到的感性印象。
但是又将宴饮享乐了，解决这种心理上的矛盾，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老庄思想了，于是，“理会是非遣，性达形迹忘”，会老庄之理而遣送是非，达乐天知命之性而忘乎形迹，用这种思想去麻痹自己，可以暂时忘怀一切，心安理得地宴集享受，不必再受良心的谴责。韦应物亦不能免给。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通病。
第三层为“鲜肥”以下六句，写诗人对这次宴集的欢畅体会。这次宴会，正值禁屠之日，并无鱼肉等鲜肥食品上桌，而是以蔬果为主。这说明与宴者的欢乐并不在吃喝上，而是在以酒会友、吟诗作赋上。诗人得意洋洋地说：“俯饮一杯酒，仰聆金玉章。神欢体自轻，意欲凌风翔。”他一边品尝美酒，一边倾听别人吟诵佳句杰作，满心欢快，浑身轻松，几乎飘飘欲仙了。
第四层为最后四句，盛赞苏州不仅是财赋强盛的大藩，更是“群彦今汪洋”的人才荟萃之地，以回应题目上“诸文士燕集”的盛况。
在“绍兴和议”之前这场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深刻的政治斗争中，胡铨站在民族和人民的立场上，真理在握，义正辞严；但作为一个奏本，为了使赵构比较容易接受，又必须讲究斗争艺术。义正辞严和讲究策略的高度统一，构成了此文的基本特色。
这首先体现为以弹劾奸臣为线索，以反对和议为灵魂的总体构思。胡铨上书的根本目的是反对和议，因而鼓吹和议的秦桧之流理所当然地成为弹劾的对象。如果弹劾成功，反对和议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再者，主张和议的总后台是赵构，作者不便道明，就把矛头指向佞臣奸相，驳斥他们主张议和的谬论，揭露其险恶用心。这样，批判起来就可以痛快淋漓，无所顾忌，实际上起到指着和尚骂贼秃的效果，使赵构不便发作，也为赵构接受抗金派的意见准备了一个台阶。加上在弹劾奸臣时，不断暗讽明谏，时时提醒赵构不要听信奸臣误了国家大事。在开始弹劾王伦时，作者以刘豫为例，揭穿金国的狼子野心。奏本说：“商鉴不远，而伦又欲陛下效之。”并非陛下欲效之，而是伦欲陛下效之，陛下可不能上当，这是暗谏。接着，又以童子作比，三尺童子虽无知之至，仍不肯下拜仇敌，“而陛下忍为之耶”？这是婉谏。在批驳王伦谬论时，作者先指出，主和议的人都是这样“说啖陛下”，然而卒无一验，应该清醒了，“而陛下尚不觉悟”，即令敌决可和，尽如王伦所说，“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这已是明谏了。在弹劾秦桧时也是这样，“陛下有尧舜之资，桧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导陛下如石晋”。胡铨弹劾奸臣不忘进谏皇上，直言极谏而又注意分寸，始终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上。
在弹劾奸臣时，胡铨先弹劾王伦，后弹劾秦桧、孙近，而且在弹劾王伦时花了大量的篇幅，把批主和派的主要内容，都放在弹劾王伦这一部分。这也是服从于文章的总体构思的。王伦是一个狎邪小人，市井无赖，只是主和派的一名走卒而已，而且数犯法，有前科，臭名昭著。胡铨弹劾他，人人称快，赵构也容易接受。因而胡铨把要批主和派的话都放在这儿说，放纵笔墨，大加挞伐，厉言正色，毫不留情，“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但是，胡铨弹劾的主要对象是秦桧，这也是显而易见的。秦桧是当朝宰相，是赵构的心腹，胡铨需要讲究一些策略。他在弹劾王伦时，开头就说“顷缘宰相无识”，“无识”二字看起来责之不重，实际上已把王伦的罪过，一古脑都转到秦桧名下。弹劾王伦结束后，又写道：“虽然，伦不足道也，秦桧以心腹大臣而亦为之。”看似一个过渡句，但在全文分量很重。说王伦不值一提，言下之意，秦桧才是真正的元凶。一个“虽然”，就把秦桧垫上去了。心腹大臣本应忠贞不二，“而亦为之”，一个“而”，一个“亦”，把秦桧从心腹大臣的地位推到王伦的行列之中，又从王伦那儿提出来，属于更不能容忍之列。王伦已立斩犹迟，秦桧就更不在话下了。
理由充分，证据确凿，是原则性与策略性统一的一个表现。秦桧位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势显赫，孙近、王伦也是宠臣，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要弹劾他们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策略的。作者弹劾王伦列举骗官、卖国、欺君之罪，并提出王伦典型的卖国言论加以批判；弹劾秦桧则先指出他是王伦的后台，随后引出曾开与秦桧之争为证。曾开针对秦桧向金人求和，对秦桧说：“公当强兵富国，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又引用一些古语责备他，秦桧大怒说：“侍郎知故事，我独不知！”依然我行我素。文章直接征引了秦桧原话。从字面看，是要证明秦桧坚持错误，一意孤行，实际上是抓住了秦桧卖国的又一个证据。作者弹劾孙近，主要抓住他处处附和秦桧，同时引出自己与孙近的一段应答为证，论证他完全是取悦上级，空占官位。王伦的卖国言论，秦桧对曾开的责斥，孙近敷衍作者的答辞，这些都是无可争议的事实，都是奸臣卖国、误国的铁证。作者以此为据弹劾他们，理直气壮，不容辩驳。文章反复论述不能与金和议，用亡国之仇不可忘、祖宗天下不可让的基本道理，劝赵构不要轻信奸臣妄说。从敌人无厌之求的本质和变诈百出的伎俩，从刘豫降敌而父子为虏的可悲下场，推论与金和议决没有好的结果。从国势、人心、士气、最近战事胜负的形势，推论对金用兵未必为金所败。前提正确，推论科学，具有不可置疑的逻辑力量。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一一都为胡铨所言中。绍兴九年，秦桧接受和议，但金言而无信，仅一年时间，又大举南下。岳家军在人民的支持下，节节胜利，打出了一派大好形势，如果岳飞不被害死，金兵决不能轻易得手。
原则性和策略性的统一，还体现在语言上，特别是排比句和反问句的运用上。全文大量运用排比句，并且经常间用表示决断的感叹句，气势磅礴，一往无前，节调铿锵，咄咄逼人，表现了作者一身正气，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英勇气概。驳斥王伦谬论一段，义正辞严，表现得尤其突出。文中反问句使用频率也很高。反问句多少带有测度的语气、商量的口吻，却又决不可作否定的解释。如“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为之耶？”“自变故以来，主和议者，谁不以此说啖陛下哉？”“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倘不得已而遂至于用兵，则我岂遽出虏人下哉？”几个发问都给赵构留下了认真思考的余地，引导赵构自己作出正确的决策。这就既坚持了原则立场，又考虑到斗争的策略。
胡铨说：“凡文皆生于不得已。”（《灞陵文集序》）《戊午上高宗封事》正是一个富有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的有识之士，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危亡的关头，不得已拍案而起所作的战斗檄文，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人民的呼声，尽管没有被赵构采纳，但是它鼓舞了抗金军民的斗志，使“勇者服，怯者奋”（周必大《胡忠简公神道碑》），打击了投降派的气焰，“当日奸谀皆胆落”（王庭珪《送胡邦衡之新州贬所》），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