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十八句为第一段（“三年夏六月”至“币厚辞益卑”）。诗中写了高宗遣使通金的原因——思念“北狩”之二帝，表示一下自己的孝心。对此，诗人并未给予高度评价和支持因为诗人不赞成高宗为尽孝而一味求和的做法。诗人希望的是有人能像窦宪那样，北破单于，刻石纪功；能像桓温那样，收复失地，重见旧地杨柳。然而最高统治者不惜任何代价，一味求和，诗人对此不能不表示出遗憾。
“四岳佥日俞”至“与结天日盟”为第二段。诗人首先对使臣韩肖胄的品德才能予以高度赞扬，勉励其很好地担当出使重任，以大振国威。要让金人像当年匈奴、吐蕃人害怕王商、郭子仪那样，慑服大宋使者。然后，诗人代韩肖胄道出受命誓辞：决心公而忘私，以国家利益为重，以对敌人的极度蔑视和勇敢的斗争胆略，去与敌人达成平等的协议。虽是诗人代言，却足见诗人对韩肖胄的无比信赖和所寄托的重望。
“胡公清德人所难”至“壮士懦夫俱感泣”为第三段。诗中表示了诗人对韩、胡二公齐心协力完成使命的期望。希望他们像韩信忠于汉室，荆轲勇于赴难那样，完成出使任务。诗人甚至想像了为二公送行的悲壮场面，从而对韩胡二人表示了崇敬之情。
“闾阎嫠妇亦何知”至结尾，为第四段。诗人以一个民间寡妇的身份，对肩负重任的使者进几句“刍荛之言”：其一，叮嘱二公，一定要提高警惕，小心行事，绝不可麻痹轻敌，定要防患于未然。其二，请求二位使者，多多带回一些中原人民的消息。旧日胜迹而今已如何了？故人坟前已是什么景象？老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是否还能种桑麻？敌人是否还用重兵镇守着中原城郭？其三，请二位使者记住一个流亡妇人的心愿——“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杯土。”
朱淑真是是一位才貌出众、善绘画、通音律、工诗词的才女，但她的婚姻很不美满，婚后抑郁寡欢，故诗词中“多忧愁怨恨之语”。相传她出身富贵之家，至于她的丈夫是什么样的人，其说不一。有的说她“嫁为市井民家妻”，有的说她的丈夫曾应礼部试，后又官江南，但朱与他感情不合。不管何种说法可信，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她所嫁非偶，婚后很不幸福。就所反映的内容看，这首词与她婚姻上的不同有密切关系。
“独行独坐，独唱独酬还独卧”两句，连用五个“独”字，充分表现出她的孤独与寂寞，似乎“独”字贯穿在她的一切活动中。“伫立伤神”等两句，紧承上句，不仅写她孤独，而且描绘出她的伤心失神。特别是“无奈轻寒著摸人”一句，写出了女词人对季节的敏感。“轻寒”二字，正扣题目“春怨”二字的“春”字，全词无一语及春，惟从“轻寒”二字，透露出春天的信息。“著摸”一词，宋人诗词中屡见，有撩拨、沾惹之意。如孔平仲《怀蓬莱阁》诗：“深林鸟语流连客，野径花香着莫人。”杨万里《和王司法雨中惠诗》诗：“无那春愁着莫人，风颠雨急更黄昏”。“著摸”即“着莫”，朱淑真词与杨万里诗用法完全相同。轻寒为什么撩惹春愁，失去爱情幸福的女词人深有体会。寡居的李清照感到“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声声慢》）；对自己的婚姻深感不满的朱淑真在“伫立伤神”之际，不禁发出“无奈轻寒著摸人”的吟咏，足见两位女词人在“轻寒”季节，有着共同的伤心之处。
下片进一步抒写女词人愁怨。“此情谁见”四字，承上启下，一语双兼，“此情”，既指上片的孤独伤情，又兼指下文的“泪洗残妆无一半”写出了女词人以泪洗面的愁苦。结穴处的两句，描绘自己因愁而病，因病添愁，愁病相因，以至夜不成眠的痛苦。
这首词语言自然婉转，通俗流丽，篇幅虽短，波澜颇多。上片以五个“独”字，写出了女词人因内心孤闷难遣而导致的焦灼无宁、百无一可的情状，全是动态的描写。“伫立伤神”两句，转向写静态的感觉，但意脉是相承的。下片用特写镜头摄取了两幅生动而逼真的图画：一幅是泪流满面的少妇，眼泪洗去了脸上大半的脂粉；另一幅是她面对寒夜孤灯，耿耿不寐。
“剔尽寒灯”的落脚点不在“剔”字（剪剔灯心的动作），而在“尽”字。“尽”字是体现时间的。所谓“梦又不成灯又烬”（欧阳修《玉楼春》），显然是彻夜无眠。对于孤凄愁病的闺中人，只写这一泪、这一夜的悲苦，其他日子里也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又何况是“此情谁见”，无人见，无人知，无人慰藉，无可解脱！自写苦情，情长词短，其体会之深，含蕴之厚，有非男性作家拟闺情之词所能及者。
“拼将热血洒疆场 ”，这是一首边塞诗，写于1906年。当时作者从日本回国，曾北上游历，在吉林、辽宁一带察看形势，一路走来，有许多感想，于是就留下了这首七言诗。
“军歌应唱大刀环，誓灭胡奴出玉关。”，这开篇的两句，诗人便是直抒胸臆，直接表达出了自己内心的一种愿望，而且这两句，也是非常好理解；对于出征的士兵来说，应该要高唱着战歌，然后胜利归来，只有要决心，一定是可以把胡奴赶出玉门关去。其实这更多的是诗人一种内心的表现，由于当时的满族从关外，入主中原，使得很多的文人，都有这着这样的一种抱负，但是徐锡麟这首诗，则是显得更为独特，也更加的霸气。
第三句在前句的基础之上，更进一步深化出征战士的思想境界，把他们出征的雄心和壮志上升到为国牺牲的高度。“只解”是说心中所存唯一的念头，排除了其他的种种想法。古人在对待“死”的问题上，很崇尚为国而死，为朋友而死，为公而死，为义而死，等等，其中尤以为国捐躯被看作无上光荣的事，尤其是战场上为国牺牲，更是高于一切的莫大荣幸。这句诗正好体现了上述内容，强调了“为国”二字。
末句，总领全诗，从反面讲，为国牺牲、战死沙场，既然是人生最大的荣幸之事，那么，对于尸体归葬的问题，就不必考虑了。“徐锡麟把东汉时期马援“马革裹尸”的思想又作了更进一步的发挥，他用了“何须”两个字，认定了只要为国牺牲不问其它；至于尸体归葬故土的问题，并不重要，所以才说“何须……还！”
这首诗抒发了作者义无反顾的革命激情和牺牲精神，充满了英雄主义气概，把一腔报效祖国、战死疆场的热忱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写下了这首诗的一年以后，作者在安庆起义，失败被捕，清政府要他写口供，他挥笔直书：“尔等杀我好了，将我心剖了，两手两足断了，全身碎了，均可，不可冤杀学生。”尔后，慷慨就义，他用生命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这首诗感情豪放激扬，语气慷慨悲壮，英气逼人，最后一句“何须马革裹尸还”，写出了他壮怀激烈、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总之，这是近代边塞诗中难得的一首好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