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是一首题画诗。画面上画着小鸭、嫩草等等景物。画尽管画得栩栩如生，但它是静的，无声。把静的画面用诗的形式写出它的动来，把无声之物赋予它以应有的声音，这就要看题画者的艺术才能了。这首诗就是根据诗人的观察、体会和想象，把画题活了。诗的大意说：春草虽然细嫩，却还正在生长，春天刚孵出的小鸭，喂养得渐渐成长起来。满身细密的绒毛已经能辨别出不同的颜色，它们不停地“鸭鸭”地叫着，大概是懂得呼唤自己的名字了。

　　这首诗写得富有儿童情趣。

　　诗咏汉武帝故事，是一篇借古讽今的咏史诗。此诗前六句对汉武帝求仙进行讥刺，后两句与汉武帝重用方术之士相对照，慨叹像东方朔那样有才能的人却只能做闲官。全诗取材博赡，炼词精整，借古讽今，情真味厚，是西昆体的佳作。

　　首联写武帝求仙海上之虚妄。引用《史记·封禅书》载武帝迷信方士少翁之事。此借以形容三神山四周环水，难以到达。

　　颔联写武帝祈求长生之徒劳。此处引用《汉武故事》《三辅黄图》等书中典故来例证。一个“劳”与一个“费”字暗寓讥讽，点明这些举动均属徒劳无补，确有一字寓贬的春秋笔法。

　　颈联写武帝开边求马，迷信方士而不知醒悟。汉武帝曾得神马于渥注水中，又伐大宛而得千里马。此处用典仅为借用，周礼中早有“马八尺以上为龙”之说，故可移植。一个“力”字写出他为个人私欲而不惜擅开边衅的独断专行。此句述马，遂联类而及下句的“食马肝”。亦用《史记·封禅书》载武帝迷信方士少翁之事。这一典故活现出统治者明知受骗却不思悔改，自欺而又欺人的心态，一个“讳”字将此揭露得入木三分。而且宋真宗伪造的黄帛天书恰与少翁行骗的帛书相巧合，更具讽刺意味。

　　尾联诗人自叹清贫，倾吐怨尤。这里作者是以东方朔自比。诗人感叹像东方朔这样的才士，不能教他乞米糊口，身为馆阁之臣的杨亿虽位居清要，却禄微薄，曾因家贫请求外任，其上表中有“方朔之饥欲死”语，足证此为自况。尾联是用才士待遇之菲薄，反衬统治者为满足一己私欲的侈靡荒唐，衬跌十分有力。

　　此诗句句用典，组织绵密，纯用叙事，不着议论，而讽意自见，还通过若干字眼暗寓褒贬，婉曲而不失严正之意，加之对仗工稳，音调铿锵，故刘攽称此诗“义山不能过也”（《中山诗话》）。

　　《国风·周南·关雎》这首短小的诗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它是《诗经》的第一篇，而《诗经》是中国文学最古老的典籍。虽然从性质上判断，一些神话故事产生的年代应该还要早些，但作为书面记载，却是较迟的事情。所以差不多可以说，一翻开中国文学的历史，首先遇到的就是《关雎》。

　　通常认为是一首描写男女恋爱的情歌。此诗在艺术上巧妙地采用了“兴”的表现手法。首章以雎鸟相向合鸣，相依相恋，兴起淑女陪君子的联想。以下各章，又以采荇菜这一行为兴起主人公对女子疯狂地相思与追求。全诗语言优美，善于运用双声、叠韵和重叠词，增强了诗歌的音韵美和写人状物、拟声传情的生动性。

　　《关雎》的内容其实很单纯，是写一个“君子”对“淑女”的追求，写他得不到“淑女”时心里苦恼，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得到了“淑女”就很开心，叫人奏起音乐来庆贺，并以此让“淑女”快乐。作品中人物的身份十分清楚：“君子”在《诗经》的时代是对贵族的泛称，而且这位“君子”家备琴瑟钟鼓之乐，那是要有相当的地位的。以前常把这诗解释为“民间情歌”，恐怕不对头，它所描绘的应该是贵族阶层的生活。另外，说它是情爱诗当然不错，但恐怕也不是一般的爱情诗。这原来是一首婚礼上的歌曲，是男方家庭赞美新娘、祝颂婚姻美好的。《诗经·国风》中的很多歌谣，都是既具有一般的抒情意味、娱乐功能，又兼有礼仪上的实用性，只是有些诗原来派什么用处后人不清楚了，就仅当作普通的歌曲来看待。把《关雎》当作婚礼上的歌来看，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唱到“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也是喜气洋洋的，很合适的，

　　当然这首诗本身，还是以男子追求女子的情歌的形态出现的。之所以如此，大抵与在一般婚姻关系中男方是主动的一方有关。就是在现代，一个姑娘看上个小伙，也总要等他先开口，古人更是如此。娶个新娘回来，夸她是个美丽又贤淑的好姑娘，是君子的好配偶，说自己曾经想她想得害了相思病，必定很讨新娘的欢喜。然后在一片琴瑟钟鼓之乐中，彼此的感情相互靠近，美满的婚姻就从这里开了头。即使单从诗的情绪结构来说，从见关雎而思淑女，到结成琴瑟之好，中间一番周折也是必要的：得来不易的东西，才特别可贵，特别让人高兴。

　　这首诗可以被当作表现夫妇之德的典范，主要是由于有这些特点：

　　首先，它所写的爱情，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婚姻目的，最终又归结于婚姻的美满，不是青年男女之间短暂的邂逅、一时的激情。这种明确指向婚姻、表示负责任的爱情，更为社会所赞同。

　　其次，它所写的男女双方，乃是“君子”和“淑女”，表明这是一种与美德相联系的结合。“君子”是兼有地位和德行双重意义的，而“窈窕淑女”，也是兼说体貌之美和德行之善。这里“君子”与“淑女”的结合，代表了一种婚姻理想。

　　再次，是诗歌所写恋爱行为的节制性。细读可以注意到，这诗虽是写男方对女方的追求，但丝毫没有涉及双方的直接接触。“淑女”固然没有什么动作表现出来，“君子”的相思，也只是独自在那里“辗转反侧”，什么攀墙折柳之类的事情，好像完全不曾想到，爱得很守规矩。这样一种恋爱，既有真实的颇为深厚的感情（这对情诗而言是很重要的），又表露得平和而有分寸，对于读者所产生的感动，也不致过于激烈。

　　以上种种特点，恐怕确实同此诗原来是贵族婚礼上的歌曲有关，那种场合，要求有一种与主人的身份地位相称的有节制的欢乐气氛。而孔子从中看到了一种具有广泛意义的中和之美，借以提倡他所尊奉的自我克制、重视道德修养的人生态度，《毛诗序》则把它推许为可以“风天下而正夫妇”的道德教材。这两者视角有些不同，但在根本上仍有一致之处。

　　古之儒者重视夫妇之德，有其很深的道理。

　　在第一层意义上说，家庭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在古代，这一基本单元的和谐稳定对于整个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意义至为重大。

　　在第二层意义上，所谓“夫妇之德”，实际兼指有关男女问题的一切方面。“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孔子也知道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饮食之欲比较简单（当然首先要有饭吃），而男女之欲引起的情绪活动要复杂、活跃、强烈得多，它对生活规范、社会秩序的潜在危险也大得多，孔子也曾感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论语》）所以一切克制、一切修养，都首先要从男女之欲开始。这当然是必要的，但克制到什么程度为合适，却是复杂的问题，这里牵涉到社会物质生产水平、政治结构、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也牵涉到时代条件的变化。当一个社会试图对个人权利采取彻底否定态度时，在这方面首先会出现严厉禁制。相反，当一个社会处于变动时期、旧有道德规范遭到破坏时，也首先在这方面出现恣肆放流的情形。回到《关雎》，它所歌颂的，是一种感情克制、行为谨慎、以婚姻和谐为目标的爱情，所以儒者觉得这是很好的典范，是“正夫妇”并由此引导广泛的德行的教材。

　　由于《关雎》既承认男女之爱是自然而正常的感情，又要求对这种感情加以克制，使其符合于社会的美德，后世之人往往各取所需的一端，加以引申发挥，而反抗封建礼教的非人性压迫的人们，也常打着《关雎》的权威旗帜，来伸张满足个人情感的权利。所谓“诗无达诂”，于《关雎》则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