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带过曲。作者化用苏轼词意，抒发了离愁别恨，又流露了青春易逝，人生易老的伤感。曲子前部分《楚天遥》咏杨花，主要化用的是苏轼的《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后部分《清江引》咏海潮，主要化用的是苏轼的《八声甘州·寄参寥子》。
开首四句既写大自然春景，又寓人生哲理。人们对于美好与幸福（花开）总是欢欣鼓舞的，而对于衰颓和没落（花落）则感到惆怅、迷惘。“花落春如醉”句用移情法将人的“醉”移到“春”上，“春醉”实为“人醉”，入醉便失去意志上的自控。但此时作者荡开一笔，言“春醉有醒时”，意为季节更替，春天还会再来。但这并未给人们心灵上带来生机：人一经衰老，青壮便不复返。如此，为全曲定下了伤感的基调。李煜《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词有“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之句，薛曲在此化用时却着意于“问君能有几多愁？”“万点杨花坠”下三句化用了苏轼《水龙吟》词“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离人泪”句意。这样把《楚天遥》连起来体味，就仿佛看到主人公的悲愁像春水一样滔滔不绝。
《清江引》基本化用了苏轼《八声甘州》词中“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的句意，毫无镶嵌拼凑之痕迹，而意境有所开拓。结句“更那堪晚来风又急”，字面与李清照《声声慢·寻寻觅觅》中“怎敌他晚来风急”句同一机轴，却是意象发展至此水到渠成之句，而境界也比李词更为开阔。抒情主人公送走离人，把“情”托付给风寄向远方无际的天涯，可见愁无尽头。和苏轼相比，同样是“愁”，但无苏轼旷达。薛昂夫其将“用世”之心蕴于曲中的字里行间，将绝望盘结在心中，用痛苦的呻吟来得到某种宣泄，从而使这首带过曲也以不同于他其他豪放之作的风格加入到了元后期散曲伤感文学之波中。
诗人在诗中描绘了北方一个处处可见的西瓜园。
诗的一、二句写西瓜生长的环境和年来年去每到夏天到处都吃瓜的情景。西瓜与蒲萄、苜蓿一样，都是舶来品，此时在北方已是常见之物，“碧蔓”“软沙”，绿黄二色对比鲜明却又和谐统一，充满了田家之美，然而“凌霜”词却又猛然一寒，美丽的东西是很难经得起严霜的。
接下来诗的三、四句写西瓜的形状味道。诗人觉得生长在北地的西瓜在形状上、味道上都不尽如人意，不能与葡萄、苜蓿相比。隐隐地透露出了一丝遗憾。蒲萄、苜蓿在西汉时传入中原，李颀《古从军行》最后两句感慨道：“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盛唐的诗人是在感慨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唐王朝所进行的开边战争的残酷，而这在“祈请国信使”范成大听来却充满了丝丝苦涩。一方面，南宋军事力量的薄弱，对金国的俯首称臣，注定范成大的出使必然少不了受辱；另一方面范成大又渴望如苏武一样为国尽忠。矛盾交织，面对同为舶来品的西瓜，联想到唐人诗句，苦涩横亘心头，报国的赤胆忠心和对强大国力的渴慕逐渐鲜明起来。
诗题旁还有一个自注：“味淡而多液，本燕北种，今河南皆种之。”燕北为女真族的起源之地，而河南则为北宋故都所在，燕北的西瓜如今遍布河南，国破家亡之恨暗含其中。诗人借助北方特有的物产，在对西瓜的描绘中，委婉地表达了故国沦丧的悲痛和失地人民渴望回归的愿望。虽然这些诗仍然围绕着爱国主义这一主题，但与《州桥》等篇忍痛直询和《双庙》等篇借古讽今相比则有了很大的区别。诗人不再高声呼喊，直抒胸臆将自己的感情一览无余地展现出来。相反，诗人把自己的感情潜藏在清新的田园风光之下，乍一看轻松惬意，深深品味之后却又渗透出一层挥之不去的沉重，从而使感情更加深刻。诗人巧妙地借助题后自注，把自己含而未说的意思点破，达到不说而说的效果。
范成大在这首诗中表现出了高超的艺术技巧，小中见大，用意深婉，通过北地特有的物产的描绘以及题后小注的巧妙运用，在田园风光背后寄托着自己的故国之思，把表层的轻快与深层的沉重进行对比，达到“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王夫之《姜斋诗话》）的效果。
这首诗笔法全属正面铺陈，不过是发挥了比喻及想象的功能，写得灵活而新鲜。
诗篇一上来打了两个比方蔚蓝清澈的天空好像用碧色象牙雕塑成的卧床。这里将细雨由天上洒落，想象为好像天宫白玉堂前飘拂下垂的帷幕，又像是从天空这张碧牙床上翻卷下来的簟席。帷幕、簟席都是织纹细密而质地轻软的物件，用它们作比拟，既体现出细雨的密致形状，也描画了细雨随风飘洒的轻盈灵姿。接下来，诗人再借用神话传说材料作进一步形容。楚女，《楚辞·九歌·少司命》里描写的神女，诗中曾写到她在天池沐浴后曝晒、梳理自己头发的神情。
这里说：想象神女当时的情态，那茂密的长发从两肩披拂而下，熠熠地闪着光泽，萧萧地传达凉意，如同作者眼前洒落的细雨。这个比喻不仅更为生动地写出了细雨的诸项特征，还特别富于韵致，引人遐想。整首诗联想丰富，意境优美，如“帷飘”、“簟卷”的具体形象，“白玉”、“碧牙”、“发彩”的设色烘托，“萧萧”的清凉气氛，尤其是神女情态的虚拟想象，合成了一幅神奇谲幻、瑰丽多彩的画面。比较起来，于这首诗主题相似的《微雨》偏于写实作风，而此诗则更多浪漫情味，从中反映出作者咏物的多样化笔调。
按周时庙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文王为穆，则武王为昭，故称昭考。因此，“载见辟王”的辟王便是成王。“载”训始，助祭诸侯的朝见则在成王即位之时。成王是由周公辅佐即位的，只是名义或形式上的君主，实权则掌握在摄政的周公之手，诸侯助祭的隆重仪式当亦是周公一手策划安排，其用意自然是让成王牢记先王遗训，继承并光大先王遗业。周公极尽摄政之职，时时注意对成王的规劝乃至管教，《尚书》中的一篇《无逸》便是明证。诸侯“曰求厥章”，恐怕年幼的成王也无法应付，只能由周公作出权威性的答复。旧说《周礼》为周公所作，法度典章他当了然于胸。如此看来，《周颂·载见》的祭祀对象与《周颂·雝》不同，祭祀时的背景也大不一样。《诗经传说汇纂》所说“一以显耆定之大烈弥光，一以彰万国之欢心如一”的祭祀目的，便道出了成王新即位的时局特点与急务。
和《周颂·雝》所描写的“肃肃”“穆穆”的神态不同，《周颂·载见》重点在于描写助祭诸侯来朝的队伍，朱熹评之曰“赋”也。诗中“龙旂阳阳”四句，确实具有赋的铺叙特点：鲜明的旗帜飘扬，铃声连续不断响成一片，马匹也装饰得金碧辉煌，热烈隆重的气氛，浩大磅礴的气势，有声有色；八方汇集，分明是对周王室权威的臣服与敬意。周颂中的许多祭祀诗，是只求道出目的，不惜屡用套语，丝毫不考虑文学性的，而《周颂·载见》却安排了极为生动的铺叙，在一般说来枯燥乏味的颂诗中令人刮目相看。这也足以说明，在有助于实现政治目的的情况下，统治者不仅不排斥，而且会充分调动积极的文学手段。
诗的后半部分，奉献祭品，祈求福佑，纯属祭祀诗的惯用套路，本无须赘辞，但其中“烈文辟公”一句颇值得注意。在诗的结尾用诸侯压轴，这与成王的新即位，而且是年幼的君王即位有关。古代归根结蒂是人治社会：就臣子而言，先王驾驭得了他，他服先王，但未必即如服先王一般无二地服新主；就新主而言，也可能会一朝天子一朝臣。因此，在最高统治者更换之时，臣下的离心与疑虑往往是同时并存，且成为政局动荡的因素。诗中赞扬诸侯，委以辅佐重任，寄以厚望，便是打消诸侯的疑虑，防止其离心，达到稳定政局的目的。可见，《周颂·载见》始以诸侯，结以诸侯，助祭诸侯在诗中成了着墨最多的主人公，实在并非出于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