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序》关于此诗的主题,不仅今文学派的三家无异议,而且后来的解诗者也无大的争论。虽然所思念的对象不必如《毛诗序》之泥定为“大夫”,但从诗中所称“君子”来看,则这位行役在外者当是统治阶级中人,不可能是平民百姓。
据毛传与郑笺,前一“斯”字指君子,后一“斯”字指此地。朱熹承袭此说,释为:“何此君子独去此而不敢少暇乎?”(《诗集传》)而严粲释云:“言殷然之雷声,在彼南山之南。何为此时速去此所乎?”(《诗缉》)从上下文看,后一种说法更为顺理成章。感叹之后,女主人公又转念为丈夫设身处地着想:只因为了公事,才不敢稍事休息。想到丈夫一心为公事奔忙,故而接下去才有“振振君子”的赞叹。毛传与郑笺均释“振振”为信厚。朱熹亦承此说。姚际恒《诗经通论》云:“盖振为振起、振兴意,亦为众盛意。”而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训“振振”为“振奋有为”,似更切合情理。这样“振振”一词就成了称扬其夫君勤奋有为的赞语了。女主人公作出这样的赞叹之后,却发出了“归哉归哉”的呼唤,表明女主人公虽然明白丈夫是为公事奔走,但还是希望他能早早归来。这种转折实质上表现了情与理的矛盾冲突。《诗序》称“劝以义”,就是着眼于其理的一面,以张扬其伦理教化的意义,但忽视了其情的一面,而且是此诗的主要一面,因而受到后人的质疑。姚际恒在《诗经通论》中批评了《诗序》的这一偏颇:“按诗‘归哉归哉’,是望其归之辞,绝不见有‘劝以义’之意。”崔述的《读风偶识》也称:“今玩其词意,但有思夫之情,绝不见所谓‘劝义’者何在。”然而“绝不”云云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同样失之偏执。还是朱熹概括得好:“于是又美其德,且冀其早毕事而还归也。”(《诗集传》)近人陈子展《诗经直解》称此诗“既劝以大义,又望其生还,可谓得情理之正者也”,诚为中肯之论。
此诗以重章复叠句的形式唱出了妻子对丈夫的思念之情,在反复咏唱中加深了情感的表达。每章均以雷起兴,却变易雷响的地点,不仅写出了雷声飘忽不定的特点,而且还引逗出对丈夫行踪无定的漂泊生活的挂念,诚如胡承珙所云:“细绎经文三章,皆言‘在’而屡易其地,正以雷之无定在,兴君子之不遑宁居。”(《诗经后笺》)“遑”、“息”、“居”三字则层层深入地表现了忠于职守、不敢懈怠的态度。此诗的每一章虽只寥寥数语,却转折跌宕,展示了女主人公抱怨、理解、赞叹、期望等多种情感交织起伏的复杂心态,活现出一位思妇的心理轨迹,堪称妙笔。初读此诗会不得要领,或以偏概全,产生上文所述的岐见,因而姚际恒会这样批评朱熹:“夫冀其归,可也,何必美其德耶!二义难以合并,诗人语意断不如是。”殊不知诗作为心灵的自白,断不是非此即彼的逻辑推理,可以说诗人之语正当如是。此诗之妙正在于其上下不一的语意转折,在否定亦复肯定中呈现活的心灵。此外,此诗的语言简洁朴素,齐言中又有长短相错,模拟说话的声口,在一唱三叹中倾吐衷情,颇为传神。(黄宝华)
首段”陶令辞彭泽,梁鸿入会稽”,意指陶渊明辞去了彭泽县令而归田,梁鸿入会稽而隐耕,讲述了陶渊明和梁鸿归隐田园的事迹,为下文作捕垫。
次段“我寻高士传,君与古人齐”,意指您的事迹完全可与高士传中的古人相比。含有结交之意,也有敬佩之情。
接着“云卧留丹壑,天书降紫泥”,特指朝廷突降下紫泥天书,征召杨征君前往报效朝庭。您却在丹塑中云卧不起。
最后“不知杨伯起,早晚向关西”,意指不知您这位杨伯起式的人物,何时才能入关西。
此诗前四句以隐士陶潜和梁鸿相比,点出隐士身份,后四句言被召。末以关西孔子杨伯起相比,切其姓与被征。离别之际,友情无暇,以口号赠杨征君,以表达李白倾慕高士轻世肆志的清高。
此诗描述了边海百姓的艰难生活,比较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百姓生活困苦不堪的惨痛景象,表现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生活的同情。全诗采用了正面描写与侧面烘托的手法,使边海贫民悲惨的生活图景跃然纸上,言简意赅,寓意深刻。
“八方各异气,千里殊风雨”是“剧哉边海民”的衬托。各地的情况虽然不同,但最艰难困顿的要数“边海民”了。
“寄身”三句,实写“边海民”的悲惨生活。他们没身于“草野”,过着非人的生活。生吞活剥,巢息穴居,所以说“象禽兽”;他们不敢出来,怕被人发现、抓走,每天就钻在山林里边所以说“行止依林阻”。一个“依”字把逃民们的实际活动和恐惧心理都表现出来了。他们要靠在林中采集食物而存活,要靠险阻的坳壑以藏躲,他们怕暴露行迹,白天足不出林莽,黑夜也不敢明火高声。
“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是全诗的精华所在。逃民们每日出没在山林之中与狐兔争食争住,而自己原来的家园却因为无人居住,反而变成狐兔们的自由跳踉纵情嬉戏的王国,非常可悲的现实。这两句扩大了全诗的内涵,它不仅使人想见逃民们的伤心落泪,而且使人看到生产凋敞,村落萧索的更广阔的社会图画;也扩大了全诗的境界,前三句是诗人眼中的情景,这两句是诗中人心里的想像。有此一笔,使短短的八句诗多了一层波折,添了一组形象,是以少驭多的佳构。可惜这一点历来被人忽略,以为这两句也是状“边海民”惨苦生活的,与前三句配合,写住处的荒凉;试想,已与禽兽混迹的“边海民”对“狐兔翔我宇”又何居叹哉。结果使诗的内容和形象顿然减色,因而对这首诗并不是写“边海民”,而是写逃到“边海”之“民”的,也就未能理解。
曹植曾在《谏伐辽东表》中劝曹叡“省徭役薄赋敛,勤农桑”,至此又以他的诗歌直接为民生疾苦而呼吁。建安诗人反映下层人民生活的题材极少,因而这首诗就更为宝贵。
开头四句,便有许多精彩。欲写夜宿,先说朝游,笔调来得舒缓。劈头而下、突兀而起,也是一种写法,但那比较适合激烈冲荡的情绪。像这诗要表达幽深情趣,便需缓缓引入。好似游山先渡水,才觉得味道悠长。但前二句不仅是个入题的铺垫,也是诗情的动因。“朝搴苑中兰”,语出《离骚》“朝搴阰之木兰兮”。兰是美好事物的象征,恐怕它在霜露中凋残,而采摘把玩,这是隐喻的写法,包涵着珍惜具有才智和美德的生命的意味。谢灵运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贬出永嘉,辞官暂隐,在于他是很难接受的人生挫折,难免有才智之士不能为世所容的怨艾与自怜,这情绪便在“朝搴苑中兰”的形象中表现出来。因此乃有暮宿石上、流连光华的举动。倘无前二句,全诗就变单薄了。后二句中,“云际宿”一则略带夸张地写出石门别墅所在之高,又暗用《九歌·少司命》“夕宿兮帝郊,君谁须(待)兮云之际”诗意,透出孤独无侣、似有所待的怅惘。归结到“弄此石上月”,一个高洁多情,极富美感的形象。“石上月”不是天上月,那是流动着的如水如雾的一片,那是轻柔宛曼的乐章。石的清凉,诗人的忧郁,都写在这音乐中了。
将四句诗连贯起来,可以发现一、三句同二、四句,均是松散的隔句对。“朝搴”与“瞑还”对应,时间趋近;“畏彼”与“弄此”对应,方位趋近。你单是读,未必要多想什么,自会觉得有一种风姿、一种韵调轻轻摇曳、回环飘荡而来,恰与月华的流动重合。总之,这四句诗的语言具有相当丰富而又完整统一的功能,是真正的诗歌语言。
接着四句,是对夜景的欣赏。——但又很难说是夜“景”,很难说是“欣赏”。这是用听觉在感受夜,并由感受而渐渐潜入自然的深处。张玉谷《古诗赏析》说:“中四即所闻写景,不以目治,而以耳治,是夜宿神理。”这“神理”指什么,他却没有讲清楚。首先应该说,夜景不是不能用目光观赏,也不是不能写好,古诗中不乏这样的例子。但描绘视界中的夜景,非着力不可,人和自然容易处在分离的状态,其效果与此诗所追求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先看前二句:鸟的鸣叫声渐渐低落、渐渐稀少,最后成为偶尔一二声的啁啾,于是意识到它们已在林中栖息,夜越来越深;而在沉静之中,时时又传来簌簌的落叶声,于是知道山中又起了夜风。这二句已经很好地写出了山夜的气氛。因为声音是变动着的,时生时消,起伏不定,它比山林沟壑等固定的形体更能体现山夜的情趣,体现万物在根本的虚寂中运化的节律。这也许就是张玉谷所说的“夜宿神理”吧。
但后二句却是更深入的体验。这二句互文见意,是说夜中“异音”、“殊响”一起来到耳边,听来都是清亮悠扬的声调。所谓“异音”、“殊响”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是鸟儿的鸣叫,枯叶的飘落,还是不息的山溪,断续的虫吟。什么都是,什么也都不是。诗人称那些声音为“异音”、“殊响”的时候,已经不是说声音本身,而是声音引起的人的奇异感觉。正因为这是一种感觉,那些声音也被改变了,放大了,成为“俱清越”的音调。换句话说,在诗人凝神静听山夜中各种声响的时候,那些声响唤起了人心深处的某种幻觉;以这幻觉感受那些声响,它们也变得与平时不同。这样,似乎在人的生命的深处与自然的深处形成某种神秘的沟通。确实,人们对人和自然,都有许多说不清楚的东西,因而常常凭借着神秘的感受力去体验自然。像谢灵运这样敏锐的诗人,他的体验也比常人来得丰富。
按照通常的写法,谢灵运的诗在描摹景物之后,总有一段哲理性的议论。此诗的最后四句收结,却不是如此。他只是感叹:如此美妙的秋夜,却无人能够欣赏,我也就无从向谁夸美这杯中的好酒了。言外之意,是说世人多庸俗,缺乏高逸情趣,难与自己同游。最后两句仍是用《九歌·少司命》诗意,原诗说:“与汝沐兮咸池,晞汝发兮阳之阿。望美人兮未来,临风怳兮浩歌。”谢灵运心中盼望的“美人”终究不会来到,这只是白白地等待,直到太阳出来,晒干我的头发罢了。这里面其实有双重的内涵:一方面,谢灵运确实希望有志同道合、情趣相通的朋友与自己共赏这秋夜景色;另一方面,绝景独游,无人为侣,恰恰显示了自己不与凡俗同流的品格,表达出孤独高傲、睥睨一世的心情。以谢灵运的性格而言,后者是更重要的。
魏晋南朝,是一个自我意识觉醒和强化的时代。而自我意识加强的必然结果,就是孤独感的产生和强化。于是,投向自然,谋求个人与自然的沟通,又成为从孤独感中解脱出来的途径之一。谢灵运这首诗,就是把孤独感,以及孤独中人与自然的感通和追求志同道合者的情绪,构造成美好的意境。尽管他的其它山水诗也有类似的表现,但都比不上这首诗单纯而优美。所以,在诗史上,这也是一首很有意义的作品。它可以说明:诗歌是怎样随着人的感情生活的丰富复杂化而变得丰富复杂起来的。
这首词写一位南方少女偶尔遇到一位少年,一见钟情,巧妙地佯失双钗,暗约相会。摹写传神,感情纯朴。
前三句:“相见处,晚晴天,刺桐花下越台前。”记写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和环境。在越秀山上,越王台前,初春的一个傍晚,晴空万里,霞光映天,刺桐花(初春盛开)姹紫嫣红,好一派南国风光。这明媚娇艳的景象,为情人相会点染出一幅绚丽的背景,烘托出欢快的气氛。据称:“宋元时代,回教旅行家东来,常以刺桐一名记入其旅行记载。”(《辞海》缩印本1842页),而李珣在百花丛中独举刺桐花,则表明早在宋代以前,东来的“回教”人即以此来标举自己葆有本民族的特质。
后三句描绘出了少女回眸属意的神态,遗物留情的举动,以及少女羞涩的心理和含情脉脉的情态。此后情形也留给人们无限想象空间。其中“遗双翠”包蕴了四层意思:少女“暗里回眸”时,发现少年也在注意自己,所以才“遗双翠”表明心迹;少女虽然对少年“深属意”,但不知人家对自己是否也有意,所以才“遗双翠”发出试探;少男少女你有情我有意,但碍于游人众多,不便表白,所以才“遗双翠”期约到河对岸的林中相会;或者说,那“双翠”就是定情信物。
仅仅三十三字的一首小词,能用景物描绘构成色彩斑烂的背景,用人物举动刻画心理活动,塑造一个多情而聪明的少女形象,实属难能可贵。况周颐在《历代词人考略》中说:“五代人词大都奇艳如古蔷锦,惟李德润词,有以清胜者,有以质胜者,愈质愈厚。”以此词而论,写艳情而无艳语,清新与质朴兼备,自然隽永,耐人寻味。
这首小令纯用白描手法,写得自然流畅,空灵雅致。对于此词本色生动的语言,历来有较高评价。一般认为。它可以与刘禹锡的《竹枝词》媲美。与《花间集》崇尚艳丽的总体风格不同,开出了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