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记叙了北宋著名建筑家喻皓用“布板”“实钉”来加强了结构整体性,以解决木塔不稳定的问题,说明早在一千多年前,我国在建筑理论和技术方面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本文叙述了梵天寺木塔由“动”到“定”的过程,揭示了木塔“定”的缘由,即“六幕相持,自不能动”。由此可见,我国古代巧妙的建设建筑结构与超高的工艺水平。
文章叙述描写也颇显功力,从而增强全文的感染力。如以“患其塔动”,“而动如初”为下文的“塔遂定”作铺垫;又如“贻以金钗”的细节描写,“皓笑曰”的语言描写都十分生动得当,与说明的内容丝丝相扣。
本文共分三层,如下:
第一层:
钱氏据两浙时,于杭州梵天寺建一木塔,方两三级,钱帅登之,患其塔动。匠师云:“未布瓦,上轻,故如此。”乃以瓦布之,而动如初。
这句话说了:建塔过程中塔身出现不稳定的问题,凭工匠们的认识和实践都未能解决。
第二层:
无可奈何,密使其妻见喻皓之妻,贻以金钗,问塔动之因。皓笑曰:“此易耳,但逐层布板讫,便实钉之,则不动矣。”匠师如其言,塔遂定。
无可奈何写出了匠师的无能,反衬了喻皓的技艺精湛。
笑写出了喻皓的胸有成竹,并讽刺了匠师的无能。
这句话说了:喻皓采用“布板”“实钉”的方法,解决了塔身不稳定问题。
第三层:
盖钉板上下弥束,六幕相联如胠箧,人履其板,六幕相持,自不能动。人皆伏其精练。
这句话说了:解释“塔定”的原因,并写了众人对此事的反应,也体现了喻皓建筑工艺水平的高超。
这是一首伤春词,由伤春而感伤自己年华流逝。
第一、两句,想要留住春光,然而已是芳草萋萋的暮春时节,开头即点出伤春的意味,为全词奠定了感伤的基调,接着似站在春天的角度说春不甘和落花一样随水而去,了无踪迹,只好暂且芳粘于泥上的飞絮。“落花”、“飞絮”均为飘零之物,然在词人笔下,似落花流逝更快,而飞絮尚可在泥上暂存,生动形象地写出了春之不愿逝去的不甘和无奈。运用比喻,用春来比喻自己的青春年华,表达出想要留住青春之感。五、六两句,看到镜中的华发,想自己年华流逝,自己不愿辜负青春,然而无奈的还是辜负了,一事无成,表达出因功业未就而人已老去,美好的青春理想破灭的浓浓愁绪。“梦回人远许多愁”梦中醒来,似已消愁,貌似洒脱,实则更为沉痛,最后一句,以景芳结,将这许多的愁都凝聚在风雨中的梨花之上,用风雨梨花象征自己的命运处境,含蓄动人。
此诗承《咏贫士·万族各有托》中的诗句“岂不寒与饥”,先叙贫困饥寒之状。朔风凄厉,已近岁末。无以取暖的老诗人,只能拥着粗布衣服,在前轩下晒太阳。抬眼望去,昔时四院中盛开的花卉已荡然无存,青葱的树木,也成了光秃秃的枯条。诗的前四句在严冬萧索景色的衬托中,描出了一位贫士索漠的形象。严寒袭人,饥更来煎。诗人一生相依为命的酒,现在即使将空壶倾得再斜,也再已倒不出一滴来;民以食为天,但饭时已到,看着灶下,却烟火全消。逸兴已消,诗书虽堆案盈几,却疗不得饥寒,任它胡乱塞在座外,直至白日西倾,也无兴再去研读它。五至八句由寒及饥,由景及情,伸足“岂不寒与饥”之意。至于日昃以后,将是又一个黄昏冬夜,如何驱遣,诗人未言,但读者不难想像。晚岁的陶潜确实困苦之甚,世乱加上荒年,使他早时只是作为一种理想精神的“甘贫”,成了严酷的现实,其《有会而作》序云:“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登岁之功,既不可希;朝夕所资,烟火才通。旬日以来,始念饥乏。岁云夕矣,慨然永怀。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所述境况正可与此诗相互发明。“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乞食》诗,更描下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诗人,已不得不为生存而告乞求贷了。贫,毕竟并不那么容易“甘”之,不能再一味恬淡。当初孔子困于陈,资粮断绝,“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孔子可以这样穷而安,而己非圣人之比,就不能不像子路那样愠恼之心见于言色。不过虽然饥寒,虽有不平,诗人仍不愿弃“故辙”而改素志;那么什么是诗人的精神慰安呢?末句答道:正依靠古来那许多高风亮节,守穷不阿的“穷士”啊。
对比一下陶潜初隐时的诗句,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诗人的心态。《饮酒》诗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的逸趣已为“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的窘俭所替代;而“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读山海经》)的雅兴,亦已成了“诗书塞座外,日昃不遑研”的阑姗。于是望中景物也都改观。风寒,在诗人并非初历,但当初“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的卓拔景象已换成“南圃无遗秀,枯条盈北园”的索漠萧条。他再也无复当年“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与子俨等疏》)的感受;“拥褐曝前轩”这一诗歌形象,足见其当时不但是肉体上,也是精神上的疲老。贫困把天真的诗人从云际雾里的逍遥游中,拉回到地面上来,这也许是不幸,然而却也使诗人的高洁品格获得了更充实的内含;使他成了中国诗史上少数几位真正无愧于固穷守节之称的隐逸诗人。虽然饥寒使他沦落到行乞的地步,但他所低首下心的不是那些督邮之流的官场屑小,而是他日夕相处的“素心人”;心境虽然疲老了,但骨子里的傲气却并不减少壮。诗的结末四句用孔子厄于陈蔡之典,含义尤深长。“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言见”,字面意思是,自己未达到孔圣人的精神境界,所以才有愠色;然而联系其“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以累己”(《感士不遇赋》)这种一贯思想来看,这两句诗实以自责为自傲。孔子一生为推行其仁义之道而奔波风尘,这从渊明最为服膺的道家来看是以外物累己的行为。从好的方面来看,世乱不可为,正不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所以《庄子》说“世浊不可与庄语”,甚至以为当国者形同兕柙之中的神龟。而从不好的角度来看,《庄子》中更借盗跖之口斥孔子为名利荣禄之人。从渊明对儒学的一贯态度看,二句虽不必有盗跖所责备于孔子那种含义,但以“闲居”与“陈厄”相对言,并虽有不平,仍将坚持素操来看,不难味出有以孔子之举为不智之意。所以,结末他不是顺不如孔子之意,说要以孔子穷而安作榜样,而要以此下所说的各种高士为典范,以表示虽穷也必不重入世网,乱己“真意”。穷困固然使陶潜从天上降到地上,却又使其精神进一步净化。“严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渊明之高,其实不尽在他衣食无虑,吟唱着这两句诗的时候,而正是在这贫困的低吟中,才更见出其卓然高标。也正因此,此诗虽极写饥寒穷困,给人的印象却决无后来孟郊、贾岛那样的寒俭相,而显出一种清癯孤洁的姿态,一种情怀深长的韵味。苏轼说陶诗“癯而实腴”,读此诗可有所解会。
此诗的这种姿态韵味,也甚得力于结构语言的自然浑成。试设想。如果开首二句写寒后,紧接着就写饥,就必会造成促迫穷俭之感。比如孟郊诗就常常列举饥寒之态,穷形极相,反使人酸胃。现在于写寒之后,垫二句写景,接写饥后,再续以二句诗书之事,这就使此诗虽写饥寒而有舒徐之态、书卷之气,加以“倾壶”“窥灶”之轻描淡写,“日昃”之后的言外之言,非孔以自见的婉而不露,读来就感到仍有陶诗一贯的风行水上之致。而更可贵的是上述结构虽巧,却非刻意经营所得。坐于前轩下,自然会有望景之举,酒食无着后也自然会想到唯有书本为伴,但欲读之际,又忽兴意阑珊,更深一层表达了诗人的心境。从不经意处见出天机深杳,这是陶诗与其内容上的玄趣互为表里的艺术上的妙理,二妙并具,是后人所难以企及处。
“心术”一词,含义较复杂。《管子》有《心术》篇,以虚静之说讲养心治国之道。苏洵《心术》,讲将领的心理修养,制下待敌之道,以及运思、机权之术。
文章首先论“将”:“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治心,就是心理修养。作者认为,主将的心理品质最重的有二:第一,超人的镇定,临大事于不乱。“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第二,极度的沉静,能有效地排除一切干扰,“糜鹿兴于左于目不瞬”。能如此,就能把握利害得失,能够抵御敌人。孙子讲将的修养有“智、信、仁、勇、严”(《孙子兵法·计篇》),苏询也讲智与严,这些属于智能与品德修养,但他认为镇定和沉静的心理素质更为重要。这就是“大将风度。”
其次论“兵”:“凡兵上义”。上义就是崇尚正义,“不义,虽利勿动”,把正义性作为军事行动的准则,如非义举,那就“胜有所不取,败有所不避”(《项籍》)。尚义之说,自占于有,但苏询并非重复迁阔之论,他是义利统一论者,认为“义利、利义相为用,天下运诸掌矣”(《利者义之和论》)。他是从利的目的出发提出尚义原则的,因为背义逐利的战争只能获一时之利,最终将弄到“不可措手足”的地步,那就大不利了。依义于行,则可尽天下之大利。因为“惟义可以怒士”,要以“义”来激励士兵,“十以义怒,可以兴战”,正义之帅将无敌于天下。
再次论“战”:“凡战之道”有四养:“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四养之说,显然有“讥时之弊”的意义。宋王朝积贫积弱,原因很多,于下能“使耕者无所顾忌”,兵冗于供给贫乏,用人“赏数于加于无功”(《衡论·审势》),都是重要原因。他提出的四养的办法正是:“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于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这四养中,最重要的是“养心”——培养和保持士兵积极的心理状态、高昂的战斗意志。“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暗合了管理学适最刺激、不断刺激的理论。不断刺激,则能保持士气于有“余勇’,适量刺激,则时常有所追求于有“余贪”,士兵永远保持旺盛的斗志,“故虽并天下,士不厌兵”,这就是“黄帝之所以七十战于兵不殆”的道理(七十战未必有出处)。反之,“不养其心,一战于胜”。士兵既骄且怠,“不可用矣”。
以上论“将”、“兵”、“战”,着眼大处,讲为将、治兵、待战之大道。以下再论将、兵、战,讲战时为将之道、战时用兵之道、战时运思之术。临战之将应“智于严”,士则应愚,这样士兵才能委身听命,与将共生死。苏询将智士愚的论点当然不好,但要求士兵应绝对服从和无条件执行命令则是合理的。战时用兵,在于五知。知敌,应“知敌之主,知敌之将”,然后“与贤将战则持之,与愚将战则乘之”(《法制》)。“乘之”就是抓住敌将的弱点“动于险”于出奇制胜。三国时邓艾由阴平道“缒兵于蜀中”,穿越了蜀道天险攻灭蜀国。他之所以敢于如此,就在于看透了蜀后主“刘禅之庸”。能知敌则“去就可以决”、还耍知己,在自己则应“知理”、“知势”、“知节”,理是事理,知义之所在为知理,势是战略形势,要知自己所处的形势,节指军事指挥中应掌握的法度节度,能正确确定作战方案,调度兵力为知节,“知理于后可以举兵,知势于后可以加兵知节于后可以用兵。知理于不屈,知势于不沮,知节于不穷”。知己知彼,知节是关键,也是其它四知的目的和表现。苏询认为,“知节”之将,能“忍”能“静”,具有“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麋鹿兴于左于目不瞬”的心理品质。在战机到来之前,能以忍待勇,以静制动,不因小利小患暴露作战方略,以应付大利大患。能如此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战争中运思之术,文章提出两点:一是避实击虚和暴短阴长的辩证思号,一是“有所恃”和“以形固”的辩证关系。
“兵有长短”,谁都想用长避短以避实击虚。但战争是双方的事,“吾之所长,并出于用之,彼将不一与我校;吾之所短,吾蔽于置之,彼将强与我角,奈何?”兵有奇正,兵不仄诈,苏询认为,要用用长避短之正,需设暴短阴长之奇:“吾之所短,吾抗于暴之,使之疑于却;吾之所长,吾阴于养之,使之狎于堕其中”。苏询认为,暴短阴长才能达到用长避短的目的。
“善用兵者”要使部队“无所顾”、“有所恃”,打仗才能勇敢。一切有利条件如地形之固、兵器之利都是“所恃”,凭所侍可以坚定斗志,鼓舞士气,正如一个人,“尺捶当猛虎,奋呼于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于却步”。有恃则勇,无恃则怯,“人之情也”。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如果以为“有所恃”于麻癣涣散,其“所恃”将不可恃,这也如正一个人,袒裼于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于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善用兵者注意发挥有利条件的精神作用,以振起军心,巩固阵容,这就是“以形固”,能用有利的形势巩固自己,“则力有余矣”。这是苏询对用兵应“有所恃”于不可只有恃的辩证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