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支小令,是一首寓意深刻的怀古之作。全曲内容共分三个层次。
开头三句为第一层,缅怀往昔。一般文人登临怀古,都是触景生情,面对江山发思古之幽情。这首小令一开始就将读者引入千年前的历史氛围中:“记当年六代豪夸,甚江令归来,玉树无花?”在金陵建过都城的六个朝代,都竞相夸耀自己奢侈豪华。这层曲的意思是,在这六朝竞相夸耀奢侈豪华的金陵,当年陈朝的江总,回来后为什么再也听不到《玉树后庭花》的歌曲了呢?这就是说,六代的最后一个王朝,已是繁华销歇,江河日下,并隐含有责备陈代君臣荒淫无度、误国害民的弦外之音。
接着三句为第二层,写作者似仍沉浸在历史的反思之中,耳边仍萦绕着歌女们《玉树后庭花》的靡靡之音。当登上台城纵情眺望之时,他眼前便展现出一片辽阔无垠的江淮原野。这就是:“商女歌声,台城畅望,淮水烟沙。”以上三句化用刘禹锡《台城》诗:“台城六代竞豪华,结绮临春事最奢。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
最后五句是曲子的第三层,作者面对如画的大好河山,生发无限感慨。这一层曲词的意思是,试问当年世代相传的大贵族世家哪里去了?只剩下夕阳、衰草、寒鸦,一派深秋的黄昏景象。在晚霞的映照下,大江之中,归帆点点,凄凉寥落,胡笳呜鸣,显然已是元代蒙古人的天下!故国之思尽在不言中。这几句写得情景交融。
综观这首词,含蓄凝练,工丽精巧,引用典故也顺应自然,显示了卢挚散曲创作明白如话、生动清丽的艺术风格。
译文及注释
译文
记得六朝时的金陵,是多么显耀豪华!为何江令归来以后,竟满城衰败无花?隔江犹听亡国歌女的声声卖唱,台城远望秦玉河水的渺渺烟沙,问金陵旧时的豪门如今都在哪里?只见夕阳斜照下的一片枯草,飞来飞去的几点寒鸦;残霞掩映中的寥落归帆,伴着呜咽悲凉的胡笳。
注释
双调:宫调名。
十二宫调之一,双调为元曲常用宫调。
蟾宫曲:曲牌名,属北曲双调。
小令兼用。
又名“折桂令”“步蟾宫”“东风第一枝”。
六代:指三国时的吴、东晋及南朝的宋、齐、梁、陈,它们都以建康(今江苏南京)为都城,历史上合称“六朝”。
豪夸:竞相夸耀奢侈豪华。
江令:指江总,陈代文学家,字总持,济阳考城(今河南省兰考县东)人,仕梁、陈、隋三朝。
玉树无花:即指由陈后主亲自创作的曲子《玉树后庭花》,它历来被看作是亡国之音。
商女:歌女。
台城:六朝时的禁城,三国时期为东吴后苑所在,遗址在今南京市玄武湖畔。
江左:即江东,今江苏一带,此专指金陵。
风流故家:指六朝显赫一时的王、谢家族。
此曲当作于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当时卢挚在江东道廉访使任上。他来到金陵,登台远眺,眼见当年显赫一时的王、谢歌台,只剩下残阳下衰草凄迷,寒鸦哀鸣。面对着那寥落归帆,耳听着那呜咽胡笳,他感慨万分,写出了这支曲子。
这是一支小令,是一首寓意深刻缘怀古之作。缅曲内容共分三个层次。
开头三句为第一层,缅怀往昔。一般文人登临怀古,都是触景生情,面对江山发思古之幽情。这首小令一开始就将读者引入千年前缘历史氛围中:“记曲年六代豪夸,甚江令归来,玉树无花?”在金陵建过都城缘六个朝代,都竞相夸耀自己奢侈豪华。这层曲缘意思是,在这六朝竞相夸耀奢侈豪华缘金陵,曲年陈朝缘江总,回来后为什么再也听不到《玉树后庭花》缘歌曲了呢?这就是说,六代缘最后一个王朝,已是繁华销歇,江河日下,并隐含有责备陈代君臣荒淫无度、误国害民缘弦外之音。
接着三句为第二层,写作者似仍沉浸在历史缘反思之中,耳边仍萦绕着歌女们《玉树后庭花》缘靡靡之音。曲登上台城纵情眺望之时,他眼前便展现出一片辽阔无垠缘江淮原野。这就是:“商女歌声,台城畅望,淮水烟沙。”以上三句化用刘禹锡《台城》诗:“台城六代竞豪华,结绮临春事最奢。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
最后五句是曲子缘第三层,作者面对如画缘大好河山,生发无限感慨。这一层曲词缘意思是,试问曲年世代相传缘大贵族世家哪里去了?只剩下夕阳、衰草、寒鸦,一派深秋缘黄昏景象。在晚霞缘映照下,大江之中,归帆点点,凄凉寥落,胡笳呜鸣,显然已是元代蒙古人缘天下!故国之思尽在不言中。这几句写得情景交融。
综观这首词,含蓄凝练,工丽精巧,引用典故也顺应自然,显示了卢挚散曲创作明白如话、生动清丽缘艺术风格。
此诗开头两句对宿紫山北村的缘由作了说明,原来他是因“晨游紫阁峰”而“暮宿山下村”的。诗人之所以要“晨游”,是为了欣赏山峰上的美景。早晨欣赏了紫阁的美景,悠闲自得往回走,直到日暮才到山下村投宿,碰上的又是“村老见余喜,为余开一尊”的美好场面,作者的心情是很愉快的。但是,“举杯老及饮”,不愉快的事发生了。
开头四句,点明了抢劫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抢劫对象,表现了诗人与村老的亲密关系及其喜悦心情,为下面关于暴卒的描写起了有力的反衬作用,是颇具匠心的。中间的十二句,先用“暴卒”“草草”“紫衣挟刀斧”等贬义词句刻画了抢劫者的形象;接着展现了两个场面:一是抢酒食;二是砍树。
写抢酒食的四句诗,表现出暴卒、作者和主人的三种不同表现。“夺”和“掣”两个词,包含着一方不给,一方硬抢的丰富内容。诗人用这两个词作“诗眼”,表现出他自己毕竟是个官吏,敢于和暴卒争,但还是败下阵来,这就不仅揭露了暴卒的暴,而且暗示了暴卒敢这样“暴”的原因,为结尾的点睛之笔留下了伏线。
写两个抢劫场面,各有特点。抢酒食之时,主人退立敛手;砍树之时,却改变了态度,这表明主人对树有特殊感情。诗人为了揭示其心理根据,先用两句诗写树:一则指明那树长在中庭,二则称赞那是棵“奇树”,三则强调那树是主人亲手种的,已长了三十来年。这说明它在主人心中的地位,远非酒食所能比拟。暴卒要砍它,主人当然会“惜”,“惜不得”,是“惜”而“不得”的意思。于是,发自内心的“惜”就表现为语言、行动上的“护”,虽然迫于暴力,没有达到目的,但由此却引出了暴卒的“自称”和作者的悄声劝告。
结尾的四句诗,在当时很好懂;时过一千多年,就需要作些注解,才能了解其深刻的含义。所谓“神策军”,在唐代天宝(唐玄宗年号,742—756)年间,本来是西部的地方军;后因“扈驾有功”,变成了皇帝的禁卫军。唐德宗时,开始设立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由宦官担任。他们以皇帝的家奴身份掌握禁卫军,势焰熏天,把持朝政,打击正直的官吏,纵容部下酷虐百姓,什么坏事都干。元和(唐宪宗年号,806—820)初年,皇帝宠信宦官吐突承璀,让他做左神策军护军中尉;接着又派他兼任“诸军行营招讨处置使”(各路军统帅),白居易曾上书谏阻。这首诗中的“中尉”,就包括了吐突承璀。所谓“采造”,指专管采伐、建筑的官府。唐宪宗的时候,经常调用神策军修筑宫殿;吐突承璀又于唐元和四年(809年)领功德使,修建安国寺,为宪宗树立功德碑。因此,就出现了“身属神策军”而兼充“采造家”的“暴卒”。做一个以吐突承璀为头子的神策军人,已经炙手可热了;又兼充“采造家”,执行为皇帝修建宫殿和树立功德碑的“任务”,自然就更加为所欲为,不可一世。
诗是采取画龙点睛的写法。先写暴卒肆意抢劫,目中无人,连身为左拾遗的官儿都不放在眼里,留下悬念,引导读者思考这些家伙究竟凭什么这样暴戾。但究竟凭什么,作者没有说。直写到主人因中庭的那棵心爱的奇树被砍而忍无可忍的时候,才让暴卒自己亮出他们的黑旗,“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一听见暴卒的自称,作者很吃惊,连忙悄声劝告村老:“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讽刺的矛头透过暴卒,刺向暴卒的后台“中尉”;又透过中尉,刺向中尉的后台皇帝。前面的那条“龙”,已经画得很逼真,再一“点睛”,全“龙”飞腾,把全诗的思想意义提到了惊人的高度。
汉朝初年,北方少数民族常率众南扰。朝廷有时出兵征伐,有时采用睦邻政策,以求缓和。“和亲”即睦邻的一个手段。汉元帝时王昭君远嫁匈奴呼韩邪单于,也是著名一例。刘细君去乌孙国是大义之举,她思亲人恋故土又是人之常情。《悲愁歌》亦即这矛盾心情中思亲一面的反映。因作者亲身经历,感受倍深,故这首诗写得情切切,意拳拳,真挚动人。在写思乡悲愁的同时,从客观上也具体地介绍了当时北方少数民族的习俗。
《悲愁歌》,一作《乌孙公主歌》。原载于《汉书·西域传下》和 《玉台新咏》卷九。《乐府诗集》卷八十四以为刘细君作,属“杂歌谣辞。”此诗以第一人称的自诉,表现了公主远嫁异国、思念故土的孤独和忧伤。诗中突出了中原与西域在食宿、文化方面的巨大差异,以化为黄鹄归家的想象与事实上的不可能构成强烈的矛盾冲突,加重了诗歌的悲剧气氛,意蕴深广,耐人寻味。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两句写乌孙公主以哀怨的语调诉说自己的遭遇和处境:汉朝把我远嫁于在天一方的乌孙国王。看似客观的自我介绍,其实蕴含着无限的伤感和怨愤。此“嫁”,实为和亲,寓有一定的政治目的。据《汉书·西域传下》记载:乌孙国与匈奴结盟,匈奴不断骚扰内地,为钳制匈奴,断其右臂,武帝采纳张骞建议,遣江都王建之女刘细君为公主,妻乌孙王猎骄靡。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与少数民族和亲,无疑具有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交流各方面的意义。然而,这种于国于家有利的“美人计”,于公主自身却是人格的变异和人性的束缚。“天一方”、“远托”、“异国”等冷漠字眼已透出哀怨之信息,下面着力的值染更见其甚。
“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则是写公主远嫁异域,不仅举目无亲,孤苦无依,而且生活环境也令人难以忍受。这里没有崔嵬的宫阙,和暖的春风,没有美味佳肴玉液琼浆,而是以穹庐为室,毛毡作墙,饮以辛酪、食以膻肉。这与内地迥异的生活习俗,对从小过惯汉朝宫廷安逸生活的尊贵王女来说,无疑难以适应。作者以短短十几字高度概栝乌孙国饮食起居的生活习俗, 为以下思矣怀归之情的直接抒发埋下了伏笔。另据《汉书·西域传下》 记载:“乌孙国多雨,寒。昆莫年老,语言不通。”由此可见,公主所以不以审美心态去体味“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异国风光,而仅以哀怨叙之,正由于此。
远离故国亲人,生活又难如愿,思乡怀归之情于是不可遏止地爆发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直抒胸中郁结已久的忧思,凄婉哀怨,摧人泪下。明知远嫁之意义,回归之无望,又盼展开想象的双翅,化作黄鹄,自由飞回久别的故乡。想象中的满足与事实上的不能,构成强烈的矛盾冲突,加重了诗歌的悲剧气氛,意蕴深广,耐人寻味。
《悲愁歌》同汉初的《大风歌》、《秋风辞》一祥深受楚辞的影响,读唱诗时句中加上舒缓语气的“兮”,增强诗的节奏感。诗歌采用白描手法,直抒胸臆。加上质朴无华的语言,朗朗上口的押韵,句句合理的推演,使一首虽然短的诗,却将其无比的思念、急切的盼归心情写得淋漓尽致。
这是一首感旧伤怀词,萍踪浪迹的词人吴梦窗一日路过都城临安(今杭州),来到当年曾栖息过的住处看望,但见荒草填门,井垣颓败,不禁感触纷纭,情不自胜,于是吟成此词,以抒襟怀。
上阕着重描写故居现时的荒凉景象。开头三句交代自己自离开故居之后这许多年来的飘零生涯:“湖山经醉惯。”寥寥五字便作了一个形象的概括。“湖山”表现浪迹江湖;“醉”意味着借酒浇愁,生不得意;而“惯”则表示这样的生活已习以为常,成为习惯。为了进一步形象化,词人以“渍春衫,啼痕酒痕无限”加以具体描写。陆放翁有“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的诗句,词人在这里以酒痕啼痕湿渍春衫表现自己的飘零生涯,比陆诗分量更重,其悲苦程度也更胜一筹。“又客长安”乃“过都城”的点题之笔,“长安”不过是一个借喻,实指南宋都城临安。“叹断襟零袂”二句自画出诗人窘困落魄的形象:衣衫褴褛,尚且积尘染垢,无人替他收拾洗涮。按诗人吴文英一生未曾入仕,只做过一点掌管文书的小职务,生活经常穷苦落魄,他曾有“几处路穷车绝”的词句自诉境遇的困顿窘迫。
“紫曲荒门”以下三句写自家故居今日败落的景象:“紫曲”系京都巷陌的称谓,在紫门朱院的映衬下,自己的门前长满荒草,院中的井台破败不堪,蔓草披离,在风中摇曳着……更令人触目伤怀。“对语东邻”三句用的是刘禹锡“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典故,系指旧居东邻的家门亦已败落,而今为平民所居,那巢中栖着的还是当年华屋下的燕子。词中不仅写自己旧居的荒芜,也写东邻的变迁,这就较为广阔地写出世事的沧桑和朝廷的倾轧,暗示出南宋王朝的内部矛盾斗争,和日益走向衰败的颓势。
下阕侧重描写昔日故居的繁华,由今抚昔,更表现出词人内心的伤痛。“春梦人间须断”是一句饱含哲理内涵的警语,也是词人凭吊旧居后的一声深沉的感叹:春梦是短暂的,而且其中断也是必然的,“世间哪有不散的筵席”?这是古往今来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真理。谁也不能责怪梦缘的转瞬即逝,然而过去的记忆毕竟是让人留恋的。“绣屋秦筝”三句是对昔日美好记忆的展示:绣屋中筝声阵阵;海棠花在阶前傍着人儿开得那般娇艳;夜深了、酒宴才开;轻歌曼舞更增添了欢乐的氛围……“舞歇歌沉”三句是追述当年的情变:就在那时,歌方停,舞才歇,花还盛开着,不知为何,她便变了心,从此就再无信息……唉,昔日的悲欢都像梦一样逝去了,又如东流水般永不再返。久久地站在河桥边眺望自家荒草丛生的故居的词人要走了,却又舍不得离去,在夕阳影里,诗人的眼中满含的是苦涩辛酸的泪水。“伫久河桥欲去,斜阳泪满”实在是一个漂亮的结尾,它不仅最后点明了词人怅观故居的方位和距离,而且使我们看到了词人茕茕凭吊的身影,河桥一斜阳;伫久一欲去一泪满,既有环境、时间,又有动作、情绪,这二者交融渗透,创造出一个多么充满诗意、多么富有内蕴的鲜明独特的意境呵!
这首诗的主要用意是讥刺朝廷专权用事的新党,直指他们为君侧的佞人。有力地抨击了他们专恣弄权、妒才忌贤的行径,诗中对不知名的鸟儿深表惋惜,也是对那些遭受排挤的高才遗贤寄予同情之心。
这首诗没有题目,作者不知所咏鸟儿的名字,其本意也不是咏鸟,诗中的政治讽刺意味虽然十分显豁,作者还是不愿直接点明,所以用“绝句”代题。
由陈入隋的诗人韦鼎写过一首《在长安听百舌》:“万里风烟异,一鸟忽相惊。那能对远客,还作故乡声。”也是由一鸟相惊而触动政治感慨,不过是通过埋怨鸟儿在异地仍作乡音而寄托深切的乡国之思。道潜则是慨叹无名之鸟难为善鸣者所容,借以对专权用事者予以讥刺。二诗都用正言反说之祛,韦诗责怪百舌实际是怜惜百舌不知风烟之异,道潜说黄鹂、百舌善鸣实是责其不容异鸟争呜,只不过一个说得曲折,一个用的是比兴。
此诗发端用叙事句法写鸟儿居于高岩而不为人所知,其品种十分珍奇。它飞入户庭时,与春风欵曲而语,又显得十分亲切诚挚。这句写鸟儿情态可爱,依依动人。接着叹息:户庭里得势的是百舌和黄鹏,你唱得再好又有谁听?这一问,表面上只是惋惜户庭已有善鸣之鸟,异鸟飞来未必能受赏识,其实意味深长。黄鹂、百舌都是常见的鸣禽,黄鹂即黄莺,百舌是伯劳的一种,一名反舌,能反复其舌,在春天随百鸟鸣叫,到夏天停止。这两种鸟因鸣声圆滑而常为人所畜养,它们把持歌坛,自不容珍奇的鸟儿前来争鸣。同时,古人认为,“反舌有声,佞人在侧”(《汲冢周书》),杜甫《百舌》诗曾借此鸟托讽说:“百舌来何处?重重只报春。……过时如发口,君侧有谗人。”直接以百舌的鸣叫来影射君侧有谗佞之人。联系道潜的身世背景来看,这首诗的主要用意是讥刺朝廷专权用事的新党,直指他们为君侧的佞人。
道潜与苏轼交好,绍圣(1094-1098)初期,苏轼被贬往惠州,道潜也因作诗讥刺时政而得罪,被勒令还俗,编管兖州。当时新法已经变质,执掌朝政的是章惇、曾布、蔡京等一伙人。这首诗将这一伙人比作鸣声圆滑、反复其舌的百舌、黄鹂,不光是嘲讽他们凭着伶俐圆滑、唱得好听而得势一时,而且还有力地抨击了他们专恣弄权、妒才忌贤的行径,诗中对不知名的鸟儿深表惋惜,也是对那些遭受排挤的高才遗贤寄予同情之心。
这首诗的客观意义要比作者的寄意还要深广。无名鸟儿唱得再好也无人来听,又说明听众缺乏鉴别能力,既不识高低,又不辨清浊,只能欣赏百舌、黄鹂凡庸的曲调。它还联系到自古以来由于小人用事而致使人才受排挤、遭冷落的现象,以及由于世人鉴识力的低下而造成的曲高和寡、庸音喧扰的情况。所以,此诗虽然语浅意露,一目了然,却能在多方面发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