鬓发已白的夫妇，活泼天真的孩子；似雪的梨花，朦胧的柳树；还有荆门上的犬吠，茅茨上的燕语，一幅天然的没有任何雕饰的美丽画卷：人与人和谐，物与物相融，各安其位，自然和谐。更有意思的是那桑柘树上荡着秋千的孩子，梳着发髻，插着花枝，闲适、快乐，却被我这路人吸引，她好奇的顾盼，眸子里的疑问，只因我在摇头晃脑地吟诗。江山一片秀，温暖在心头。这是作者眼中的美，不仅美在景，更是美在一片和谐的人间之情。作者用清丽的笔法、温和的色彩，表现出曲中人陶然忘机的情怀和一片生机盎然的农家生活情趣。
这支曲子所写景象喜人，表现出作者对农民怀有深厚的感情和浓烈的平民意识。此曲抒写作者于清明前的寒食节在新野道中看到的农村初春景象。开头三句是写农村的自然风光。接着是写农村老年人的悠闲生活。“桑拓”两句是写农村孩子们的快乐生活。最后三句是写作者看到这些迷人的景象后，感到无比的喜悦，情不自禁地“转眄移时”，在马上不住吟诗称颂。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柳树萌芽，像飘浮着一层嫩绿色的轻烟。梨花似雪，参差地交杂在柳枝中间。柴门外狗儿在叫，茅屋顶上燕了呢喃。一对白发的农家老夫妻正围着老瓦盆饮酒用饭。桑林外，一位梳着双丫髻的小姑娘头上斜插着花枝在荡秋千。她转眼注视多时，大概是赞叹我这个行路之人，坐在马上吟哦诗篇。
注释
参差：不整齐。
²柴荆：柴门。
用林木棍、荆条搭成的院门。
茅茨：茅屋的屋顶。
这里指屋檐。
老瓦盆：指民间粗陋的酒器。
媪：年老的妇人。
柘：桑树，常绿灌木，叶可喂蚕。
髻双鸦：即双丫形的发髻。
转眄移时：转眼斜视多时。
眄，斜视。
哦：低声吟咏。
鬓发已白的夫妇，活泼天真的法子；似雪的梨燕，朦胧的柳树；还有荆门上的犬吠，茅茨上的燕语，一幅天然的没有任何雕饰的美丽画卷：人与人和谐，物与物相融，各安其位，自然和谐。更有意思的是那桑柘树上荡着秋千的法子，梳着发髻，插着燕枝，闲适、快乐，却被我这路人吸引，她好奇的顾盼，眸子里的疑问，只因我在摇头晃脑地吟诗。江山一片秀，温暖在心头。这是作者眼中的美，不仅美在景，更是美在一片和谐的人间之情。作者用清丽的笔法、温和的色彩，表现出曲中人陶然忘机的情怀和一片生机盎然的农家生活情趣。
这支曲子所写景象喜人，表现出作者对农民怀有深厚的感情和浓烈的平民意识。此曲抒写作者于清明前的寒食节在新野道中看到的农村初春景象。开头三句是写农村的自然风光。接着是写农村老年人的悠闲生活。“桑拓”两句是写农村法子们的快乐生活。最后三句是写作者看到这些迷人的景象后，感到无比的喜悦，情不自禁地“转眄移时”，在马上不住吟诗称颂。
此诗是集春景、乡思、归梦于一身的作品。前二句述写异乡的春天已经过去，隐含了故乡的春色也必将逝去的感慨；后二句想象春风非常富有感情而且善解人意，仿佛理解了诗人的心情而特意为他殷勤吹送乡梦。
“杨柳阴阴细雨晴，残花落尽见流莺。”这是一个细雨初晴的春日。杨柳的颜色已经由初春的鹅黄嫩绿转为一片翠绿，枝头的残花已经在雨中落尽，露出了在树上啼鸣的流莺。这是一幅典型的暮春景物图画。两句中雨晴与柳暗、花尽与莺见之间又存在着因果联系。“柳色雨中深”，细雨的洒洗，使柳色变得深暗了；“莺语花底滑”，落尽残花，方露出流莺的身姿，从中透露出一种美好的春天景物即将消逝的意象。异乡的春天已经在柳暗花残中悄然逝去，故乡的春色此时想必也凋零阑珊了吧。那漂荡流转的流莺，更容易触动羁泊异乡的情怀。触景生情，悠悠乡思便不可抑止地产生了。
“春风一夜吹乡梦，又逐春风到洛城。”这是两个出语平易自然，而想象却非常新奇、意境也非常美妙的诗句。上句写春风吹梦，下句写梦逐春风，一“吹”一“逐”，都很富有表现力。它使人联想到，那和煦的春风，像是给入眠的思乡者不断吹送故乡春天的信息，这才酿就了一夜的思乡之梦。而这一夜的思乡之梦，又随着春风的踪迹，飘飘荡荡，越过千里关山，来到日思夜想的故乡。在诗人笔下，春风变得特别多情，它仿佛理解诗人的乡思，特意来殷勤吹送乡梦，为乡梦作伴引路；而无形的乡梦，也似乎变成了有形的缕缕丝絮，抽象的主观情思，完全被形象化了。
不难发现，在整首诗中，“春”扮演了一个贯串始终的角色。它触发乡思，引动乡梦，吹送归梦，无往不在。由于春色春风的熏染，这本来不免带有伤感怅惘情调的乡思乡梦，也似乎渗透了春的温馨明丽色彩，而略无沉重悲伤之感了。诗人的想象是新奇的，奇妙的想象将强烈的乡思形象化、具体化了。在诗人的意念中，这种随春风而生、逐春风而归的梦，是一种心灵的慰藉和美的享受，末句的“又”字，不但透露出乡思的深切，也流露了诗人对美好梦境的欣喜愉悦。
唐代诗人写过许多出色的思乡之作。悠悠乡思，常因特定的情景所触发；又往往进一步发展成为悠悠归梦。武元衡这首《春兴》，就是春景、乡思、归梦三位一体的佳作。这首诗所写的情事本极平常：看到暮春景色，触动了乡思，在一夜春风的吹拂下，做了一个还乡之梦。而诗人却在这平常的生活中提炼出一首美好的诗来，在这里，艺术的想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此诗写于李白第一次出蜀远游时。诗中借景抒情，抒发了作者秋日出游的愉悦心情，也表达了作者意欲饱览祖国山河而不惜远走他乡的豪情与心志。全诗写景、叙事、议论各具形象，笔势变幻灵活而又自然浑成，风格雍容典雅又不失豪放飘逸，妙用典故而不着痕迹，达到了推陈出新、活泼自然的境界。
第一句是写景，同时点出题中的“秋”和“荆门”。荆门山原是林木森森，绿叶满山，然而诗人到来时，却是秋来霜下，木叶零落，眼前一空。由于山空，江面也显得更为开阔。这个“空”字非常形象地描绘出山明水净、天地清肃的景象，寥廓高朗，而无萧瑟衰飒之感。
第二句“布帆无恙挂秋风”，承上句“江”字，并暗点题中“下”字。东晋大画家顾恺之为荆州刺史殷仲堪幕府的参军，曾告假乘舟东下，仲堪特地把布帆借给他，途中遇大风，顾恺之写信给殷仲堪说：“行人安稳，布帆无恙。”这里借用了“布帆无恙”这一典故，不仅说明诗人旅途平安，更有一帆风顺、天助人愿的意味。这种秋风万里送行舟的景象，生动地写出了诗人无比乐观欣慰的心情。
前人有诗：“张翰江东去，正值秋风时。”这首诗的第三句，就是由第二句中的“秋风”连及而来的。据说西晋时吴人张翰在洛阳做官，见秋风起而想到故乡的莼羹、鲈鱼鲙，说：“人生贵得适志耳，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于是回到了故乡。李白此行正值秋天，船又是向着长江下游驶行，这便使他联想到张翰的故事，不过他声明“此行不为鲈鱼鲙”，此行目的与张翰不同，他自己是远离家乡。这样反跌一笔，不但使诗变得起伏跌宕，而且急呼下文“自爱名山入剡中”。剡中，今浙江嵊州，境内多名山佳水。句中“自”字，与上一句中“不为”相呼应，两句紧相连贯，增强了感情色彩。
古人曾说过：“诗人之言，不足为实也。”那意思大概就是说诗具有凝炼、概括、夸张、含蓄等特色，诗中语言的含意，往往不能就字面讲“实”、讲死，所以说写诗的人也应该“不以辞害意”。这首诗的三四两句，如果只理解为诗人在表白“此行”的目的，不是为了吴地的美味佳肴，而是要去欣赏剡中的名山，那就未免太表面了，太“实”了。李白“入剡中”，是若干年以后的事。读者要知道它的含意到底是什么，还得回到诗的第三句。从张翰所说的话来看，张翰是把“名爵”与“鲈鱼鲙”对立起来，放弃前一个，而选后一个；而李白对后者的态度很明朗——“此行不为鲈鱼鲙”。至于对前者，诗人没有明说。可是，“秋下荆门”以后的所言，所行，就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了。第一，“此行”并没有“入剡中”，而是周游在江汉一带，寻找机会，以求仕进；第二，他还明白地声称：“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他还希求“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这种建功立业的宏愿，积极用世的精神，和张翰的态度恰恰相反。所以诗人此时对“名爵”和“鲈鱼鲙”都是一反张翰的意思，只不过在诗中说一半留一半罢了。当然，这也是“适志”，是辞亲远游、建功立业的“志”。
诗的第四句说，饱览绍兴的名山佳水，也是诗人所向往的。这种兴趣，早在他出蜀之前就已经表露出来了，不过联系上一句来看，就不能仅仅局限于此了。自视不凡的李白，是不想通过当时一般文人所走的科举道路去获取功名的，而是要选择另一条富有浪漫色彩的途径，那便是游历，任侠，隐居名山，求仙学道，结交名流，树立声誉，以期达到目标。所以这里的“自爱名山入剡中”，无非是在标榜诗人自己那种高人雅士的格调，无非是那种不同凡俗的生活情趣的一种艺术概括。这种乐观浪漫、豪爽开朗、昂扬奋发的精神，生动地表现了诗人的个性，以及盛唐时代的精神风貌。
作者借诗褒扬绿珠坠楼的贞烈，其意在讽刺息夫人面对强权软弱，苟且偷生。不过，表面上是贬挞妇人，其实质却在批判与妇人相关的当权者。全诗不仅立论新颖，发人深省，而且出语含蓄，温柔敦厚而不失讽喻之旨，可谓咏史诗中的佳作。
“细腰宫里露桃新，脉脉无言几度春。”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细腰宫里桃花绽放一派艳丽清新，信念故国默默无语度过多少冬春。
这两句用诗歌形象概括了息夫人的故事。这里没有叙述，事件是通过描绘的语言和具体的意象表现的。“细腰宫”即楚宫，它是根据“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传说翻造的，也就间接指刺了楚王的荒淫。这比直言楚宫自多一层含意。息夫人的不幸遭遇，根源也正系于楚王的荒淫。这里，叙事隐含在造语之中。在这楚王的“细腰宫”内，桃花又开了。“桃新”意味着春来，挑起下文“几度春”三字：时光多么容易流逝，然而时光又是多么难捱啊。“桃生露井上”本属成言（《宋书·乐志》），而“露桃”却翻出新的意象，似暗喻“看花满眼泪”的桃花夫人的娇面。“无言”是本事中的主要情节，古语有“桃李无言”，这是另一层双关。“无言”加上“脉脉含情”，形象生动，表达出夫人的故国故君之思及失身的痛苦。而在无可告诉的深宫，只有“无言”的桃花作她的苦衷的见证了。两句中，桃花与桃花夫人，景与情，难解难分，水乳交融，意境优美，诗味隽永。
“至竟息亡缘底事？可怜金谷堕楼人！”小诗的后两句是说，说到底息国灭亡究竟是因为何事？可怜金谷园殉情的绿珠这坠楼人！
诗人似乎要对息夫人一掬同情之泪了。及至第三句突然转折，由脉脉含情的描述转为冷冷一问时，读者才知道那不过是欲抑先扬罢了。“至竟（到底）息亡缘底事？”这一问是对息夫人内心创伤的深刻揭示，这一点在息夫人对楚王问中原有所表现，却一向未被人注意。
末句从对面着墨，引出另一个女子来。那就是晋代豪富石崇家的乐妓绿珠。其事与息妫颇类，但绿珠对权势的反抗是那样刚烈，相形之下息夫人只见懦弱了。这里既无对绿珠的一字赞语，也无对息妫的一字贬词，只是深情一叹：“可怜金谷坠楼人！”然而褒贬俱在此中，令人觉得语意深远。此外，直接对一位古代软弱女子进行指斥也不免过苛之嫌，而诗人把指责转化为对于强者的颂美，不但使读者感情上容易接受，也使诗意升华到更高的境界。它意味着：软弱的受害者诚然可悯，还不及敢于以一死抗争者令人钦敬。
因此，此诗对人所熟知的息夫人故事重作评价，见解可谓新疑独到，同时又“不显露讥刺”，形象生动，饶有唱叹之音，富于含蓄的诗美。揆之吴乔的两条标准，故宜称为咏史绝句的范作。
从人性的前提推导政治，具体说，从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的仁心推导仁政。由于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本身所固有的，所以，仁政也应该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孟子的思路。
孟子的推导仍然是为了推行他那毕生的追求，即“仁政”理想。但他的推导本身似乎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倒是他那推导的前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仁义礼智”都发端于这种“不忍人之心”的看法，更是成了中国古代哲学中“性善论”的理论基础和支柱。
孔子曾经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意思是说，人性本来是相近的，只因为教养的不同，便相差很远了。 但孔子既没有说相近的人性是什么，是善还是恶，也没有展开论述。而且，从我们的理解来看，孔子还主要强调的是后天教养的 一方面。
孟子就不同了，他不仅展开了论述，指出了那相近的人性就是发端仁义礼智的“不忍人之心”，而且还举出了生动的例证论证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所固有的。没有它，简直就不是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孟子的人性理论的确是“先验论”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因为他把“仁义礼智”这些社会性质的道德观念说成是人的天性里所固有的，与生俱来的，甚至带有生理性的色彩。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孟子也不是完全否认后天培养的作用。因为他认为“不忍人之心”包含四个方面，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简称即为“四心”。而这“四心”只是“仁义礼智” 这四种道德范畴的发端，或者说“四端”。这“四端”就像刚刚燃烧的火或刚刚流出的泉水一样，还需要“扩而充之”才能够发扬光大。不然的话，就会熄灭或枯竭。“扩而充之”也就是后天的培养，也就是“习相远”。
所以，从理论基础来说，孟子的确是从天赋性善论（“四心”）推导出天赋道德论（“四端”），再推导出“不忍人之政”（仁政）。但从实践来说，他还是重视后天努力（“扩而充之”）的作用的。而且，撇开关于先天还是后天、唯心还是唯物的抽象讨 论，联系到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社会状况来历史地看问题，主张人性本善，强调天赋道德，推行仁爱政治，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