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首诗分为两部分。前八句为第一部分，叙说澶渊之盟以前边民对契丹的抵抗和斗争。后八句为第二部分，写澶渊之盟以后，朝廷软弱无能，使边民的生活更加艰苦。这首诗采用诗中人自叙的口吻，使人感到更加真切，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开头两句，正是这种形势的真实写照。“家世”句是说家里世世代代都在边地居住，可见时间之久。而在这很长时期中，不仅年年都要防备契丹的侵扰，而且一年之中，时时刻刻都处在战备状态。正是这种长期的战斗生活，培养了边民健壮的体魄和勇武性格，以致孩子还没有长大就已开始练习骑马，妇女们都能弯弓射箭。边民的英武表现在各个方面，作者也会从边民那里听到或看到许多这方面的事例，如果件件罗列出来，就会拖沓冗长，没有重点，难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诗中只写儿童妇女的“习鞍马”、“能弯弧”，取材很精。儿童习马，妇女射箭，这在别处是很难见到的，最能体现边民的尚武特点。这个富有典型意义的细节，不仅有着现实的依据，还同悠久的历史传统有关。河北地方，从春秋战国以来，一直是经常征战之地，当地人民，历来就有尚武之风，加之宋朝建国以来与辽国长期对峙，使尚武之风更加发展。孩提妇女都能弯弓射箭，青壮年男子更加骁勇善战。

　　这样英武的人民，绝不会任人侵侮，下面四句，就写边民对契丹的英勇斗争。“朝夕”表明辽军不仅攻扰须繁，而且出没无常，威胁极大。“蔑如”是说边民对契丹毫不畏惧，根本没有把他们放在眼中，表现了边民的英雄气概。因为契丹经常来犯，边民常常同他们不期而遇，一见之后即互相射杀，双方死伤常常相当。“俱”表明辽军异常凶悍，也体现了边民为保卫国土、保卫自己的和平生活而英勇战斗的精神。

　　上面虽然讲到残酷的战斗，巨大的伤亡，情调却是高昂的，下面转到澶渊之盟以后，情调就不同了。这次议和是宋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宋朝对辽即完全采取妥协屈服的方针了。诗中的“结欢娱”，即指这次议和，这本是统治者的语言，边民引述，是对最高统治者和那帮主和派大官僚的辛辣讽刺。据和约，以后辽帝称宋帝为兄，宋帝称辽帝为弟，表面上“情同手足”，“欢娱”得很。宋朝廷用大量绢、银买得了“和平”，以为可以笙歌太平了；契丹统治者打了败仗，还得到这样丰厚的贡献，是真正得到了“欢娱”；而受苦的却是宋朝劳动人民，这大量的绢银，全都将从他们身上榨取出来。而对于边民说来，他们更要同时向宋、辽两方交纳赋税，遭遇更加悲惨。朝廷既然对辽采取妥协屈服的方针，边境上的将吏就害怕同辽发生纠纷，便约束边民，不准他们“生事”，实际上就是要边民服服帖帖听凭契丹骚扰，不得反抗。朝廷为了欺骗民众，便把这种妥协求和以求苟安一时的行径，说成是深谋远虑。“远图”本是统治者欺骗人民的话头，诗中用作反话，加以讽刺。诗的最后两句就是“远图”的具体说明。“界河”本来是中原故土，此时却成了宋辽边界，而且由于朝廷的妥协退让，住在界河上的边民，甚至连去界河打鱼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不敢”，不仅是说要遭到辽军的横蛮干涉，还包括宋朝将吏的制止，因为他们害怕得罪辽军。末两句极为悲愤沉痛，是对朝廷的尖锐谴责。

　　这首诗写法同杜甫的名篇“三别”相同，都是采用诗中人自叙的口吻。这样写可以使人感到更加真切，增强作品的感染力。诗中把澶渊之盟的前后作为对照，也使得对朝廷主和派的揭露更加深刻有力。欧阳修前期在政治上站在以范仲淹为代表为改革派一边，对辽和西夏主张坚决抵抗，反对妥协。他在庆历三年（1043年）写的《论西贼议和利害状》，就主张对西夏采取强硬态度。这首诗正是这种政治主张的反映。

　　这首诗是评论幽僻清冷的诗歌风格。大凡万古言情之作，皆凄切如秋虫之悲鸣；抚写境象，也凄凉如山鬼的零泪。前二句泛叙古今悲情，构造出一片悲愁哀苦的境界。一般认为这两句是在说李贺，因李贺诗中常有“秋虫”、“山鬼”的意象；也有认为指李贺、孟郊二人，因孟郊常以“秋虫”自喻。这两句可解释为泛说全体这类相似风格的诗人。 孟郊、李贺都穷愁不遇，作诗都好苦吟，诗风都较幽冷。 穷愁本是人生不幸，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如何处穷。元好问的态度非常明确，认为应该是“厄穷而不悯，遗佚而不怨”（《杨叔能小亨集引》）。孟郊、李贺显然没有如此泰然，寒乞之声不绝于耳，诗境幽冷凄婉。元好问反对幽僻凄冷的诗歌境界，即他所说，“要造微，不要鬼窟中觅活计”（卷五十四《诗文自警》）。孟郊诗歌可谓造微，但他所得不过是秋虫之类幽微之物。李贺也是如此，有些诗篇正是从“鬼窟中觅活计”。孟郊、李贺的这种诗风，与元好问尚壮美、崇自然之旨相背，故元好问讥评之。

　　后两句“鉴湖春好无人赋，夹岸桃花锦浪生”，正如宗廷辅所说，是“就诗境言之”。“夹岸桃花锦浪生”是李白《鹦鹉洲》中的诗句，元好问借此来形容鉴湖（又名镜湖）春色，展现的是与孟郊、李贺迥然不同的开阔明朗、清新鲜活的境界。“无人赋”三字又表明，他的批评对象绝非孟郊、李贺个别诗人，而是以他们为代表的中晚唐贫士文人，特别是与孟郊近似的一些诗人。 由此可见，该诗是通过孟郊、李贺来批评中晚唐穷愁苦吟一派诗人，没有盛唐开阔明朗气象，而流于幽僻凄冷。

　　诗的前两句“昔日绣衣何足荣，今宵贳酒与君倾”，是写韩歆“昔日”与“今日”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韩侍御，即韩歆。公元758年（唐至德三载）被贬，由殿中侍御史来广德隐居，此时李白送韩歆去广德。昔日，韩歆是侍御，“或给事殿中，或举劾非法，或督察郡县，或奉旨外出”，“衣以绣者，尊宠之也。”可以说是耀武扬威，富贵荣耀。然而，韩歆“因朝会，闻帝读隗嚣、公孙述相与书，歆曰：‘亡国之君皆有才，桀、纣亦有才。’帝大怒，以为激发。”“今日”李白“贳酒”来招待“昔日”的“侍御”了，如此巨大的落差，形成鲜明的对比。

　　诗的后两句“暂就东山赊月色，酣歌一夜送泉明”，写欢送韩歆的情景。韩歆被贬，要去广德隐居，人们送别得喝酒，酒要用钱来买，没钱的李白有时用五花马、紫绮裘、龙泉剑去换。然而此时，诗人又身无分文，好友来了，“人情大似债，头顶锅来卖。”李白去赊酒，而且赊了大量的酒，“与君倾”。诗人一边赊酒，一边又去赊月。“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襄阳歌》），赊月自然要简单得多。“暂就东山赊月色”，这里的“月色”也赊下了，这里的“舞台”是东山，灯光、布景任尔用，诗中将“酒、月、歌”融合在“东山”的大背景下。当夜皓月当空，月光满地，诗人放声歌唱，人们尽兴欢歌，“酣歌一夜”，通宵达旦，这是为欢送一个人：“泉明”。泉明，即渊明，陶渊明。《野客丛书》载：“谓渊明一字泉明，李白诗多用之，不知称渊明谓泉明者，盖避唐高祖讳耳，犹扬渊之称扬泉，非一字泉明也。”诗人有意此时把韩歆比作陶渊明。因陶曾在彭泽县为县令，辞官不做。他“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李白在这里将两人相比，主要是对韩歆的安慰，更是对他的颂扬。

　　这首诗在艺术上想象新奇，感情强烈，意境奇伟瑰丽，语言清新明快。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睹物兴情”、“辞以情发”。李白将客观景象溶入自己的主观意象，并达到了形式上的同构与精神上的共鸣，体现了诗人与友人的那种淳朴、真挚的友情。诗句浑然天成，如行云流水。

　　这篇文章描写了临江之麋依仗主人的宠势而傲“内犬”，最终落得个被“外犬”“共杀食之”的悲惨结局，影射了那些无才无德、依势放纵、恃宠而骄的奴才，讽刺了他们的悲惨命运，也讽刺了那些无自知之明，认敌为友，结果招致灭亡的人。文章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细致逼真，形象传神。

　　这篇寓言在艺术表现上的主要特点有三：第一，状物摹形生动形象，情景如见。如写主人抱幼麋归家，一入门，“群犬垂涎，扬尾皆来”，八个字活画出群犬一拥而上，急欲啖食之态。下文写麋与犬狎戏，说“犬畏主人，与之俯仰甚善，然时啖其舌。”写犬畏主人，一面与麋周旋，一面垂涎三尺之状，也十分传神。又如“外犬见而喜且怒”，用拟人的笔触刻画犬的心理活动也很形象。

　　第二，虽属寓言，状写动物，叙写却入情入理。见出作者体味物情之细，文字叙述之工。如写麇与犬习熟过程，开始入门，群犬垂涎，所以主人叱喝。之后，主人抱麋与犬习熟，由开始之不动，渐至与犬戏耍。进一步写麋渐大，与犬已熟，随意戏闹，竞忘了己之为麋，这个发展过程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第三，寓意深厚，对讽喻之意不作详尽展开，主要通过故事和形象本身体现出来，可让人从不同角度玩味受教。如寓言结尾只一句收束，“麇至死不悟。”寓意深沉。“至死不悟”四个字，既表达了作者的厌恶之情，也勾画出麋的可怜与可悲。

　　《临江之麋》以揶揄的口吻讽喻了社会上“依势以干非其类”的人。“忘己之麋”任性妄为，冒犯外物，以寻得快乐，可当它失去了主人的庇护，轻而易举地就被外犬“共杀食之”。更加可悲的是它至死还没有明白个中原因。古往今来，行事不知推己之本，躺在别人怀抱里讨口饭吃还自鸣得意的人，并不少见。从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中揭示出深刻的讽喻意义，正是它以小见大的艺术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