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当时已经年老，“不效艾符趋习俗”既是力不从心，也包含看透热闹背后空虚的无奈与悲凉。当时安史之乱已经过去，正是元和中兴前后，民间的生活处境虽然有所改善，但作者因为自身的年老体弱，又预见了晚唐时期宦官与藩镇冲突的必然，因此即使在端午，他也是懒散而痛苦，希望“蒲酒话升平”。
“千载贤愚同瞬息，几人湮没几垂名”也正因为前文叙述的原因，他才发出了时光易逝，几人流芳的感慨。此诗相对悲观，但透过诗辞的背后，我们却可以从作者的视角，窥见当时晚唐的一景。
这是王国维最有名的一首词，其隐喻多义的文学意象、自然流露的哲理思致和悲天悯人的意识形态，在《人间词》中最具代表性。
判断一首词有无言外之意，要看作者的身世经历和思想状态，还要看他所处的时代大环境，更要看作品本身的口吻和姿态。为什么说这首词不是一首传统性质的思妇之作，而是包含了哲理与意识形态之隐喻的作品？因为，当我们读到“陌上楼头，都向尘中老”这一句的时候，会强烈感觉到： 那“陌上楼头”之辽阔广泛，那“尘中”的痛苦，“老”的悲哀，都已超越了思妇的狭窄范围；那种悲天悯人的感情和对世界透彻的了解，已不属于作品中的思妇而属于作者本人了。当有了这种感受，再品味整首词就会发现，这首词几乎每一句都包含隐喻之义。
“百尺朱楼临大道。楼外轻雷，不间昏和晓”，这是写思妇居住的环境。古人常以居处之高来象征楼内人的高洁与脱俗，所以这是在烘托人物形象。“临大道”，是为引出下一句“楼外轻雷，不间昏和晓”。“轻雷”是指大道上的车马声。杜甫《乐游园歌》云 “白日雷霆夹城仗”，李商隐《无题》诗云 “车走雷声语未通”，都以雷声形容大道上的车马声。“独倚阑干人窈窕，闲中数尽行人小”的是思妇，那是一个孤独寂寞的美丽女子，站在高楼上盼望爱人归来，颇有温庭筠《望江南》“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蘋洲”的意味。如果我们单从这个角度看，则这上半阕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思妇词。
下半阙“一霎车尘生树杪”的意思是说：楼上的思妇注意着远方驰来的每一辆车子，希望有一辆是她爱人乘坐的。但那些车子都没有在楼前停下，而向前驰去，只留下令人失望的车尘。所谓“尘”，其实是一种污染。那京洛的尘土是用来比喻世俗污染的。楼外的行人固然避不过，楼上的观察者也避不过。
“陌上楼头，都向尘中老”之辽阔广泛，那“尘中”的痛苦，“老”的悲哀，都已超越了思妇的狭窄范围；那种悲天悯人的感情和对世界透彻的了解，已不属于作品中的思妇而属于作者本人了。“老”字，有零落凋伤的意思。你可以是清高的也可以是理性的，但是只要你没有割断与这个世界的联系，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你所爱和所关怀的人和事，你就无法摆脱同他们一起零落的命运。所以，此句是出自苦难众生的叹息，是自古至今所有善于观察人生却无力把握命运的智者的共同悲哀。此句颇似辛弃疾的《菩萨蛮·金陵赏心亭为叶丞相赋》词中“人言头上发，总向愁中白”。
“薄晚西风吹雨到，明朝又是伤流潦”，傍晚时下起雨来，明天大街上将到处是污水与泥泞，路人将如何行走？纵观整个人类的历史，不也一样贯穿着许许多多无常的变化吗？此句极着力，极曲折。用意难明，焉能谓之“不隔”？虽然“隔”，亦不失为佳作。
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类人：一类是老庄之徒，他们总是站在高高的云端，讽刺嘲笑这个世界的庸常和忙碌；另一类是儒家之徒，他们从感情上与这个世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从理智上又不接受这个世界的肮脏，他们致力于改变世界，却又常常遭受到沉重的甚至致命的打击。王国维属于后一类。他在词中登高望远，但他的视线永远关注着人间而不是天上。
从高楼俯视大道，会产生这么多联想，大概也只有王国维这种兼有诗人和哲学家气质的人才能做到。其实他还写过一首咏蚕诗，诗中说，蚕辛辛苦苦操劳，繁殖子孙，然后再“辗转周复始”，它这一生到底为什么呢？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人活着到底为什么”的问题。人之不同于其他生物，是因为人有理想而且有实现理想的智慧。但人的短暂一生往往不但实现不了自己的理想，还要忍受许多苦难。这当然是一种悲观的人生观，也许是应该被批判的。但须看到，王国维的这种悲观正是由于他对人生的极度执著造成的。楼中那个窈窕女子，尽管楼外有“轻雷”的噪音，有“树杪”的车尘，有“薄晚”的风雨，有“明朝”的流潦，但她所关怀、所期待、所爱的，仍然都在楼外的大地而不在飘渺的虚空，她与大地上的那个世界始终休戚相关。
这首《七哀诗》是诗人吟咏自己因失意而哀怨的诗歌。《文选》将其归入哀伤一类。元末明初的刘履在《选诗补叙》（卷二）中说：“子建与文帝同母骨肉，今乃浮沉异势，不相亲与，故特以孤妾自喻，而切切哀虑也。”子建即曹植，文帝指曹丕。此话概括了这首诗基本的思想内容。曹植很有才华，也有政治野心，起初被其父曹操预定为接班人，但曹操死后，曹丕继位，将其外放，并严密监视。诗人郁郁不得志，于是写作此诗以自鸣其怨。确切地讲，这并非一首完全意义的咏月诗。但是在我国传统诗歌里，月亮通常是引发相思、触动情感的一个典型意象，诗人们常常借助这个意象来表情达意，创立意境。此诗正是借月起兴，以一个怨妇的口吻，委婉曲折地表现自己遭受打击的悲凉境遇和抒发内心难以排遣的怨愤。
诗人自比“宕子妻”，以思妇被遗弃的不幸遭遇来比喻自己在政治上被排挤的境况，以思妇与丈夫的离异来比喻他和身为皇帝的曹丕之间的生疏“甚于路人”、“殊于胡越”。诗人有感于兄弟之间“浮沉异势，不相亲与”，进一步以“清路尘”与“浊水泥”来比喻二人境况悬殊。“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暗吐出思君报国的衷肠；而“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则对曹丕的绝情寡义表示愤慨，流露出无限凄惶之感。全诗处处从思妇的哀怨着笔，句句暗寓诗人的遭际，诗情与寓意浑然无间，意旨含蓄，笔致深婉，确有“情兼雅怨”的特点。
诗分上下两部分。前四联为上部分，主要写景叙事；后四联为下部分，重在抒情泄怨。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既写实景，又渲染出凄清冷寂的气氛，笼罩全诗。“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运用了“兴”的手法带出女主角的背景：明月高照，思妇独倚高楼，对影自怜，思念远方的夫君。月照高楼之时，正是相思最切之际，那徘徊徜徉的月光勾起思妇的缕缕哀思——曹植所创造的“明月”、“高楼”、“思妇”这一组意象，被后代诗人反复运用来表达闺怨。明月在中国诗歌传统里，起着触发怀想相思的作用，比如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月光月夜，会撩起诗人绵绵不尽的思绪，勾起心中思念怪挂怀的人或事。
“上有愁思妇，悲有有余哀”运用了“赋”的表达方法，承接上两句直接点出该诗的主角——愁思妇的情怀——悲有和哀伤。当皎洁的明月照着高楼，清澄的月光如徘徊不止的流水轻轻晃动著，伫立在高楼上登高望远的思妇，在月光的沐浴下伤有着无尽哀愁。因为思念良人而不得见，甚至音讯亦不能通。这是典型的白描手法，即“赋”的表达方法。
“借问有者谁，言是宕子妻”也是以“赋”的方法来表达的，但是以问答的方式来达到“赋”的表达效果的：“请问楼上唉声有气的是谁？回答说是异地客旅者的妻子。”直截了当，干脆利落，明白如话。曹植接着采用自问自答的形式，牵引出怨妇幽幽地叙述悲苦的身世，这同时也是曹植牵动了对自己崎岖境遇的感慨。从明月撩动心事到引述内心苦闷，曹植写得流畅自然，不著痕迹，成为“建安绝唱”。
“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栖”承接上文，继续以“赋”的手法表达。思妇诉说她的孤独和寂寞：“夫君已远行在外超过十年了，我只好孤清地独自栖居。”透过思妇的诉说进一步描述思妇的哀有，非常直接。
“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运用了“比”的手法进一步表达思妇的哀怨情怀。将夫君比喻为路中的清尘，将自己比喻为污浊的水和泥，喻意两人相差太远，难以融合在一起，也比喻夫君高高在上，对己不屑一顾，自己卑微在下，不能攀附，非常悲哀。曹植于此自比“浊水泥”的弃妇，“清路尘”指的是曹丕曹睿。曹丕继位后不再顾念手足之情，疏远甚至防范著自己的亲弟。曹睿称王时，曹植多次上表上书自试，终究无法获得任用。所以曹植用了浊泥和清尘的远离相互映照，衬托出和兄长侄子形势两异的遥远距离。
“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承接上文，同时以“比”和“赋”的手法表达思妇的哀怨情怀。清尘是浮的，水泥是沉的，浮沉所处的位置是不同的，因而和合在一起的机会是渺茫的。浮沉是比喻，点描出不能谐和的悲哀。
“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是运用了“比”的手法表达思妇的心志。思妇见弃，不单不以怨报之，反而愿意牺牲自己：“可以的话，我愿意化作西南风，在人间消失而进入夫君的怀抱中！”思妇对夫君何等的忠诚和忠贞！为了得见夫君，不惜将自己比喻为西南风，化入君怀！曹植盼望着骨肉相谐和好，期盼能在曹丕曹睿身旁效力献功。所以他说但愿能化作一阵西南风，随风重投丈夫，也就是兄长侄子的怀抱。
“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运用了“赋”的方法表达思妇被冷待的遭遇和情怀，思妇的思念就象那缕飘逝的轻风，结尾的这缕轻风与开首的那道月光共同构成了一种幽寂清冷的境界。思妇很了解夫君的性情，超过十年了，音讯全无，“夫君的胸怀早已不向我开放了，我还有什么可依靠的呢？”哀怨之情，直透长空。这两句的表达非常直接，正是“赋”的典型手法。曹丕曹睿始终防备怀疑曹植，曹植“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的抱负就不能实现。
该诗通篇表面上描写思妇诉说被夫君遗弃的哀怨情怀，实际上暗喻自己被长兄疏远排斥的苦闷和郁抑，这是另一种意义上运用了“比”的表达方法，这是诗人更深层的自况自喻。“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是三国魏曹植《七哀诗》里的名句，这是坚决而执著的持守誓言。独守十年，没有沉沦和颓废，思妇依旧祈愿自己化作长风，随风而去，与君相依，这是思妇此生唯一的期待。子建也是如此。他在认清无常荒诞的命运之后，并没有放弃初衷，而是“长怀永慕，忧心如酲”（《应诏》）。
全诗处处从思妇的哀怨着笔，句句暗寓诗人自己的遭遇，诗情与寓意浑然相融，意旨含蓄，音韵和谐晓畅，情感哀伤凄婉。此诗确是一首充分体现了“建安绝唱”特色的上乘作品。
从标题看，这首诗是记游之作。记游诗可以写景状物，也可以因景生发，别有寄托，内容是不可限止的。如果说唐人的记游诗多强调图形绘影，情寓景中，宋人的记游诗多注重借景生发，述志明理。那么，这首诗则正是符合后一特点的。
“寺里”一联，两句各写一种景观。前一句虚出，后一句实录，构成形象鲜明的对比。但二者所写的对象又是同一的，这样就把花山寺“名”与“实”相离的现状突出了。生活中名实不符的事常有之，但诗人所见所写的情况也实在太刺眼，这就使人读了这两句诗后不能不激动，激动的同时也必然要想：寺名是因为寺里山中有花才得，而眼前却无花可赏，必然会引起人们思索玩味的兴趣，于是，作为一首诗的“发人深思"的艺术目的，也就自然实现了。作者当然是有着自己的答案的。他显然深信命名之谬，寺里和山中本来是确实有花的，之所以“繁英不见草纵横”，是因为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从客观上说，“花易凋零草易生”，这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古原草》），正是有感于它的旺盛的生命力。俗语说：“有心栽花花不发”，也正是对种花不易的真实感叹。无疑，从主观上说，是“栽培剪伐”不“勤力”，助长了草势的疯狂，而且从诗人对这两句次序的安排上看，显然是特别强调人的主观原因的。草本无罪，剪伐不力则是无可推卸的责任。
不过，诗人在作出这一结论的时候，情感色彩却并不十分强硬，因为诗没有说“为何剪伐不尽力”，而是既讲到对草要“剪伐”，又讲到对花要“栽培”，中间加一个“须"字，就把他对剪伐不力的愤懑，变为必须要剪伐的规劝，因此，惋惜大于愤慨，警告少于劝诫的这种感情色彩，就表明了诗人在诗歌创作中，是遵循着传统的“明劝诫，著升沉”（南齐·谢赫《古画品录》）和“美刺"的美学思想和原则的。
这是结合诗人具体的经历和思想所作出的思想内容上的理解。但是，由于这首诗毕竟是从自然景观的描写而来，从社会生活的现象而来，所以这首诗的思想内容，又不仅限于社会政治方面。尽管也可以把诗中的“花”理解为贤臣，“草”，理解为奸佞，因而说诗的题旨是对革新除弊的企望。因此，从这方面来看，这首诗就不是一般的政治诗，而是对生活中某一方面的经验进行了深刻总结的具有相当的哲理的醒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