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了穆叔与范宣子论何者为“不朽”的一段名言。范宣子以世禄为不朽，穆叔却认为世禄不能称为不朽。他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欧阳修这篇文章里所说的“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就是指立德、立功、立言。全文用了一半篇幅，论三者之所以为不朽。并将“修之于身”（立德）放在最高地位，“见之于言”（立言）排在第三，这自然不无重道轻文的意思。但这篇文章的主旨，又不在权衡文道之孰重孰轻，而另有其深意在。
文章重点在第三段——论立言之不可恃。细读这段文字，会发现文章在立论上有一个矛盾。前面说，圣贤是不同于草木、鸟兽、众人的，这种人“虽死而不朽，愈远而弥存”。他们之所以被人尊为圣贤，长存不朽，是由于他们曾经立德、立功、立言。这里指明立言为三不朽之一。而第三段又说：“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这是说，立言之士，与草木鸟兽之必然速朽没有区别。下文说得更明显：著作之士“卒与三者（指草木、鸟兽、众人）同归于泯灭”，是前后矛盾。
再三涵泳这段文字，就会悟出这里面有含而未申之意。这含而未申之意，正是该文的主旨之所在。第一，古人留下的著作，大多数仅在《汉书·艺文志》诸书中著录其书名、篇目，具体的作品则“百不一二存”。这说明，历史对立言之士的著作进行了无情的淘汰。那“百不一二存”的传世之作，是大浪淘沙剩下来的金子，是经受过时代的严格考验的，其余的早就湮没不存了。于此可见，文章难工，传世不易。后之视今，亦如今之视昔。这是作者的慨叹，既以自勉，也以之勉徐无党。其次，前两段把“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三者并列为“不朽”，是阐述古代经传中论道之言，反映的是书本上的人生价值观念。第三段论立言之不可恃，将与鸟兽众人同归于泯灭，是欧阳修读史自悟之理。所谓言之不可恃。就是文章著述不重于人的委婉说法。这是从历史事实中总结出来的。反映了实践中呈现的另一种价值观念。书本上的价值观念与实践中的价值观念如此不同，遂使古今无数文士为之荷笔彷徨。作者自己一生的体验，便是明证。因此，文章结尾用“亦以自警焉”，暗暗透出个中消息。由此可见，这篇文章还表明了自古以来文章之士共同的悲哀，因以之警徐无党。
这样就见出该文的第一个特点：题旨深隐。欧阳修在其《论尹师鲁墓志》一文中提出：写作应该力求“文简而意深”，并说：“春秋之义，痛之益至，则其辞益深。……诗人之志，责之愈切，则其言愈缓。”他这篇《送徐无党南归序》，无愧于文简意深、爱深言切的典范之作。
全文立意，既重在表明文之难工与立言之不足恃，抒发包括自己在内的千古文章之士共同的悲慨，写来便情真语切，感慨深沉，这是该文的另一个特点。自古文士，留下来的篇章已仅“百不一二”，其余都“散亡磨灭”，是事之一可悲。留传下来的文章，“文字丽矣，语言工矣”，又“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是事之二可悲。这些人士活着的时候，“汲汲营营”，辛苦忙碌、呕心沥血地进行写作，才达到文丽语工的境地；而当其“忽焉以死”，仍然免不了“同归于泯灭”，是事之三可悲。末了写到“今之学者”，穷其一生精力，孜孜于文字著作，结果是“皆可悲也”。这段文字，饱含深情，既哀人亦复自哀。那种苍茫万古之意，发而为声，则抑扬唱叹，慷慨苍凉。试诵读第三段，先用“百不一二存焉”，“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发出深沉的咏叹；次用“汲汲营营”一个反问句抒发感慨；再用“夫言之不可恃也盖如此”一收一顿；最后用“皆可悲也”放声长吁：语调吞吐抑扬，声情契合，不仅足以“摧其（徐无党）盛气”，也足以引起后之文士读此文者无限悲怆。事之不平，积为愤懑。全篇无一愤语，却饱含愤意于笔端。
这篇文章在艺术上还有一个特点：结构非常紧凑，前呼后应，针线绵密，因此读来气势流贯，又回环往复，现出一种感情上的涡流。人手一句，先提出“草木”、“鸟兽”、“众人”三者都无法逃避同归灭亡的自然规律，然后从“众人”中引入“圣贤”，说他们独异于草木、鸟兽、众人。六字扣紧首句，文境稳步推开。接下去论圣贤之所以不朽在于修身、施事、见言，将三者平列。继以比较法层层筛选，步步推出中心。首则拿“施事”与“见言”比，论见之于言者不如施之于事；再拿“施事”、“见言”与“修身”比，引孔子的弟子宰我、子贡善于言语，冉有、季路长于政事，都比不上能修身立德而并不长于言语、政事的颜回，突出修身为首要之道，立言居三者之末，渐渐过渡到第三段论立言之不足恃，文意暗暗逗出，又层层推进。到第三段，先说“予窃悲其人，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束以“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荣华”紧承“丽”字，“好音”紧承“工”字，接榫紧密。又加上“方其用心与力之劳，亦何异众人之汲汲营营”，使草木、鸟兽、众人汇齐，与篇首第一句“草木鸟兽之为物，众人之为人”桴鼓相应。复承以“而卒三者同归于泯灭”、“今之学者，莫不慕古圣贤之不朽”，再提“泯灭”、“不朽”，首尾回环，遥相顾盼，使这篇短文在畅达中有一种遒练逆折的劲气。这些地方，都见出作者为文炼气的功力和缜密的文心。
徐诗意谓：自从丈夫外出之后，自己也就无心梳妆打扮，任凭明镜上沾满灰尘。相思之情宛如流水般悠长、无限，是《室思》第三章最为精彩的妙句，引起后代诗人们反复模仿，一骋才思。自六朝至唐代，除了鲍令晖为五言十句、虞羲为五言八句之外，其余皆是五言四句，且均以“自君之出矣”开篇。此诗意谓：自从丈夫外出之后，平日里珠光宝气的金钗翠钿，变得黯淡无光。思念丈夫的感情，宛如日月之升落不息！物本是无知无情，金翠之由光彩夺目而陡然失色，皆因闺中人离别相思所浸染，黯然销魂之移情作用使然。以物写人，抒情婉曲，既表达了思妇之离情，同时也反应出古代“女为悦己者容”的传统观念。而其日月之喻，虽与徐诗流水之喻同是妙喻，然而同中略异。亘古不变之日月升沉，昼而夜，夜而昼，一息不停，回环往复，其昭昭煌煌，见出思妇心地之光明，其终古不息，见出思妇爱心之纯正无杂质。如日月之昼夜回还，表达出一种崇高、神圣的爱情观。流水之喻，添徐诗缠绵悱恻之情韵，近于阴柔之美；日月之喻，添本诗纯正不懈之意蕴，其诚挚深厚，近于阳刚之美。
和所有拟作一样，本诗也以“自君之出矣”开篇。抑扬顿挫的“自君之出”，缀以“矣”字，意味深长。“矣”是表示完成貌的语气词，轻细的声调带着感叹的成分，为全诗定下曼声低回的基调。吴侬细语，不胜依依的别情，令人一咏一吟，即沐浴在诗的氛围之间。读一部杰出的小说可能会使读者顿时声泪俱下，掌声四起，而一首小诗就不一定让读者有这种声泪俱下的效应，它可能在读者心中留下十分隽永的情感波澜。读“自君之出矣”这类抒情小诗或可作如是观。
还应该注意到，这首诗的每一单句中，平仄声调的交错安排已暗合近体诗律句的规则。如“思君如日月”，从声律上看是“平平平仄仄”，抑扬顿挫，节奏鲜明，俨然近体诗的体势。徐干诗“思君如流水”。从声调说看是“平平平平仄”，朗朗上口，情文俱佳，然其四平声一仄声的安排，纯然古诗自然浑成体势。南朝文学批评家刘勰称刘骏：“孝武多才，英采云构。”盛赞其才华横溢，文采丰富。从作者流传下来的二十几首文辞清雅的作品看来，诚如刘勰所称道。从这首文情声调俱美的小诗来看，更表面作者在提高诗歌艺术表现方面的努力和贡献，推动了古诗向近体诗的演进。
作为赋梅赠人之作，词中的白梅与词题上的被赠者之间应该有某种联系：品格的联系或者身世的联系。好在梅花的品格与它的身世，在词人眼中本有因果联系；而余叔良的籍籍无名，似也可以让读者生发“品、运似白梅”的联想。这样，一首以咏白梅为中心的咏物词，就有了人事寄托的袅袅余味。
上片由景入情再入理，写白梅冒雪开放的情态和词人对梅花这一“行为”的看法。起韵重笔描写梅花的凌寒冒雪开放的情景：在白雪飘零的时候，被冬日的寒风早晚不停地吹拂的白梅，已经悄悄开放。在扎眼的白雪中，人们几乎看不见它的花朵，但是却呼吸到了它的横路暗香。在接韵中，作者忍不住要揣测这种肯于凌寒开放的梅花的心思，觉得它是为争先迎接春天而不惜在一年最寒冷的时候绽放于枝头。三韵是作者对它的行为加以叹息：现在毕竟是一年的花事已经结束的时候，梅花因为要早，却反而成了一年中最晚开放的花朵。这样的叹息，不仅是为“心高命薄”的梅花而发，而且也寄寓着他对于人事因缘的深刻体会。
下片更集中地表达词人对于“浑冷淡”的白梅的幽恨。在这种幽恨当中，不仅打入了词人自己的生命体验，也打入了词人对友人冷落不遇的真诚理解。过片语气突然一转，说这具有“雪霜姿”的白梅，在将开未开时也不一定全是似雪如霜的白色。那么它那时又是怎样的颜色呢？接韵就回答这个潜在的问题。它曾像“粉面朱唇”的美人一样，有着一点儿胭脂之色。言外之意是，等到完全开放(花冠遮住了花萼)，却成了浑然的白色。白梅从未开到开放的颜色变化，不仅是对于自然现象的真实记录，更在于表达了作者“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痛惜之情。结韵故意对这清冷素淡的高雅梅花致以“微词”：你既如此素雅脱俗，就莫怪世人不欣赏你。这样的反话，道尽了情深若浅，钟情若恨的复杂心理矛盾。作者对于白梅这一自然物下这样的重辞，表明他早已将它当成了某种人品、某种人的命运的象征。这样的人品和命运，既然引发了他不醉酒就无以摆脱的愁情，醉了酒也不能摆脱的幽恨，显然是包括了他对自己的人品和命运之看法的。作者最后将这首词寄给了余叔良，也许余叔良也是一个自感冷淡不遇的幽人，作者以这样的方式向他表达自己的理解和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