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为即景之作，体现出诗人追求美的执着和拥抱生活的热情。 桃花凋谢飘散本为常情、常景，作者却能写出一个新境界，让和泥的花瓣随飞燕登上画梁边，令人惊喜。全诗笔调明丽，情韵悟适，布局精巧，观察细腻，联想自然，颇堪玩味。
诗人在敷浅原所见的桃花，并非阳春烟景中盛开之花，而是花期已尽时的落花。落花总是报告着春将归去的消息，因此诗人看花时节当是暮春。春去花落，在多愁善感的诗人的笔下，或则描写惜花、怜花的心肠，或则发抒惜春、伤春的感情，情调多是低回凄婉、哀怨悲切的。然而刘熙载说：“诗要避俗，更要避熟。”（《艺概·诗概》）诗人在这里即一反常情，自出心裁，生动地表现了暮春残红的另一番风韵。
一二句的描写很精彩，在那“雨横风狂三月暮”的季节里，桃花身不由己，纷纷离开枝头，和着雨水一个劲儿地往下落，所以说“桃花雨”。这是从李贺诗“桃花乱落如红雨”句化出。待雨过天晴、清风徐来时，那些花瓣（碎红）又都被风扶起，飘拂纷飞，蒙蒙乱扑行人面，来与人亲近，逗人喜爱，妩媚之极，动人之极。舞罢以后，才悠悠下坠，“半逐溪流半染泥”——一半去追逐清清的溪水，仿佛要随那清溪流回桃花源去；一半尽管力不从心，委落尘土，也依然芳香如故。把落花写得极有血肉，极富灵性。
如果说诗歌一、二两句主要是侧重从人爱花、人惜花这个角度来描绘意境，展开诗意的话，那么，诗歌三、四两句则是从燕惜花、燕爱花这个独特的视角来抒发诗人的情思。一、二句流露悲伤、凄切之情，三、四句表达惊喜、庆幸之意。正当诗人为桃花流水而发愁的时候，正当诗人为桃花染泥而担忧的时候，不知从哪儿飞来双双燕子。它们也懂得陪春怜香，它们也懂得呵护美丽，它们将那些凋零在泥地上的花瓣小心衔起，然后轻盈起飞，落到人家华堂，画梁西畔。燕子多情，衔花上梁，筑巢相伴，备加珍惜；桃花有知，化为燕泥，与燕相伴，无怨无悔。花与燕，交相辉映；情与意，相生相随。燕子是有灵性的，有情趣的，它们想留住桃花，留住美丽的春天；桃花也是有灵性的，通情意的，它们虽然凋零破碎，但还是找到了安身之处，栖息之所。它们应该感到幸运。诗人描写飞燕惜花，花有归宿，其实是在婉转表达自己的怜惜之意，呵护之心。“何处”是意想不到的发现，是扑面而来的惊喜，也是情不自禁的激动。“一时”是敏锐的发现，快捷的反映，还是担忧、顾虑，这些可爱的燕子啊，生怕桃花被污泥浊水玷污了，一下子把它们衔起，存放在画梁之上。“画梁”一词暗示华堂之上，雕梁画栋，彩绣辉煌，燕子在这儿筑巢定居，桃花在这儿遇到知己。桃花原本是美丽高洁的事物，当然只能存放在这些华美尊贵的场所。这种安排，体现了诗人的爱心和智慧。如果诗歌结尾不是写燕子衔花飞上画梁之上，而是穷苦人家的破屋朽梁，这可能就要委屈了桃花，摧折了桃花。细微之处见匠心，诗人的确是用心良苦，爱心感人。
该诗“避俗避熟”、自出心裁：一，立意新颖，跳出借落花写惜春或伤春之情的窠臼，通过写飞花的活泼灵动和美好际遇来抒写情志，不落俗套。二，构思独辟蹊径，别出心裁，将桃花飘落与燕子衔花联系起来，写飞花的经历曲折有致。三，发现独到，捕捉飞燕衔花的细小情景，并从中发现其审美价值，独具慧眼。
刘次庄这首小诗布局精巧，构思别出心裁。从诗中可见诗人热爱大自然，观察细致入微，对风雨、落花、溪流和燕子都充满爱意，而且心情平和，得《庄子》濠梁间趣。
这篇文章分为五个自然段。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第二段直陈齐国之祸实由管仲，第三段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以步说明管仲于齐国败乱无可逃责，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以垂戒后人。全文章句腾挪多变，奇诡莫测，起伏照应，极富雄辩恣肆的特点。
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文章开笔先承旧说，言管仲生前之功。即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抗击戎狄，使齐国变得国强民富，诸侯不敢反叛。然后转言管仲死后齐国就发生祸乱。即竖刁、易牙、开方“三子”被重用，齐桓公死于叛乱之中，五个公子争夺王位，以至祸延齐简公，国无宁日，历时竟达一百五十余年。本段言功是宾，言祸是主，主宾皆关锁于管仲身，为下文立论张本。
第二段直接陈述齐国祸乱，说祸乱的根本原因是管仲引起。管仲之罪全在此段，所以这是全文最重要的一段。但作者指责管仲，却先不说管仲，而是把自已参透的哲理劈面提出：“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作者以这种带有思辨色彩的哲理作为本段起笔，不仅醒豁警拔，辉耀全篇，而且还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结构上自然流转，足见举重若轻之功力。下文以一个“故”字带出管仲，明确指出齐国之乱，祸由管仲，即所谓“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这里的上句显然是承功“所由起”而言，是宾；下句则是承祸“所由兆”而言，是主。主宾仍关锁于管仲一身，揭出全文题旨。接着，作者以“何则”设问，拓开一笔，将题旨又转深一 步，先责齐桓公，后责管仲。作者认为，齐桓公用“三子”而“乱人国”，齐桓公固然不对，但使齐桓公任用“三子”者却是管仲，因为管仲临终前，齐桓公询问他相国的人选，他却不能“举天下之贤者以对”，只是以“三子”做事违反人情，不可亲近之语搪塞而已。结果管仲既殁，齐国即乱。上文，作者先责备齐桓公，再责备管仲，最后又引证齐桓公“问相”的史实，这不仅用笔开合变而有序，而且借宾显主，还进一步说明了齐国之乱全都是由于管仲临终前不举荐贤能所导致的。以下几段，便紧紧扣住此意，反复畅发，开合承转，愈转愈深。
第三段则是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这一段紧承上文齐桓公用“三子”和“问相”事展开论述，论证分三层，先开后合，先务虚后务实。第一层以“仲以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的设问引起下文。作者认为，管仲与齐桓公相处日久，深知齐桓公贪恋声色。而且管仲还知道，如果没有竖刁、易牙、开方这“三子”，那么也就没有人能够满足齐桓公的声色欲望。因此日后齐桓公用“三子”，势所必然。既然如此，管仲临殁而不举贤自代，这应该说是他的责任。第二层深人步发问：“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桓公之手足耶？”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齐国不担心有“三子”而担心没有管仲。有了管仲，这“三子”只不过是三个匹夫而已。言外之意是说，佞臣不足畏，可怕的是国无贤者，国既无贤，君自昏瞆。所以管仲想以“将死之言”“絷桓公之手足”也是不可能的。然后作者又退一步说，即使齐桓公侥幸能够听进管仲的话而诛灭“三子”，但天下类似“三子”之徒岂能“悉数而去之邪？”在这一警策有力的反问中，使人更清醒地看到管仲临殁而不能举贤自代的错误。以上两层都是放开一步，从齐桓公用“三子”的原因这个角度反复论述，说明选贤举能防止奸佞当国的重要。第三层则是合，作者在盘旋蓄势之后，一笔点出“管仲不懂治国之本”，并暗承第二段齐桓公“问相”事，设身置地，代管仲为谋，反跌出举贤自代”的重要，道出管仲“不知本”的要害。
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进一步说明齐国的祸乱，管仲有不可逃脱的责任。这一段也是先开后合，由宾入主。先言晋国因有贤而强，后说齐国因无贤而败。援征史实，二相比照，更可见出贤者当国的重要。然后又合归于管仲，说管仲虽贤，齐桓公“独恃”，可是管仲却已经死了，齐国焉能不“一乱涂地”？因此，齐国败乱，管仲之责是无所逃脱的。
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垂戒后人。本段先说“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即认为，天下不是没有贤臣，而是有贤臣却不被国君所用。根据这个前提，作者接着推论说，“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作者之所以“不信”，是因为天下并非无贤，而是有贤不用。其中微旨，虽明责齐桓公不能用贤，实暗责管仲不能荐贤。以上为本段第一层。第二层批评《管子》以为国中无贤，再责管仲不能荐贤。据专门记载管仲言论的《管子》一书说， 管仲临终前，曾评论过鲍叔牙、宾胥无、宁戚、孙在等大臣的为人，一一分析他们的缺点，认为皆不足以托付国事。唯独荐举“好上识而下问”（《管子·戒篇》）的隰朋，可是管仲又料定隰朋将随已早亡，不可能久理齐政，因此自己死后，齐国将无贤可代。《管子》的这些认识显然是违背客观事实的，所以苏洵认为《管子》一书“诞谩不足信”。第三层援引春秋卫国大夫史鳅和汉丞相萧何临殁进贤为切证，说明大臣能否荐贤，全在其“用心”。而管仲临终之言和《管子》一书皆以为无贤可代，其“用心”可知矣！苏洵“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刘勰《文心雕龙·事类》），于此可见。第四层，总结教训，收束全文。“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这个教训可谓高出俗见，它不仅重申了大臣临终举贤自代的重要性，而且还用此冷隽之笔点醒全文，回应全篇。最后又承“而后可以死”句结穴于“彼管仲者，何以死哉？”以震耀耳目的反问，再次关锁于管仲，使全篇“能发异光，而且长留余味”（林纾《春觉斋论文·用收笔》）。
这是一篇以意取胜的文章。作者论管仲其人，能够“扩前人所未发”（刘熙载《艺概·文概》），自出机杼，别开一境，令人耳目一新。破理且能顺势运斤，意贯始终；并善于运用丰富的史料多方类比，反复对照，纵擒开合，借宾论主，使立论一层深似一层。
唐诗中，固多深刻反映社会现实的不朽篇章，然也不乏写上层士大夫宴饮、赠妓之作。这类作品，一般思想性不高，在艺术上却偶尔有可取之处。万楚的《五日观妓》，可以说就是这样的一篇诗作。
此诗首先写乐伎的美妙动人。“西施谩道浣春纱，碧玉今时斗丽华”，一落笔便别有风情。在越溪边浣纱的西施，是古来公认的美女。诗人刚刚提到西施，又用“谩道”二字将她撇过一边。这样，既触发起了以美人比美人的联想，又顺势转到了眼前这位美女的身上。但仍不直说而故作迂曲。诗人让西施、碧玉、丽华三个美女一路上迤逦行来，借传统形象比拟所要描写的对象，省却了许多笔墨，却使描写对象轻易地步入了美人的行列之中。
“眉黛夺将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两句采用了一种十分独特的夸张而兼拟人的表现方法。上句用了表示动作的“夺将”，下句用了表示情感的“妒杀”，从而分别赋予眉黛、萱草、红裙、榴花以生命，极尽对眉黛、红裙渲染之能事。萱草和石榴都是诗人眼前景物。况端午时节，萱草正绿，榴花正红，又都切合所写时令。随手拈来，为美人写照，既见巧思，又极自然。
写罢形貌之后，又接写歌舞：“新歌一曲令人艳，醉舞双草敛鬓斜。”写出观赏者对乐伎的艳羡，并点出“双草”，更使乐伎形象光彩照人，充分渲染了其勾魂摄魄的力量。
以上四句对乐伎的描绘，从对形貌的静态描绘开始，进而在动态中加以刻画，写她的歌舞。一静一动，由形及神，展示了乐伎的色艺俱佳。
最后诗人深情激动地说：“谁道五丝能续命，却知今日死君家。”“死君家”与“彩丝线”密切关合，奇巧而自然，充分见出诗人动情之深。
此诗人物形象鲜明生动，秾艳流丽，光彩照人，是以诗写人的成功之作。特别“眉黛”二句表现手法独特，富有艺术个性，成为脍炙人口的佳句。
这组诗由六首七言绝句组成，是岑参在封常清幕府供职时为封所作的颂歌之一。“封大夫”即封常清，他瘦瘠跛足，入伍后凭借谋略战功，迅速升迁，曾任安西四镇节度使摄御史大夫兼北庭都护、伊西节度使、瀚海军使，公元754年（天宝十三年）冬，他率军大破播仙，此诗所记就是破播仙之战。《破播仙凯歌》前四首写凯旋，后两首则追叙战斗情形。“蕃军遥见汉家营”一首最具个性特色，是边塞诗中少有的慓悍之作。
从“蕃军遥见汉家营”及组诗其二的“营幕傍临月窟寒”，可以看出战前呈两军对垒的形势。从组诗末首的“暮雨旌旗湿未干”，则可知战事告捷有赖雨夜偷袭的成功。“满谷连山遍哭声”则是夜袭时的实况：蕃兵从睡梦中惊起，已是杀声震天，战场一片哭声。但诗人没有完全按实况的顺序安排，而是将这遍地哭声安排在对垒句后，这就产生了一种先夺其志（斗志）的效果。而夺志比夺帅，更是兵家之大忌。唐军决胜，已唾手可得了。
“万箭千刀一夜杀，平明流血浸空城”二句采用放笔直干的写法，展现夜袭的激烈战斗场面，字里行间充满刀光剑影。“万箭千刀一夜杀”，句中连用万、千、一三个数目字，深刻地描写了战争的激烈和厮杀的残酷无情。“一夜”可见战斗持续时间长是一场恶战；但就整个战役而言又可谓速决，最后，是一个令人发怵的诗句：“平明流血浸空城。”表现战血和雨水相渗和，红成一片。但在“一夜杀”三字后，推出“流血浸空城”的“镜头”，就产生了一种怵目惊心的感觉。在前句杀声哭声震天的描写后，出现这个红色恐怖画面，又产生了死一般沉寂的效果。
“暮雨旌旗湿未干”一首在写法上，较接近盛唐人普遍的时代风貌。它采取了“正面不写写旁面”的办法，通过战斗结束后的天明时分，战场上失主的胡人战马“空鞍”，来暗示战斗的激烈，显得含蓄蕴藉。“暮雨旌旗湿未干”与“平明流血浸空城”，都以“湿”的场面，显示出战事刚刚结束，杀气尚未全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