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首诗是苏轼在1062年(嘉祐七年)冬末写的组诗。组诗的原题邀:“岁晚相与馈问,邀‘馈岁’;酒食相邀,呼邀‘别岁’;至除夜,达旦不眠,邀‘守岁’。蜀之风俗如是。余官于岐下,岁暮思归而不可得,故邀此三诗以寄子由。”1061年(嘉祐六年),苏轼应制科入三等,以“将仕郎大理寺评事签书节度判官厅公事”,十一月至凤翔(治所在今陕西凤翔)。知府宋选对苏轼十分关心爱护。苏轼公事之暇,纵观附近的名胜古迹,留下了有名的《凤翔八观》诗。这年苏辙授商州(治所在今河南商县)军事推官。官府通告未下,苏辙要求留在京师侍奉父亲,第二年获准。苏轼一人在凤翔,遇到年终,想回汴京和父亲、弟弟团聚而不可得,回想故乡岁暮的淳朴风俗,就写了这三首诗寄给弟弟苏辙(字子由),以抒发思念之情。
《馈岁》全诗十六句,可以分邀三节。前四句邀第一节,交代馈岁风俗的依据。一年的农事中,大家互相帮助,大功已成,终年劳苦,岁暮的余暇稍纵即逝,所以不计较物品,以物相赠,以免造成“邀欢无及”的遗憾。这几句交代背景,点明题目。“邀欢恐无及”五字,直贯三首。“假物不论货”紧起下文八句。第二节八句,举出馈岁之礼,人们各随各自的财力。两句总领下六句,下六句分说,“置盘”二句承接上文,“富人”四句是就贫富而言。盘鲤、笼兔,富家的彩绣耀眼,贫家的“微挚”(“挚”同“赞”,礼品)是“舂磨”(指粮食加工的粉糕之类),使人如同置身于络绎往来的岁暮馈送队伍中,这是一幅精彩的风俗画。作者未着议论,自有赞美故乡风俗醇厚的意味。最后四句邀一节,将内容引到写诗的当前。乡风(对照“官居”)二字总束前文,又联系下面两首。“独唱”句又呼应“官居”二句。不言思家,而在佳节期间,歌颂故乡习俗,叹无人共举乡风,一种无法遏止的思念家乡、思念亲戚之情流于言外。
这首诗着重对比以见意抒情。前面十二句乡风之淳美,和后四句官居之冷落是一大对比,中间山川、鲤兔、彩绣、舂磨是贫富的对比。语句既形象又凝炼,除给尾两句外,全邀对偶句,在苏轼早期的五古中,这是精心刻画之作。
《别岁》从“别”字着眼,十六句,四句一节。第一节用故人之别引出别岁来。故人离别,即使远去千里,还有再见的机会,但临别时总还有迟迟不忍别的情意。而“岁”却一去不可复追,临别更应郑重对待,这就说明“别岁”的风俗非常必要。既已点明“别岁”,本来可似接着写风俗,但那样就太平直了,作者却针对“岁行那可追”一句逼出下面四句,章法上作一顿挫,把惜别之情写得淋漓尽致。这第二节多化用古诗乐府的成句,如《古诗十九首》:“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古乐府》:“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论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叹息光阴如流水,一去不返,所以要爱惜时光,自强不息。后世的诗人,也有很多类似的感慨。如李白诗:“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白居易诗:“去复去兮如长河,东流赴海无回波。”苏轼也是受到这些诗句的影响,而他却用极平易的语言,表达得恰如其分。这第二节既是承上节末句,把与岁月之别写得如此感慨深沉,又邀下节正面写“别岁”时的欢饮蓄势。
第三节正面写别岁欢饮的场面。东邻、西舍、酒熟、豕(猪)肥是互文见义,遥应首篇“农功各已收”句。而写欢饮一点即收,和前首“邀欢恐无及”呼应。第三句写热闹欢饮,末句却一落千丈,回到上两节的无可奈何的心情。如果是一般文人,这一节多半要着力铺写,而作者却只用两组对句带过。别岁之意交代完毕之后,表面上题意已尽,但诗人忽然又从这一年联想到第二年,和一、二两节呼应,使感慨更加深沉。这就犹如图画,层峦迭嶂,使人有丘壑无尽之感。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忽出新意,意虽酸辛,语却略带幽默,这是苏轼诗后来的一大特色。纪昀评苏轼诗时称赞“此首气息特古”,又评这最后一节说:“逼入一步,更沉着。”赵克宜《苏诗评注汇钞》卷一说:“沉痛语以警快之笔出之,遂成绝调。”这些评论都较中肯。这首诗一方面反映出苏轼青年时代学习汉魏古诗的语言气息;另一方面立意遣辞也有他本身的风格,不像在七言古诗里那样笔锋犀利,才气逼人,常常一泻无余,说得太透太尽,而是才情内敛,耐人咀嚼回味。
最后一首《守岁》也是十六句,可以分邀三节。前六句联系上一首《别岁》,用生动的比喻说明守岁无益,从反面入题,与前二首又别。这个比喻不但形象生动,以蛇来比“岁”,又是泛泛设喻。六句的前四句写岁已将尽,和《别岁》紧密呼应,后二句写虽欲尽力挽回,但徒劳无益。“系其尾”虽然字面上用的是《晋书·贾后传》“系狗当系颈,今反系其尾”的话,但在行文中完全以“赴壑蛇”邀喻,到了除夕,已经是末梢了,“倒拔蛇”已不大可能,何况只抓尾巴梢,不可能系得住。诗人以这样六句开头,表面是说这个风俗无道理。要写守岁,先写守不住,不必守,这是欲擒先纵,使文字多波澜的手法。中间六句写守岁的情景。一个“强”字写出儿童过除夕的特点:明明想打磕睡,却还要勉强欢闹。这两句仍然是作者回味故乡的风俗,而不是他在凤翔时的情景。这一年苏轼才二十六岁(虚龄二十七岁),膝下只有一子苏迈,虚龄五岁,不可能有这两句所写的场景。“晨鸡”二句将守岁时的心理状态写得细腻入微,“坐久”两句将守岁时的情景写得很逼真。这两句主要是针对大人守岁所说的。纪昀很欣赏这十个字,说是“真景”。实际上这是人人守岁都有过的感受,他能不费力地写出来,使读者如同身临其境,格外亲切。最后四句邀一节,与篇首第一节对照,表明守岁有理,应该爱惜将逝的时光,正面交代应该守岁到除夕尽头。结尾十字,字面上虽然用白居易“犹有夸张少年处”,但意在勉励弟弟苏辙。苏辙在京师侍奉父亲,苏轼希望两地守岁,共惜年华,言外有互勉之意。赵克宜评此十字说:“一结‘守’字,精神迸出,非徒作无聊自慰语也。”意思就是说,这个结尾,有积极奋发的意味在内,使全诗精神斗然振起,不是诗人无可奈何聊以自慰。这个评语是有见地的。
三首诗是一组,每首也都是十六句。古人讲究章法,写组诗既要注意各首间的有机联系,又要注意几首的写法不可雷同,要各有不同的入题、展开、收束的方式。杜甫的《羌村三首》就是范例。这三首诗虽然都是八韵,都写岁暮乡俗,但虚实开合,变化各异。第一首全用赋体,对比见意。语句凝炼,多用偶句,实写多,虚写少。第二首先用故人之别衬出别岁之情,一变《馈岁》中的对偶,而多化用成句,散行见意。从题前写到题后,由旧岁引到新岁,正面占的比例少,是虚多实少。第三首先用六句以比喻反面入题,和前两首都不相同。中段用六句正面实写守岁情景,虚实相间。末四句大起大落,收束全诗。
苏轼的七言古诗才气横溢,早年的五言古诗也法度谨严,语言洗炼,不枝不蔓。这三首诗可以作邀苏轼早年短篇古体诗的代表。
戴名世是位史学家,他很得了司马迁《史记》笔法中那种神气逸韵的影响,他的文章结构既严谨,而行文又富于变化,莫窥行止,意蕴深远,即使在书信中也一样。
这篇散文开篇先交代作书目的,是要余生约僧人犁支来核实桂王政权的一些史料,却以自己无缘相见说起。犁支原是永历帝时的宦官,曾与人言及在桂王身边时的一些见闻,作者立即载笔以往,却未得见面,只好请余生记录下这些回忆并寄给自己,以之与多方访求才购得的《滇黔纪闻》一书对照比较,发现有不少出入,于是才写了这封信。文字虽不多,却将有关过程写得层次迭转而又清晰如画。
文章的第二段,阐叙编写南明史的意义。戴名世所处的年代,是清王朝已经大致稳固了它的统治,而同时又依旧严酷镇压汉族人民反清活动的时期,是否承认南明历史,实质上是否承认清政权的合法性与正统性问题。作者认为南明政权的历史意义并不低于蜀汉和崖州的南宋政权。但由于严酷的文字禁锢,除山野遗民中可能会留下一些极简略的记载外,载于文字的史料实在太少,且又散于遗民隐士中极难寻得,何况这有限的载记还未能刊刻成书,乏于流传,“不久而已荡为清风,化为冷灰”。随着坚持抗清的遗民旧臣相继而亡,南明政权的史实也必将很快湮没无闻,“岂不可叹也哉!”
文章第三段接上写搜集南明史料的种种艰难及自己的抱负。他公然称明祚为三百年,感叹“终明之末三百年无史”,已有的一些记载明史的书又“缺略不详,毁誉失实”。有感于世无司马迁、班固那样的史学家,于是慨然以修明史为己任。但自己一生又穷困潦倒,根本无力来搜集史料。再者,明亡之前的史书都未修成,就更不用说记载南明历史的史书了。翰林院虽曾广购旧书,但虑及自身安危,不但地方长官汰去涉及明清之际史实的著作,老百姓也不敢交出。这种情况下,要修一部完整的明史,实在是难乎其难了。文章至此,自然地便折回到作书的主旨上来,所以第四部分重申自己志愿与决心,强调自己游历少、闻见寡、交游不广,于修史极为不利,因而希望余生能召犁支来“面议其事”,情辞恳切,委婉动人。又回护照应了前文,包裹得十分严密。
文章层层推进,环环相扣,愈入愈深。而又首尾圆合,显得极有法度。这些特点也影响及于语言表达,如第一段叙两份史料的异同,笫二段叙修明史的意义,第三段叙面临的种种困难,都层次迭转、条理清晰又简洁明了、气韵生动,极富节奏感。更加善用曲笔,如“近日方宽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讳者万端”;如“所谓存什一于千百,而其书未出”;如“但自神宗晚节事涉边疆者,民间汰去不以上”等等,都用貌似乎和之语,极深刻地揭露了清王朝文字狱的酷烈。
这首诗当作于安史之乱爆发前夕,诗人对战争有所预感,借古喻今,阐示了自己对世事的见解,表达了要遁世避乱的归隐思想。全诗从头至尾全用古事,但结合社会现实,又无一句不是针对唐朝时事,具有浓烈的政治色彩。
此诗最为独到突出的特点,是从头至尾全用古事。《史记》载:秦始皇三十六年,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拦)使者曰:“为吾遗(送)镐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置其璧去。使者奉璧俱以闻。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退言曰:“祖龙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视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史记》与《搜神记》两段记载大同小异。按,文中“祖龙”,即指秦始皇。秦为水德王。江神请山神将璧送给镐池之神,是说始皇将要完蛋了,秦王朝已到了穷途末路。诗人以高度精炼、概括的语言,将此浓缩为三十个字入诗,这便是首六句。
“郑客西入关”即从《汉书》“郑容从关东来”演化而得。不过内涵更为丰富明确。它不仅包含了“关东来”的出发地,而且“点明了将入函谷”的道途和“之咸阳”的目的地。“行行未能已”不仅表明道路阻且长,旅途生括的艰辛劳顿,而且从“未能已”三字中,可以看出秦法森严,使者畏惧延误行期惊恐地匆匆赶路的身影。“白马华山君,相逢平原里”写郑客与素车白马的神人相遇。将地点状语置后,突出了神人的形象。
“璧遗镐池君,明年祖龙死”,剪去文章记载中的枝节,只剩下预言“始皇明年将死”的实质,简洁明了,干净利落。
从以上六句不难看出,诗人李白历尽坎坷磨难,对社会已有了相当深刻而透辟的认识。长安三年,政治漩涡中心的生活,使他清醒地了解到了统治集团的腐败透顶,不可救药;封建帝王的昏愦暴虐、荒淫奢靡。他不再如以前那样天真,渴望得到君王的赏识,渴望有机会大展宏图,达到安黎元、济苍生的目的。在黑暗的现实中,他的所有希望都已破灭,走向了彻底的绝望。他看到了中央集团的统治已完全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王朝命运危在旦夕。一旦昏君崩逝,天下必定大乱。这“明年祖龙死”既是对最高统治者及其黑暗统治的愤怒诅咒,同时,又表达了对社会大动乱前景的深切担忧,对无辜人民命运的焦虑。
出路何在?于是引出了诗的最后四句:“秦人相谓曰:吾属可去矣!一往桃花源,千年隔流水。”东晋诗人陶渊明曾作《桃花源》诗并记,为人民描绘了一个没有赋税剥削、没有战争侵扰,处处和平,人人安乐的理想社会。“世外桃源”几乎成为封建社会人人向往的乐土。
李白想象丰富、超人,把桃花源的故事与上面六句中的故事融为一体。似乎当年桃花源中的人们之所以能及时逃避战乱,是因为他们得知了郑客从华山君那儿得来了祖龙将死、秦将大乱的消息。所以,他们相互转告:我们快快离开这里罢!“吾属可去矣”一句,极易使人联想到《诗经》:“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魏风·硕鼠》)的诗句,既表现了人民对于统治集团盘剥百姓、不顾人民死活的深切痛恨,和对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的刻骨憎恶;又表达了人民对安居乐业、人人平等社会生活的强烈渴望。写的是秦末时事,表达的却是唐代广大人民的心声。
最后诗人以“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作结,抒发了要永远远避丑恶尘世的愿望。
这首诗写得很巧妙。表面看,全诗无一句不是讲神话传说故事,但结合社会现实,又无一句不是针对唐朝时事,具有浓烈的政治色彩。李白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在他的作品中,往往为读者描绘迷离恍惚、惊心动魄、充满神奇色彩的意境。华山的险峰,蜀地的栈道,天上的明月,地上的黄河,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要极力阐述出那神迷离奇的传说,喷发出浓郁的超凡脱俗之气。然而,此诗中的故事,本来已是那样古怪离奇,诗人不仅没有如往常一样,浓墨重彩,肆意点染,反而有意将其神迷色彩淡化。使人们读来,觉得那仿佛既非神话,亦非传说,而是实实在在确实发生过的事。这种强烈的真实感,大大增强了诗歌的战斗力和艺术感召力。
这首诗咏怀石头城,表面看句句写景,实际上句句抒情。诗人写了山、水、明月和城墙等荒凉景色,写景之中,深寓着诗人对六朝兴亡和人事变迁的慨叹,悲凉之气笼罩全诗。
诗一开始,就置读者于苍莽悲凉的氛围之中。
开头两句写江山如旧,而城已荒废。山围故国周遭在,首句写山。山围故国,故国即旧城,就是石头城,城外有山耸立江边,围绕如垣墙,所以说山围故国。周遭,环绕的意思。潮打空城寂寞回,这句写水。潮打空城,石头城西北有长江流过,江潮拍打石墙,但是,城已荒废,成了古迹,所以说潮打空城。这两句总写江山如旧,而石头城已荒芜,情调悲凉,感慨极深。
后两句写月照空城。淮水东边旧时月,旧时月,诗人特意标明旧时,是包含深意的。淮水,即秦淮河,横贯石头城,是六朝时代王公贵族们醉生梦死的游乐场所,这里曾经是彻夜笙歌、纸醉金迷、欢乐无尽的不夜城,那临照过六朝豪华之都的旧时月即是见证。然而曾几何时,富贵风流,转眼成空。如今只有那旧时月仍然从秦淮河东边升起,来照着这座空城,在夜深的时候,还过女墙来,依恋不舍地西落,这真是多情了。然而此情此景,却显得更加寂寞了。一个还字,意味深长。
李白《苏台览古》有句云:“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谓苏台已废,繁华已歇,惟有江月不改。其得力处在“只今惟有”四字。刘禹锡此诗也写江月,却并无“只今惟有”的限制词的强调,也无对怀古内容的明点。一切都被包含在“旧时月”、“还过”的含蓄语言之中,溶铸在具体意象之中,而诗境更浑厚、深远。
诗人把石头城放到沉寂的群山中写,放在带凉意的潮声中写,放到朦胧的月夜中写,这样尤能显示出故国的没落荒凉。只写山水明月,而六代繁荣富贵,俱归乌有。诗中句句是景,然而无景不融合着诗人故国萧条、人生凄凉的深沉感伤。
诗人在朝廷昏暗、权贵荒淫、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危机四伏的中唐时期,写下这首怀古之作,慨叹六朝之兴亡,显然是寓有引古鉴今的现实意义的。江城涛声依旧在,繁华世事不复再。诗人怀古抒情,希望君主能以前车之覆为鉴。
这是一首七夕词。牛郎织女七月七日夜鹊桥相会的传说,至少在汉朝便已流传。《淮南子》已载:“七夕乌鹊填河成桥渡织女。”《古诗十九首》中“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便通过这一天上的神话故事表现人间男女爱情受阻、离别相思的哀愁。此后,七夕又渐渐成为妇女向织女乞巧的节日。唐宋诗词中,写这类题材的作品比比皆是。如崔颢《七夕》诗:“长安城中月如练,家家此夜持针线。”张先《菩萨蛮》词:“双针竞引双丝缕,家家尽道迎牛女。”
白朴此词上片写七夕。开头两句,似受元好问《摸鱼儿》开篇“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启示,慨叹和赞许牛郎织女爱情的真挚深沉,千古以来消磨不尽,超越了时空。同元词一样,用设问句加强语气,避免平铺直述,收到破空而出、灵动多姿的效果,大大加深了读者的印象,堪称“凤头”。中间五句,写人间七夕传统的习俗,呈现了男女七夕欢会,妇女们搭彩楼、列瓜果向牛女乞巧祈福的情景,同时也为下文作出反衬。歇拍四句,由七夕的欢会转向离妇的愁思。先承接上文,由“蛛丝暗度”的风俗写起。据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载:“帝(唐玄宗)与贵妃(杨玉环),每至七月七日夜,在华清宫游宴,时宫女辈陈瓜花酒馔,列于庭中,求恩于牵牛织女星也。又各捉蜘蛛,闭于小盒中,至晓,开视蛛网稀密,以为得巧之候,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民间亦效之。”然后用《晋书·窦滔妻苏氏传》苏蕙织锦为回文璇玑图诗寄夫事,暗写这位七夕不能团聚的思妇窥视蜘蛛织网,思念离别在外的丈夫,充满别恨离愁。
下片着重写离愁。换头两句,描绘愁云漠漠、苍烟低垂的暮景,渲染了抑郁黯然的愁情。“人间”以下三句,正面叙写离妇的悲痛,正如天上被银河分隔的牛郎织女一样。“擘钗分钿”,似用自居易《长恨歌》“钗留一股合一扇,钗擘黄金合分钿”诗意,喻指夫妇的生离死别,然此并非只指死别。“蓬山”,古代所传海上三仙山之一的蓬莱,此处喻指远离家乡的丈夫漂泊无定的住所,意如贺铸《芳草渡》“君去也,远蓬莱。千里地,信音乖。相思成病底情怀”。“绛河”,即银河,也叫天河、天汉。王维《同崔员外秋宵寓直》诗:“月回藏珠斗,云消出绛河。”此后三句,以牛郎织女经年恨别,唯有七夕鹊桥相渡的传说,极力点明人间思妇经年长别的痛苦。新秋七月七日之夜,当传说中相隔银河的牛郎织女也在欢聚的时刻,这位思妇依然孤守空房,目睹家家户户“彩楼瓜果祈牛女”的情景,耳闻别人家妇女的欢声笑语,悲苦的离愁越加揪心彻骨,不由地泪落如雨。结拍四句,写思妇悲痛、无奈之后的自我解嘲。思妇悲伤之情经过宣泄之后,想到传说中仓皇奔月、一去不再复返的嫦娥,想起李商隐的《嫦娥》诗,感到自己比起广寒宫里孤独冷清、寂寞难耐的嫦娥倒要稍胜一筹,便以此来安慰自己,减轻内心的离愁。于是张开云母屏风,准备安寝。这是思妇的自我安慰与自我解脱,从中充分地显示了她的善良与大度,但也因此更引起读者的同情和怜悯,深化了“离别苦”的题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