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详细描述了宦官一步步把持朝政、危害政权的具体过程，从而警告后世君王不要渐积养祸。当然，作者把“乱国”的根源归咎于宦官、女祸，这种观点也不是全面的。全文首尾照应，结构清晰，分析细密，说理层层递进，体现了作者写作的深厚功力。
宦祸的形成，从宦者的工作性质说，他接近皇帝，熟悉皇帝的生活习惯与思想志趣；从宦者本人说，不过是皇帝的家奴，又因为是阉者，无亲属羽翼，无道德、学术素养与从政经验，本来势孤力单，难得众心。但一旦弄权，为确立威望，就特别专横残忍，排除异己，不遗余力。文章在总括宦者的特质之后，即随之层层铺衍。这类人也极其机灵，见风使舵。他们先以“小善”、“小信”来固人主之心，求得君主的信赖；一遇君主信任之后，即时进谗言，用祸福之事吓唬君主，离间重臣，以达到把持君主之目的。这样一来，就必然形成君主对终日侍奉左右的宦者“日益亲”，对朝中的忠臣硕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势也就“日益孤”了。出现了这种不正常的政治局面，君主对朝中重臣就难以信任，他自己的惧祸之心就“日益切”，宦者对君主的把持也就“日益牢”了。于是，国家的安危就取决于宦者的喜怒，亡国的祸患就潜伏在廷帷之间。往日君主所依靠的重臣，现在反而变成将要为患的对象。正所谓是于颠倒，黑白莫辨。等到皇帝清醒过来，发觉养祸已深，想与已被疏远的朝臣一道清除为于乱政的宦者，但如果进行缓慢，则养祸日深，难以铲除；若操之过急，谋划不周，那宦者就要先行一步，挟持君主作为人质，使得君主与朝臣无法共图义举。即使付诸实施，也必然是两败俱伤，甚至弄得“亡国”、“亡身”，使奸豪得以借口乘机而起，尽诛宦者而取代国政。这就是汉唐宦者乱人之国的惨痛历史教训。
篇末，作者再从人主角度宕开一笔，引入深层思考。作为君王，主观上总想使国家长治久安，至于亲左右，疏贤臣，也原于其本意。但为什么终于出现宦祸这一现象呢？这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宦者处于近侍的有利条件，若人主稍不警觉，那渐集之势就会酿成大祸。这样一提，就更加引起后世君主的警惕了。文章的结尾，又重提女祸之害，再一次与宦者之害作对照，以强调宦者之祸“深于女祸”的论点，并与开篇相呼应。
全文就前代宦者乱国的史实，条分缕析，层层演进，从中得出宦官得以乱国的根本原因。文中又采用一宾一主的衬照手法，事显而意明，情深而理切，足为后世当国者戒。连同传文在内，堪称卓荦千古之文。
这篇文章说明超然于物外，就可以无往而不乐。即把一切事物都置之度外，无所希冀，无所追求，与世无争，随遇而安，就不会有什么烦恼，能成为二个知足者常乐的人。这是用庄子“万物齐一”的观点来自我麻醉，以旷达超然的思想来自我安慰。不管祸福，美丑，善恶，去取，通通都一样，自己屡遭贬请，每况愈下，也就不足挂齿，可以逆来顺受，无往而不乐了。其实，这是置无限辛酸、满腹怨愤而不顾的故为其乐，有其形而无其实，犹如酒醉忘优之乐，并非敞怀舒心的快乐。全文以“乐”字为主线，贯穿始终，被称为“一字立骨”的典范文章。以议论和记叙相结合的方法，从虚实两个方面阐明了主旨。游于物外。就无往而不乐。
第一段，从正面论述超然于物外的快乐。“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一切物品都有可以满足人们欲望的作用，假如有这种作用，都可以使人得到快乐，不一定非要是怪奇、伟丽的东西。实际上并非如此，物有美丑、善恶之分，爱憎自有不同，人各有所求，其选择、去取也不能一样，所以很难“皆有可乐”。苏轼是以“游于物外”的超然思想看待事物。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写法特点上看，是一起便说“超然”，提出“乐”字为主线。上面是从总的方面论述，下文是举例加以证明。“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是说物各有用，都可以满足欲求，给人快乐。推面广之，人便可以随退而安，无处不快乐了。四个皆字使文意紧密相联，语势畅达，浑然一体。
第二段是从反面论述不超然必会悲哀的道理。求福辞祸是人之常情，因为福可以使人高兴，祸会令人悲伤。但是，如果人不能超然于物外。任随欲望发展，必然陷人“游于物内”的泥潭。物有尽时，很难满足无止境的欲求。而且事物往往被某些现象掩盖着本来的面目，美丑不一，善恶难分，祸福不辨，取舍难定。事物的假象常常令人头昏目眩，什么也看不清楚，不超然于物外，就会盲目乱撞，结果必然招来灾祸，造成绝顶的悲哀。上面两段，一正一反，正反对照，有力地论证了只有超然于物外，才能无往而不乐；如果超然于物内，则必悲哀的道理。从理论上为记超然台的事实奠定了基础。这是以虚领实的写法。
第三段，步入正题，叙述移守胶西，生活初安，治园修台，游而得乐的情景。用具体的事实说明了超然于物外，必得其乐的道理.这一段可分为三层：一、移守胶西，用了三个对偶句，组成排比句组，语调抑扬起伏，气势充沛，使杭、密两地形成鲜明对比，说明了苏轼舍安就劳、去美就简的遭遇。这既是记实，也是以优托喜的伏笔。二、生活初安。“比岁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面斋厨索然，日食杞菊。”，是写初到胶西后年成不好，政局动乱，生活艰苦。用了五个四言句和一个连词，句子精悍，节奏急促，与处境维艰交相吻合。再次写忧，以见喜之可贵，乐之无穷。“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意外的变化带来无限喜悦。“予既乐其风俗之醇，而其吏民亦安予拙也。”自己爱上了胶西，百姓也爱戴太守。官民相爱，必然官民同乐。由苦变乐，真是无往而不乐。生活初安，就有余力洁庭治园，为寻乐作些事情。三、修台游乐。先交待台的位置、旧观和修缮情况。利旧成新，不劳民伤财，含有与民同乐之意。再写登台四望，触目感怀，见景生情，浮想联翩，所表现的感情十分复杂。时而怀念超然干物外的隐君子，时而仰慕功臣建树的业绩，时而为不得善终的良将鸣不平。这正表现了作者想超然子物外，而实际上又很难完全超然处之的矛盾心情：有怀念，有羡慕，有不平。这一层虽属常见的“四望法”，但写得不落俗套，没有用对偶排比，只用了较为整齐的散行句，别具一番疏宕流畅的情韵。最后描写了台的优点：“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流露出无比喜爱的感情。因此，予与客不管“雨雪之朝，风月之夕”，都时常登台游乐，亲手做菜做饭，饮酒欢歌。这种游玩，确实是很快乐的。最后又落脚在“乐”字上。
最后一段交待了其弟苏辙（子由）为此台命名并作赋的事。文章到此方点明“超然”二字，具有画龙点睛之妙。且结句“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既照应开头：又与前文所说乐少悲多的人“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如应不应，有意无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见出两种人不同的思想境界，回味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