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小令题为《姑苏台赏雪》，一开始却从距台有数峰之隔的“断塘”述起。“断塘”即脂粉塘，元林坤《诚斋杂记》：“吴故宫有香水溪，乃西施浴处，人呼为‘脂粉塘’。”凭这个处所，已足与同样因西施缘故而驰名的姑苏台发生感情上的联系。“洗凝脂”意含双关，它已暗点出“雪”的影响，实是因断塘塘岸的积雪白如凝脂，而联想起西施当年在此洗浴的景象。由此语激发起诗情和游兴，引出“觅西施”；再由觅西施不得，但见柳树积雪如“萧萧鬓丝”的怅惘，领出姑苏台的登临。这种针线细密、接笋无痕的布局，不仅预先交代了姑苏台外围的雪景，而且也表明作者“赏雪”并非单纯的冬令游览，而是“怀古”寄托的表现。
下片正面转入“姑苏台赏雪”。“银匙”、“粉香”、“玉参差”，生动地绘现了姑苏台上高高下下的积雪景观。以银、粉、玉作为比拟，与末句的“富贵”遥遥相应。“富贵似吴王在时”，表面上是赞词，其实却包含着微意。这是在说吴王富贵久已不存，如今台上的“富贵”气象，不过是如银如粉如玉的雪堆的错觉而已。作者在怀古意绪的驱动下，回忆起“吴王在时”的当年风流是不难想见的，但他原始的目的是“觅西施”，而此时却无言提及。他所吟唱的“一曲乐天词”，也已游离了登台的初衷（白居易《题灵岩寺》之类游吴作品，并无丝毫怀古内容）。这一切正暗示了作者事实上的失落感。作者将感情表现得如此隐婉，实有一种“伤心人别有怀抱”的意味。
小长干，属长干里，遗址在今南京市南，靠近长江边。长干曲，乐府杂曲歌辞名，内容多写长干里一带江边女子的生活和情趣。崔国辅的《小长干曲》内容也如此。
这是一首表现古时江南青年男女对爱情执着追求的小诗。全诗风格清新，语言晓畅，于平淡自然中见含蓄委婉，很耐人寻味。
“月暗送湖风”，诗一开头，即点明时间是夜晚，地点是湖滨。月暗，不是没有月光，而是月色暗淡；湖风用“送”，带有舒展、爱抚的感情色彩，切合小伙子此时的感受。因为他很兴奋、很欢快，湖风吹到他的身上就显得特别轻柔，好像大自然特意为他送来的一般。这一句五字，勾出了一幅月色朦胧、湖风轻拂的艺术画面，造成了一种优美而颇具神秘色彩的环境气氛。
在这富有诗情画意的水乡湖滨，一位年轻人，踏着月色，沐着凉风，急忙忙、兴冲冲地走着。但是夜色暗淡，道路难辨，走着走着，突然路被隔断了。“相寻路不通”，侧面点出了菱湖之滨的特点：荷塘满布，沟渠纵横，到处有水网相隔。这个小伙子事先并未约会，只因情思驱使，突然想会见自己的恋人。一个“寻”字，传出了其中消息，使整个画面活了起来。
正在焦急踌躇之际，优美动听的菱歌吸引了小伙子的注意，他侧耳谛听，仔细辨别是谁的歌声。彻，本为不尽之意，这里用来形容菱歌的时断时续，经久不息，同时也描摹出歌声的清脆、响亮。姑娘们用歌声表达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憧憬，读者能从这歌声中想象出那采菱姑娘天真活泼、娇憨可爱的神情。
听着听着，小伙子又眉开眼笑了，知道自己的意中人，就在那不远的荷塘中。“知”字十分传神，不仅表现了小伙子心情由焦急到喜悦的变化，而且点明小伙子对姑娘了解得非常透，甚至连她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非常熟悉。读者正可从其知之深推测其爱之切。
全诗在结构上符合起承转合的特点。首句以“月暗送湖风”起兴，开门见山，交代了事情的大致时间和起因。次句“承”，承接首句，陷入“相寻”却“路不通”的窘境。三句“转”，菱歌不停辍，反复吟唱，进而打破“相寻路不通”的僵局。末句“合”，合拢全诗，发现那人在荷塘边，豁然开朗。
短短的一首抒情诗，能写出诗中主人公的形象和思想活动，并有起伏、有波澜，给人以层出不穷之感。若非巧思妙笔，匠心独运，恐怕难以达到这样的艺术境界。可见诗人的艺术功力。
这是一篇史论。作者列举历代兴亡的史实，指出历代君王仅仅片面地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而忽略了另外一些被掩盖的问题，但却将原因归结为非人智能所虑及的天意。论证“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目的在于给明代统治者提供历史教训，使之“深虑”长治久安的道理，并采取相应的办法。
本文系针对明初的政治形势而提出的治国方略。明代建国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和加强统治，曾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从而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在“盛世”之下决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潜在的危机。作者就历代兴衰的史实，提出了有关长治久安的积极性的建议。
文章的开始先从“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谈起，并把这种现象和天道挂上了钩，这是作者立论的核心。在作为全文重点的第二段中，作者列举了大量史实，从秦始皇一直谈到了宋太祖，其用意也是为了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应该说，这些翔实的历史经验是可信的，是有强烈的说服力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作者写作本文后不久，明朝就发生了“乱”。明太祖死后，其孙建文帝即位，由于和某些亲王产生了矛盾，终于导致了“靖难之变”，方孝孺本人也死在这次动乱之中。从这一点来看，作者还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第三段是全文的总结，作者再一次点明全文的主旨。在语言的运用上，作者尽量发挥了他那犀利而坚定的文风，做到了既能说理透彻，又能通俗易晓，这在他评论前代帝王时可以充分看出。
由于思想上的局限性，作者对“天道”的理解还带有一定的宿命论的色彩。“不可以谋天”的提法实际上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人事以听天命”的消极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