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闺妇思夫之作。题目为“春情”显然是写男女的爱慕之意，而全曲描写一位年轻女子的相思之情，读来侧恻动人。全曲分为四个层次：首三句说少女陷入了不能自拔的相思之病；次三句极表少女处于相思中的病态心理与神情举止；后二句则点出少女害相思病的原因；最后宕开一笔，以既形象又含蓄的笔墨逗露出少女心巾所思。全曲一气流走，平易简朴而不失风韵，自然夭成而曲折尽致，极尽相思之状。
“平生不会相思”三句，说明这位少女尚是初恋。情窦初开，才解相思，正切合“春情”的题目。因为是初次尝到爱情的琼浆，所似一旦不见情人，那相思之情便无比深刻和真诚。有人说爱情是苦味的，“才会相思，便害相思”，已道出此中三昧。这三句一气贯注，明白如话，然其中感情的波澜已显然可见。于是下面三句便只体地去形容这位患了相思病的少女的种种神情与心态。
“身似浮云”三句，是漂亮的鼎足对。“身似浮云”表现了少妇坐卧不宁的心态；“心如飞絮”表现了少妇的魂不守舍；“气若游丝”表现了少妇因思念而恹恹欲病的形态。作者通过对少妇身、心、气的描写，将少妇“便害相思”的情态表现得淋漓尽致。短短几句，就足见女主人公的相思之苦、恋情之深。
“空一缕余香在此”，乃是作者的比喻之词，形容少女孤凄的处境。著一“空”字，便曲尽她空房独守，寂寞冷落的情怀；“一缕余香”四字，若即若离，似实似虚，暗喻少女的情思飘忽不定而绵绵不绝。至“盼千金游子何之”一句才点破了她愁思的真正原因，原来她心之所系，魂牵梦萦的是一位出游在外的高贵男子，少女日夜思念盼望着他。这句与上句对仗成文，不仅词句相偶，而且意思也对应，一说少女而一说游子，一在此而一在彼，然而由于对偶的工巧与意思的连贯，丝毫不觉得人工的雕凿之痕，足可见作者驾驭语言的娴熟。
最后四句是一问一答，作为全篇的一个补笔。“证候”是医家用语，犹言病状，因为上文言少女得了相思病，故此处以“证候”指她的多愁善感，入骨相思，也与上文“害”字与“气若游丝”诸句给合。作者设问：什么时候是少女相思最苦的时刻？便是夜阑灯昏，月色朦胧之时。这本是情侣们成双作对，欢爱情浓的时刻，然万对于茕然一生独一身的她来说，忧愁与烦恼却爬上了眉尖心头。不可排遣的相思！
这首曲子语言上的一个特色便是首三句都押了同一个“思”字，末四句则同抑了一个“时”字，不忌重复，信手写去，却有一种出自天籁的真味。这正是曲子不同于诗词的地方，曲不忌俗，也不忌犯，而贵在明白率真，得天然之趣，一也就是曲家所谓的“本色”。
建安十五年，曹操击败袁绍及其三子，并北征乌桓，平定北方。于是在邺建都，于漳河畔大兴土木修建铜雀台，高十丈，分三台，各相距六十步远，中间各架飞桥相连。然后曹植做出这部作品。
古代诗词中，以“游春”、“咏春”为主题的作品何止千百篇，但内容大多不外乎“伤春”、“怅春”。赵秉文的这首《青杏儿》不与前人雷同，风格清新，语句明白如话，本色天然。
上片首句：“风雨替花愁”，语句凝炼，一个“替”字，生动地表达出作者对花的关切之情。当暴风雨袭来的时候，娇嫩的花儿必将遭受风雨的摧残。多情的词人不免“替”花儿深深地担忧。“风雨罢，花也应休”，想来当肆虐的狂风暴雨过后，遍地残红，花期也该成为过去了吧。花开又花落，不由人不惜花，而那多情善感的赏花人、惜花人，也就在这花飞花谢、春去春来中白了少年头。所以，年年岁岁，岁岁年年，时光如流水，莫负春光啊，这也是“劝君莫惜花前醉”的缘故。词的上片写至此处，词人表达了几许怅惘悲伤之感。
然而，词人却不想用更多的悲凉、迟暮感来感染读者。笔调轻轻一转，“乘兴两三瓯”，下片意境立刻由沉闷、苦恼转向了明彻、欢快。“莫惜”深化为“乘兴”，揭示人们要积极开创美好的生活，良辰美景、赏心乐事要尽情享受。两三盏薄酒，听江山清风，观山间明月，柳绿花红，莺飞草长，造物是这样的神奇，大自然是这样的美妙，做人应该“拣溪山好处追游”，得欢愉时且欢愉，莫要自寻烦恼。“但教有酒身无事，有花也好，无花也好，选甚春秋。”词的结尾表达只要胸襟豁达，有美酒相伴，无俗事缠身，有花也罢，无花也罢，春天永远常在，春光永远无限。
这首词上下片对比鲜明，语言通俗易懂，又不流于俗白，体现了作者的艺术修养和旷达的人生情怀。
这首词写一女子在窗前月下遥望所爱，和《月兔茶》主题和意境近似，可以称之为姊妹篇。
上片写薄命佳人的美貌及寻春求佛的情景。春天来临，春心欲动。开头两句写改浓妆为淡妆，改一般装为贵重装。从旁人的口里得知“双衔凤带”装束本来超出常人水平，但薄命佳人还是改换成了“鲛绡”贵重薄衫。一可显示身姿美，二可标志身价高。第三、四句写烧香拜佛，祈祷神灵。烧上珍贵的水沉香木，如痴如醉，“怅望”“烟袅”。不言自明，是让菩萨保佑她寻找到一位青春美的心上人。而其所爱已“双衔凤带”，另有他欢。东坡十分重视将外界事物作为词的信息之源泉，激发词思之触媒，表达词情之载体。“双衔凤带”。“单著鲛绡”，“夜香”“水沉烟”，以我观物，以物观我，情以物迁，都打上了青春情爱的印记，富有艺术魅力。
下片写薄命佳人向往与心上人共度良宵的心态。开头两句写美丽的容貌。鬓发美如云集似的，风卷绿发如画；颜面美如玉白似的，酒醉“红潮”如花。一头黑发，一张红脸，是女子的招牌，所以东坡特写得如此唯妙唯肖。不言自明，为的是去会见青春美的心上人；为的是心上人一见倾心，十分喜爱她。第三、四句写薄命佳人的寻春、度良宵的心态。“莫教空度可怜宵”，好一个“可怜宵”。光阴无情，人生易老，把握良宵，及时行乐。“月”是美好的，“佳人”是美好的，花好月圆，美上加美，然而心上人久待不至，她的美梦难以成真。东坡十分重视通过丰富的想象，将自然界的明月化为有情而动心的知音，变成男女双方心心相印的桥梁，以寄托薄命佳人的情思，让这种情思充满着浪漫主义的美学色彩。
全词，上片先写薄命佳人的良苦用心，改装，拜佛，回答“与阿谁”的问题；下片再写薄命佳人的虔诚心态，惜时，望月，以实现共度良宵之美愿。中国古代的薄命佳人都美丽、善良、可爱，有强烈而炽热的爱情追求，所以从心底吐露出“莫教空度可怜宵，月与佳人共僚”的虔诚心愿。
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