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长卿这首《阮郎归》，题为客中见梅。词的意蕴是以梅花象征客子，词的主旨在题目藏而不露。
“年年为客遍天涯。”年年为客，极写飘泊时间之漫长。遍天涯，道尽飘泊空间之辽远。词人开篇径言与家乡的隔绝，真实地道出心灵上所担荷的羁愁之深重。“梦迟归路赊”。还家的好梦，总是姗姗来迟，使客子梦中还家暂消思愁的机会都没有。现实冷峻，摆在面前：归路迢递，归不得也。首句述离家之久之遥，已使读者深为之伤感，次句又言客子归家之情，即在梦中亦不可伸更使读者倍感心中的郁闷不可发泄。
短短两句，便可动人之心，词人感情之真挚，笔力之深厚，可窥一斑。显然，客子这一夜，又是一个不眠之夜。“无端星月浸窗纱。一枝寒影斜。”榻上辗转，忽尔见到那浸透了月光的窗纱上，映现出一枝梅花横斜的姿影。月光溶溶，柔和似水，星光点点，闪铄其间，愈发衬托出梅枝清峻。“无端星月浸窗纱，一枝寒影斜。”一笔便写出梅花“清绝，十分绝，孤标难细说”（长卿《霜天晓角·咏梅》）的神理。妙笔也。
“肠未断，鬓先华。”换头遥挽起笔，不写梅花，转来写人。年年天涯，梦迟路赊，纵未愁断，也已是早生了白发。人自然是：“新来瘦转加。”一天天憔悴下去了。“角声吹彻《小梅花》。”古人常因笛中之曲有《梅花落》，大角之曲有《大单于》、《小单于》、《大梅花》、《小梅花》（《乐府诗集》卷二十四），而想象梅花有情，笛声角声，使之伤心，甚至凋落。当角声吹彻《小梅花》曲之时，正梅花极具伤心难堪之际。
这紧紧衔连客子伤心难堪之至极，此情、此境，究为怜梅耶，抑为自怜耶，不知梅花为客子之幻化欤，抑或客子为梅花之幻化欤，恍难分辨。结句一唱点醒：“夜长人忆家。”此一句最是深情通篇之感触、皆汇于此。年年天涯，何尝不是漫漫长夜今日无眠，数年来又何曾安枕过。以“家”字结穴，意尤味深长。这正是全幅词情的终极指向。而在赵长卿词中，家与梅，又原有一份亲切关系。长卿《花心动·客中见梅寄暖香书院》云：“一饷看花凝伫。因念我西园，玉英真素”。“断肠没奈人千里”，“那堪又还日暮”。可以发明这首词结穴的言外之意。见梅思家，尤为刻挚。结得朴厚、含蓄。
这是一首专叙宾主淳朴真挚之情的宴饮诗。诗意与《小雅·鱼丽》略同，方玉润《诗经原始》云：“彼（指《小雅·鱼丽》）专言肴酒之美，此（指《小雅·南有嘉鱼》）兼叙绸缪之意。”
全诗四章，章四句。前两章均以游鱼起兴，用鱼、水象征宾主之间融洽的关系，宛转地表达出主人的深情厚意，使全诗处于和睦、欢愉的气氛中。两章的开首两句用重章叠唱反覆咏叹，加强这一氛围的形成。“南有嘉鱼，烝然罩罩”、“南有嘉鱼，烝然嘉嘉”，鱼儿轻轻摆动鳍尾，往来翕忽，怡然自得。读者仿佛看见四面八方的宾客们聚集在厅堂，大排筵宴，席间觥筹交错，笑语盈盈。鱼乐，人亦乐，二者交相感应，一虚一实，宴饮时的欢乐场面与主宾绸缪之情顿现。短短数句，婉曲含蓄，意在言外，回味无穷。
若仅用一种事物来形容宾主无间的感情，读起来不免单调，也不厚重。故诗人在浓浓的酒香中，笔锋一扬，将读者的视线从水中引向陆地，为读者描绘了另一场景：枝叶扶疏的树木上缠绕着青青的葫芦藤，藤上缀满了大大小小的葫芦，风过处，宛如无数只铃铎在颤动。这里的树木象征着主人高贵的地位，端庄的气度；藤蔓紧紧缠绕着高大的树木，颇似亲朋挚友久别重逢后亲密无间、难舍难分的情态。对此良辰美景，又有琼浆佳肴，不能不使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第四章作者用了“推镜头”的手法，缓缓地将一群翩飞的鹁鸠送入读者的眼帘，也把读者从神游的境界拉回酒席。嘉宾在祥和欢乐的气氛中酒兴愈浓，情致愈高，你斟我饮言笑晏晏。望着那群鹁鸠，听着咕咕的鸣叫声，也许有的客人已开始商量打猎的事情了。这就隐含着宴饮后的射礼。用笔曲折，别具匠心，情寓景中，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宾主之间和乐美好的感情。
全诗是从水、陆、空三个角度来描绘宾客们初饮、宴中、酣饮时的形态。起初是营造气氛，随着酒筵的渐进，酒兴渐浓，宾客也渐趋热情奔放，人们的视线也随之渐高。在写作手法上，诗人运用了兴中有比，赋比结合的手法。在章法、句式上，不仅采用重章叠唱的手法，而且在每章诗最末一句添了两个虚词，延长了诗句，便于歌者深情缓唱、抒发感情，同时也使诗看起来不呆板，显得余味不绝。
“秀才”是汉魏时荐举科目之一，地位比较高，人数也不多，与明清时把州县学府中的生员称为秀才，情况不同。嵇康之兄嵇喜曾举秀才。他去从军，嵇康写了一组（十八首）诗赠他，便以“秀才”为代称。此处所选为第九首，是其中最著名的。
嵇喜的为人，据史书所载，颇有些俗气。所以他去看阮籍，遭到一顿白眼。后来嵇康挟琴携酒而往，阮籍才高兴，以“青眼”相待。但在嵇康的赠诗中，却写得嵇喜十分脱俗潇洒，有人因此对嵇康加以讥刺。这是呆板的读诗方法。诗是写给嵇喜的，当然有称颂他的意思，但诗终究又是一种艺术创造，这二首诗中的人物形象，其实是理想化了的，更多地带有作者自身的痕迹，表现着作者对某种人生境界的向往。就是说，这诗有双重意义，而后一种意义更为重要。
要理解这首诗，需要对魏晋时期的社会风气，尤其是所谓“魏晋风度”有所了解。魏晋的士族文人，普遍信奉老庄哲学，他们认为，现实社会中的一切现象，都是短暂的、变幻不定的，人若陷落在这些现象（如功名荣利、道德礼义等等）中，便失去真性，变得卑琐可笑。只有追求宇宙的大道，才能达到崇高的人生境界。从这一哲学基点出发，他们重视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反对社会伦理规范的约束。他们评价人物，注重于内在的智慧、高尚的气质，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脱俗的言谈举止，乃至漂亮的外貌。总之，魏晋风度，是自由精神、人格美、漂亮的仪态的结合。嵇康本是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是当代人推崇和效仿的对象。他的诗歌中的理想化人物，当然打上了时代的印记。所以，这首诗，实际是魏晋风度的写照，仅作为普通应酬之作来看，是太可惜了。
这第九首诗，从表层上说，是想像嵇喜从军以后戎马骑射的生活。但借此，写出了一种纵横驰骋、自由无羁的人生境界。诗中描绘的场面和人物，具有象征意味。
通常嵇康的诗不太讲究技巧，这首同样，结构平稳，无甚特异处。前四句，是静态的描写，从几个侧面勾出主人公的特征：他骑一匹训练有素的骏马，穿一身鲜丽生晖的衣服，左手持弓（“繁弱”，古之良弓），右手搭箭（“忘归”，古之良箭）。四句构成一个画面。虽不是直接写人，乘骑、服饰、器物，已经衬托出人物身份的高贵和气度的不凡。
马在这首诗中具有重要意义，是完成人物形象塑造的凭借。作者写这马“良”而“闲”（本义是熟练），表明这匹骏马并不是难以羁勒、可能失去控制的烈马，这样写是有意暗示主人的一切意志都能得到充分的实现。
后四句转入动态的描写：主人公纵马奔驰，如迅风，如闪电，紧随掠过的影子追逐天上的飞鸟（“景”同“影”，“飞”指飞鸟），奋行在广大的平原上。这里使用一连串表示动作迅急的词汇、一连串的比喻、形容，强烈地特出主人公纵马如飞的形象，要达到一种特殊的效果。诗是作用于读者的感性活动的。人们读着这样的诗，脑海里浮现出诗所描绘的场面，不自觉地似乎同诗中人物一齐凌厉奔驰，自然而然产生一种快感——超越限制、获得充分自由的快感。其实，现代人驾驶摩托、赛车，常常也是追求这样的快感。所以在西方影片中，经常出现汽车狂驰的场面。但是，如风如电的奔驰，因为唯恐失控，很容易带来紧张感，这样人就是被动的，仍旧是不自由的了。所以作者又加上稳定感。首句“良马既闲”的“闲”字，已经埋下伏笔，末句“顾盼生姿”，加以展开：主人公一路急驰，却是轻松闲逸，左顾右盼，风姿佳美。人生至此，真是如意舒展、毫无压迫，毫无滞塞，这是很美的境界。
迅急所产生的快感和闲逸所产生的稳定感，本来是对立的东西，嵇康却借着马把两者统一起来了。只有高明的骑士坐在骏马上，才可能是既迅急而又闲逸的。这一形象最能表现人的充分自由和充分主动。延伸开来说，魏晋名士都喜欢临大事而从容不惊的态度。谢安身为宰相，当国家命运系于一举的淝水大战正在激烈进行之际，却在家里跟客人下围棋。不是他不关心国事（谢安是这场战事的决策人），而是一旦紧张失态，就不够潇洒，不够风度了。这跟嵇康所写的骑射场面，从人生境界上说，是相通的。所以这诗不仅是写嵇喜。何况，嵇喜是个文士，能不能骑快马还是个问题。
嵇康是一位思想深邃的哲学家，写诗则非其所长，往往议论太多，陷于枯涩。但这首诗却没有上述的毛病（至少不严重），诗中的形象称得上鲜明生动。人物凌厉奔飞而闲逸自由，具有诗歌特有的感染力。所谓“魏晋风度”，颇有些微妙，不易讲清楚，在这首诗里，至少是写出了一些特征，值得仔细一读。
第一段，通过作者同送信人的问答，介绍偃虹堤的概况。作者观看图景，四次发问，送信人一一作了回答。从回答中可以看出修堤的目的是为人民兴利除患：“洞庭，天下之至险；而岳阳，荆、潭、黔、蜀四会之冲也。昔舟之往来湖中者，至无所寓，则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远且劳，而又常有风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堤下，有事于州者近而且无患。”修建此堤，是为了解决到岳州办事人路远辛劳、风波覆舟的危险。这就突出了滕子京关怀同情民生疾苦的思想品德。按照儒家的仁政，为官者“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滕子京可谓处江湖之远而忧其民了。受诬陷被贬官，而能勤劳政事，为民兴利，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作者问到修堤的筹划经过，送信人答道：“州以事上转运使，转运使择其吏之能者行视可否，凡三反复，而又上于朝廷，决之三司，然后日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议。”修堤之事由下至上经过多次反复，都未能改变滕子京原来的设计。这说明开始时考虑、设计细致周密，突出了膝子京的精明能干。四次问答，介绍了偃虹堤的概况，赞扬了膝侯的高尚品德和优异才能。写法精巧，言约意丰。
第二段，高度评价膝子京修偃虹堤的功绩。修堤的目的是为民兴利除患，所以这段围绕一个“利”字，进行层层论述：“盖虑于民也深，则谋其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为功多。”承上启下，点出“功”字。滕之功，便是民之利。修堤于民有何利？夫以百步之堤，御天下至险不测之虞，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来溯中，无远迩之人皆蒙其利焉。“荆、潭、黔、蜀四州之民来往洞庭湖，可避免“至险不测之虞”，都得到利益。说明受利地域之广，人数之众。“使堤土石幸久不朽，则滕侯之惠利于人物，可以数计哉！”说明受利时间之长久。那么，偃虹堤究竟能保持多长时间，这是作者不能不考虑的。于是作者接写道：“夫事不患于不成，而患于易坏。盖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继者常至于殆废。”从大处着眼宕开一笔，论述事物成与坏、存与废的一般规律。古代仁人志士，为民兴利除患，“遗迹往往而在”，可见工程荡然无存。作者希望“其继者皆如始作之心，则民到于今受其赐。”最后将笔收回，“此朦侯之所以虑而欲有纪于后也。”滕侯求我作记，为的使后来人能长久保住偃虹堤，使人民永远不失掉舟船之利，而不是为自己留名后世。既关心人民眼前的利益，又关心人民的长远利益，滕侯的功绩实在是值得称道。
第三段，点明作记缘由。偃虹堤为膝子京兴修，为堤作记当然要写到修堤之人。这段一开始写道：“滕侯志大材高，名闻当世。”滕子京的大志和材干，《宋吏》本传中没有明显记载，但从他的朋友的诗文中可以约略看出。他去世后，苏舜钦《滕子京哀辞》云：“论兵虚玉帐，问俗失朱辂”。“忠义平生搴，声名夷翟闻。言皆出诸老，勇复冠全军。”可见，他是一个运筹帷幄、忠义兼备、智勇双全的人物。像这样一个人应当是功业显赫的。然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滕子京是在西夏元吴叛乱，陕西危急时任泾州知州的，不久又知庆州，两处都是当时与西夏斗争的要地，但功业未建，就被人诬陷“动用公使钱”而贬岳州。作为放臣逐客，郁郁不得志时，犹能为民除患兴利，仅凭这一点也应该大书特书的。接着，作者又从三个方面写出自己作记缘由：“夫熟虑谋深，力不劳而功倍，作事可以为后法，一宜书。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而告来者不以废，二宜书。岳之民与湖中之往来者皆欲为滕侯记，三宜书。以三宜书不可不书，乃为之书。”这“三宜书”，再一次评价、赞扬了滕子京修建偃虹堤的功绩和人民对他的爱戴。因而为偃虹堤作记，实乃义不容辞。
作记，是为歌颂膝子京的政绩，也是抒发作者的政治理想。作者为谏官时，为治理黄河水患曾三次上书。在滁州、扬州、颖州等处作地方官时，也曾为人民办了不少兴利除害的好事。也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如此热情地歌颂滕子京，写出这篇思想进步、意义深刻的优秀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