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通过记叙“摘印”这件事，集中写鲁亮侪不盲目执行上司指令，深入调查事实真相，并能尊重民意，抛弃私利，冒险犯难，仗义执言。作者通过生动地细节描写，刻画了鲁亮侪“奇男子”的形象。全文语言简练，绘声绘色，颇富有表现力。
本文先写在保定孙文正公处初见鲁的印象：“心异制，不能忘”，鲁亮侪“伟丈夫年七十许，高眶，大颡，白须彪彪然”，外貌已使人惊异，而“口析水利数万言”，尤其使袁心折。这时鲁已做到“清河道”，说明他对民生疾苦非常关心，因为那时水利是生民的命脉。在制府面前滔滔数万言也说明了毫无世俗那种在长官面前俯首帖耳的媚骨。这一节“心异制，不能忘”几个字是引起下文的关键。“心异制，不能忘”，二十年后在南京又“纵论至于鲁”，引出葛闻桥的一段正面介绍，也就是此文的主要部分。“鲁字亮侪，奇男子也”，这是这部分也是全文的眼目。全文都在着重写鲁的“奇”。为了表现鲁的“奇”，文章先用田文镜的威严来烘托。“提、镇、司、道"比县令官高得多，但在田文镜的面前“无敢游目视者”。鲁不是摆出官架子去摘印，而是微服骑驴去探明所以，足见鲁是有心人，关心人民的疾苦。中牟的人不忍李令制去，想向鲁公申诉，但有人摇手否决，因为“田督有令，虽十鲁公奚能为”。另一层从私利说：“且鲁方取其官而代制，宁肯舍己从人耶？”这两条否定的理由越充分，后面鲁亮侪的行动就越奇越光彩。这是反衬鲁的奇特。接着，鲁与李令接触后的行动写得非常细致动人。鲁先是问明李令亏空公款的原因，然后写鲁的思想斗争：“且浴且思，意不能无动。良久，击盆水誓曰：依凡而行者，非夫也，”这个行动和语言表明鲁要冲破世俗观念和行为做一件非凡的事。这种行为，连李令也不能理解。“鲁掷印铿然，厉声曰：‘君非知鲁亮侪者！’竟怒马驰去。”写得十分有声有色。“合邑士民焚香送制”。这既说明李令制深得人心，和上文“骑驴入境”所见所闻相呼应，同时也说明鲁亮侪的行为深受士民的敬仰。
到了省城，鲁先向两司说明情况，得到的反应是：“汝病丧心耶？以若所为，他督抚犹不可，况田公耶？”从两司的角度来反衬鲁的行为制非凡。去见田文镜，那气氛更为紧张，两司已将情况汇报了，还不等投名纸，“合辕传呼鲁令入。田公南向坐，面铁色，盛气迎制。”到这里，读者均为鲁亮侪捏一把汗！然后田公是一段明知故问，鲁是据实回答。“田公干笑，左右顾曰：‘天下摘印者宁有是耶？’”在已经紧张的气氛中又加把劲。以至于两司都想引咎自责：“两司起立谢曰：‘某等教饬亡素，至有狂悖制员。请公并劾鲁，付某等严讯朋党情弊，以惩余官。’”看来鲁亮侪非遭罪不可了。两司的态度，表明对田督的恐惧，也从反面为鲁的一段义正辞严的呈述做铺垫，愈加体现出鲁的非凡奇男子特色。在这千钧一发制际，鲁却胸有成竹。“免冠前叩首”这个动作细节，是对两司所说“并劾鲁”的回答和揶揄，不须多说，他自己把官帽去掉。“大言曰”三字表现鲁威武不屈的大丈夫气概。在田文镜面前：“提、镇、司、道以下，受署惟谨，无游目视者。”无人敢大声说话，而鲁在田督盛怒的情况下偏偏“大言”以对。这段对话，有理有情有节，又为对方留有充分余地下台。“庶不负大君子爱才制心与圣上以孝治天下制意”这一点，是田文镜为制打动的，因为既恭维田文镜爱才，又抬出“皇上以孝治天下”的大帽子，田文镜不得不接受。“不然，公辕外官数十，皆求印不得者也，裕何人，敢逆公意耶？”鲁表面上把自己说得一如众人，实际上却自占地步。“田公默然”和前文“面铁色，盛气迎制”、“干笑”等相对照，说明在鲁亮侪面前田公已无所用其威了。两司也不敢说话，只好用眼色暗示鲁退下来。“鲁不谢，走出”，这个动作也反映鲁刚直不阿的性格，把纱帽看得无足重轻。田公“默然”以后，终于深受感动“变色下阶”，呼鲁回来，取所戴珊瑚冠覆鲁头，叹曰：“奇男子！此冠宜汝戴也。”前倨而后恭，和前文“奇男子”呼应。到这里，这场冲突应该以鲁的胜利而告终了，但却又生波澜。“微汝，吾几误劾贤员。但疏去矣，奈何！”人们读到这里又不禁担心李令的前程。“鲁曰：‘几日？’曰：‘五日，快马不能追也。’”好像事情已成定局，山重水复疑无路了，但在奇男子面前，却柳暗花明又一村。“公有恩，裕能追制。……五日而疏还。中牟令意无恙。以此鲁名闻天下。”这种速度是惊人的。为了表明它的可靠，所以交代了鲁少年时的情况，说明“武艺尤绝人”的原因。这是对“奇男子”制“奇”的另一方面的补充。
全文重点在描写鲁亮侪的“奇男子”的特色，作者先从反面烘托，层层写来，笔酣墨饱，而最后又以简笔补充了他“武艺绝人”，日驰三百里的奇技。这种奇技，正好为前面的奇行服务，使中牟李令能够无恙。作者选材主要是突出气节方面，武艺方面没有多加渲染，因为鲁亮侪的特点是冲破世俗观念敢于依良心天理行事，强调这一点对世道人心大有裨益。如果过多渲染鲁的武艺如何高妙，那只不过是武林好汉罢了，反而冲淡了人物的精神力量。
“锦带”两句，点题。言友人锦衣玉带，身佩吴钩宝剑，将要奔赴当时的军事重镇——南徐（镇江）。词人祝愿友人，这次能随军出发，直捣北方留宿着大雁的沙滩畔（即深入敌占区）。“夜吟”两句，点出送友的时间与地点。“霜红”，即深秋红枫叶；“枫桥”，在苏州阊门西边。唐张继《枫桥夜泊》诗有：“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句，可证明枫桥至少在唐时已成为苏州一个繁忙的水运码头。此言在一个深秋傍晚，词人至枫桥码头送友人赴南徐，并即席赋词。为填好这首送别词，他反复吟哦，并以手拍击旁边的枫树以协律，以至把火红的枫叶也震落下来。“相思”两句是说：我自己虽然年老体衰，但与你这位年青的朋友却是情投意合，结成了“不管年华”的忘年交。因此，对于你的奔赴前线，我将会时时惦记。两人站在岸边殷殷话别，意犹未尽，索兴相携同去一家小酒店内，命卖酒女酌酒，复叙离别之情。“因话”一句承前，酒中重开话题。两个人酌酒言别，自然引发出对往昔的回忆，特别是两人在秋日中相处在一起的过程最容易因触景而提到。因而就提起了在过去的一个秋日里，两个人曾驻马在杭州苏堤，并沿堤步行共赏西湖中秋水一色的那一段往日里的美事。“新堤”，指苏堤。因苏堤是北宋苏轼在公元1090年（宋哲宗元祐五年）知杭州时所修，至词人任职苏州仓幕，时在公元1232年（宋理宗绍定五年）至1245年（嘉熙五年），相隔至多一百五十余年，所以梦窗称之为“新堤”。
“淮楚尾”两句，由送友转入辞别恋人。言词人又想起也是这样一个秋日的黄昏，却在不同的地点与自己的恋人话别。“淮楚尾”，即淮头楚尾，古时指江西省，这里泛指江南。“细雨”两句，承前。言自己过去在如烟般的秋雨笼罩下的“南楼”，与这位恋人相处，曾使他心迷神醉。那南楼中香气袭人，锦衾温暖，令他至今难忘。“花谷”三句是说：旧时的“南楼”谅必还在那儿吧？如果你到了那里，碰巧遇到这位艳若桃李的我的小恋人，请一定替我转告：我因为思念她的缘故，弄得如今十分消瘦。柳永《凤栖梧》词有“为伊消得人憔悴”句，梦窗即用此意作结。“花谷”，即指前句的“南楼”。下片从与友话旧送别，自然带出思念昔日的恋人，可见这位友人与作者的关系并非泛泛可比。
“黯然消魂者，唯别而已矣！”（江淹《别赋》）自古创来，以“别”为题的作品，多有悲凄缠绵之作，常囿于个人感情圈子之内，而司马光的这首送别诗，却能俯瞰九州，追溯千古，将历史、现实、希望结合起来，以诗的美启迪友人的沉思，用历史的光辉烛照前进的道路，感情深挚而不浮露，境界高人一着。
富顺在四川南部，与云南近邻。古代，包括云南、贵州及四川西南的广大地区，《史记》、《汉书》称为“西南夷”；《三国志》、《华阳国志》称为“南中”。历代王朝很早就注意到这一带地方的开发，秦代李冰、常頞，先后修筑从四川通往云南的路，长约二千余里，宽约五尺，史称“五尺道”（见《史记·西南夷列传》、《华阳国志》），还在西南地区设置官吏。汉代承秦制，继续派唐蒙等“凿石开阁”，修筑官路，直达建宁（今云南曲靖）；汉武帝时，兵临云南，滇王降汉，汉武帝仍命其为“长帅”，赐“滇王”印，先后置益州、越嶲、牂牁、犍为等郡，西南地区自此有了全国统一的行政建制；汉王朝还实行移民屯田，内地的先进耕作技术渐传边疆。首联以简练的笔墨概括了这些史实。
在注意加强边疆与内地政治、经济联系的同时，一些有见识的官员，还注意边疆文化的提高和民族的团结。西汉的文翁在汉景帝末期任蜀郡太守，在成都设立学校，入学得免徭役，一时“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华阳国志·南中志》）。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对南中大姓的叛乱，并不单纯以武力征服，而是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对其首领孟获“七擒七纵”，使其心诚悦服。诸葛亮还吸收一部分民族上层人物为其“属官”，参与蜀国中央政权。结果，南中安定，无复后顾之忧。诸葛亮南征，恩威兼施，然而教化尚未顾及。“欲使”二句即于此着眼。二句一气直下，意谓朝廷欲将文翁的教化施于南中孟获之辈，使之发展成为文明之域。
南中地区，古人多视为蛮荒之地，其实，这里物产丰饶，民风淳朴，蜀锦、桐华布、筇竹杖，远在西汉就已销售国外，风味饮食亦多，蒟酱就是其中之一。蒟酱，一作“枸酱”。一说是，一种胡椒科植物做的酱，味辛辣（《史记·西南夷列传·索隐》）；另一说是鸡棕酱，蒟、鸡同音，为内地人误记（尹艺《鸡棕油》）。鸡棕本是一种香菌，向来被视为“山珍”。明代谢肇淛《滇略·产》说：“鸡棕，……土人盐而脯之，熬液为油，以代酱豉。”南中蒟酱，汉代就已销往邻近地区。南中民间歌舞丰富优美，巴渝间流传的《竹枝词》就是其中的代表，它含思婉转，色彩明丽，唱时以鼓笛伴奏，同时起舞。唐代刘禹锡曾据以改作新词，脍炙人口。“盘馐”二句即选取这两件有代表性的事物，说明了南中风物之美。
尾联二句，诗人劝友人在途中开怀畅饮，切莫频起乡思之情。言外之意是，南中之事大有可为，不可因忧思而自伤心神。司马光毕竟是政治家，颇有眼光。诗中所发的主张是针对唐宋以来的弊端而发的。唐代天宝年间（742—756），杨国忠等贪边功以邀宠，对南诏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进攻，结果全军覆没，自此西南兵戈不息（见《新唐书·南诏传》、《旧唐书·南诏传》）；宋太祖赵匡胤则“挥玉斧”，把大渡河以南之地划出疆界（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四），使继南诏而起的大理国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受到阻碍。司马光对友人的谆谆嘱咐，表现了他对西南地区的深切关注。
此诗虽偏于议论，不铺陈文采，也不刻意求工，然而在质朴的语句之中，蕴含着丰富的内涵，而且感情诚挚，含意深远，在宋人五律中属于佳作。这与诗人“视地而后敢行，顿足而后敢立”的敦朴性格也是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