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仪凤三年(678)，骆宾王以侍御史职多次上疏讽谏，触忤武后，不久便被诬下狱。仪凤四年(679)六月，改元调露(即调露元年)，秋天，骆宾王遇赦出狱。是年冬，他即奔赴幽燕一带，侧身于军幕之中，决心报效国家。《易水送别》一诗，大约写于这一时期。
从诗题上看。这是一首送别诗。从诗的内容上看，这又是一首咏史诗。诗人在送别友人之际，发思古之幽情，表达了对古代英雄的无限仰慕，从而寄托他对现实的深刻感慨，倾吐了自己满腔热血无处可洒的极大苦闷。
“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这两句通过咏怀古事，写出了诗人送别友人的地点。此地指易水，易水源自河北易县，是战国时燕国的南界。壮士指荆轲，战国卫人，刺客。《史记·刺客列传》载，荆轲为燕太子丹复仇，奉命入秦刺杀秦王，太子丹和众宾客送他到易水岸边。临别时，荆轲怒发冲冠，慷慨激昂地唱《易水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然后义无反顾，勇敢地启程。这位轻生重义、不畏强暴的社会下层英雄人物，千百年来一直活在人们的心中，受到普遍的尊敬和爱戴。诗人骆宾王长期怀才不遇，侘傺失志，亲身遭受武氏政权的迫害，爱国之志无从施展，因而在易水送友之际，自然地联想起古代君臣际会的悲壮故事，借咏史以喻今，为下面抒写怀抱创造了环境和气氛。
“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两句，是怀古伤今之辞，抒发了诗人的感慨。昔时人即指荆轲。没，死亡。荆轲至秦庭，以匕首击秦王未中，被杀。这两句诗是用对句的形式，一古一今，一轻一重，一缓一急，既是咏史又是抒怀，充分肯定了古代英雄荆轲的人生价值，同时也倾诉了诗人的抱负和苦闷，表达了对友人的希望。陶渊明曾有《咏荆轲》诗说：“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表达了对荆轲的崇敬与惋惜之情。宾王此诗，同陶诗交相辉映，但在意境的创造上更为含蓄有味。“今日水犹寒”中的“寒”字，寓意丰富，深刻表达了诗人对历史和现实的感受。首先，“寒”是客观的写景。此诗作于冬天，冬天北方的河水自然是寒冷的。其次，“寒”是对历史的反思。荆轲这样的古代英雄，虽然奇功不就，但也令人肃然起敬，诗人是怀着深切缅怀之情的。荆轲其人虽然早就不复存在了。可这位英雄疾恶如仇、视死如归的英风义概还在，作为历史见证的易水河还在。诗人面对着易水寒波，仿佛古代英雄所唱的悲凉激越的告别歌声还萦绕在耳边，使人凛然而产生一种奋发之情。复次，“寒”也是对现实的概括。诗人于易水岸边送别友人，不仅感到水冷气寒，而且更加觉得意冷心寒。“宝剑思存楚，金椎许报韩”(咏怀)的骆宾王，有着远大志向，他愿洒满腔热血，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然而现实是“天子不见知，群公讵相识”(《夏曰游德州赠高四》)，生不逢时，沉沦寂寞，诗人心中充满孤愤不平之气，如易水河一样，悠悠不尽。诗人在“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伟大孤独中，只好向知心好友倾诉难酬的抱负和无尽的愤懑。诗人感怀荆轲之事，既是对自己的一种慰藉，也是将别时对友人的一种激励。
这首诗的中心在第四句，尤其是诗尾的“寒”字，更是画龙点睛之笔。“寒”字，寓情于景，以景结情，因意构象，用象显意。景和象。是对客观事物的具体描绘，情和意，是诗人对客观对象在审美上的认识和感受。正如古人所说：“象者，出意者也。”诗人在自然对象当中，读者在艺术对象当中。发现了美的客观存在，发现了生命和人格的伟大表现，从而把这种主观的情和意，转移到客观的景和象上，给自然和艺术以生命，给客观事物赋予主观的灵魂，这就是诗歌创作和欣赏当中的“移情作用”。“今日水犹寒”中的“寒”字，正是这种移情作用的物质符号，这是此诗创作最为成功之处。这首诗题为送别，可又没有交待所别之人和所别之事，全诗纯为咏史抒怀之作。但吟诵全诗，那种“慷慨倚长剑，高歌一送君”的壮别场景如在目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所咏的历史本身就是壮别，这同诗人送友在事件上是相同的。而古今送别均为易水河岸，在地点上也是相同的。易水跨越古今，诗歌超越了时空，全诗融为一体。一古一今，一明一暗，两条线索，同时交待，最后统一在“今日水犹寒”的“寒”字上，诗的构思是极为巧妙的。
这首诗以强烈深沉的感情，含蓄精炼的手法，摆脱了初唐委靡纤弱的诗风影响，标志着唐代五言绝句的成熟，为唐诗的健康发展开拓了道路。
《塞上》诗主要描写剽悍的北方少数民族的能骑善射。万里晴空之下，辽阔草原之上，数百名健儿纵马驰骋。忽然，一枝响箭穿向云天，大家不约而同地立刻勒马伫立，昂首放目，凝神远望。诗人仿佛是一名技艺超群的摄影师，迅速抓住这瞬间的景象，拍下一个精彩无比的镜头，并且贯注了诗人炽热的主观感情。
在这首诗中，诗人先用“鸣骹直上一千尺，天静无风声更干”两句来描写一枝飞箭风驰电掣地刺入高空。《汉书·匈奴传上》：“冒顿乃作鸣镝。”可知响箭是北方少数民族习用的武器，“直上”，表现箭射出后的锐不可当之势。“一千尺”，写箭的射程之远。“天静无风”，不单写出了草原上空的清明宁谧，也写出了“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的寥廓无边。因而那飞箭的呼啸之声就掠过大地，响彻云霄，传送得更加清晰、更加嘹亮、更加遥远——“声更干”。云气潮涩，回音必滞，器物浸润，发音必沉；于是诗人以表现燥性的“干”，来形容箭声的轻脆、尖厉，可谓一字传神。刘克庄《黄蘖诗》说“疏林霜下叶声干”（《后村大全集》卷五），联系落叶的飘然而下的形态，“干”字就用得不是地方，倒不如“萧萧”二字能曲尽其妙。与刘克庄同时略早的徐玑在其《晓》诗中说“犹干竹叶声”（《二薇亭集》），以“干”状风竹之飒飒作响，亦不尽妥帖。惟独形容“天静无风”中“鸣骹”之声用“干”为逼肖。这里，诗人扣着“鸣骹”绘影绘声：上句“直上一千尺”，属于视觉感受，侧重写高，箭身一点，箭影如线；下句“无风声更干”，属于听觉感受，侧重写远，箭声震荡于旷野之上，而这旷野之上的天幕，又恰为箭身、箭影的深色点、线提供了面的浅色背景，点、线、面相互结合而成天然精巧的构图。
写了天上的“鸣骹”之后，诗人紧接着写地下仰看“鸣骹”的人，这就是诗的后两句：“碧眼胡儿三百骑，尽提金勒向云看。”“碧眼”在这里既突出了北方某些少数民族的生理特征，又切合此时抬头望箭的规定场景，还因为眼睛作为心灵的窗户，人物的内在情感与外在风采，都可以通过它来集中体现，所谓“传神写照，正在阿堵（这个，指眼珠）中”（东晋画家顾恺之语）。王安石的《明妃曲》诗说“明妃初嫁与胡儿”（《王文公文集》卷四十），欧阳修的和诗也说“维将汉女嫁胡儿”（《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八《明妃曲和王介甫作》），都以“胡儿”称外族年轻人。而在柳开诗中则更包含着亲切的语调。“碧眼胡儿三百骑”，描绘一队少数民族的年轻骁骑，句中虽只排列名词，实是以静写动，使人想像那眉宇间流露着威武气概的草原汉子们扬鞭跃马、奔逐追驰的热烈场面。“尽提金勒向云着”，则又以动写静：拉紧了马缰，抬起了望眼，一个接一个的动作霎时聚落在全体骑手的屏气凝视中；正见喧腾，忽归沉静，“向云看”的“三百骑”深深被“直上一千尺”的“鸣骹”所吸引，全神贯注、目不转睛，宛如戏曲舞台上的角色亮相，具有一种雕塑型的美。唐人李益有一首题为《从军北征》的边塞诗：“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遍吹《行路难》。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这末二句，写“征人”因闻笛思乡始翘首望月，情原非由所“看”之“月”引起，“月”仅作为乡心之寄托，故而茫然“回首”，格调低沉、色彩灰暗，且无雕塑型的美。对照起来，柳开诗可谓青出于蓝了。 因为是一首绝句，字数有限，诗中就难以面面俱到地展开一个全过程。诗人恰能利用短小篇幅，舍弃次要情节，捕捉最为精彩动人的意象，将北方少数民族的剽悍性格与尚武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不愧为宋代边塞诗的“压卷”之作。
柳开生活在北宋初年，宋诗尚未形成铺陈直述，以议论说理见著的特色。同样的内容，在欧阳修诗里却是“胡人以鞍马为家，射猎为俗，泉甘草美无常处，鸟惊兽骇争驰逐”（《明妃曲和王介甫作》）的质直表现。后来苏辙出使辽国时，在《虏帐》诗中也是“舂粮煮雪安得饱，击兔射鹿夸强雄”，“钓鱼射鹅沧海东”，“弯弓射猎本天性”（《栾城集》卷十六）的夹叙夹议。比较起来，柳开此诗犹有唐人风韵，空灵蕴藉，情辞丰腴。在以意趣气骨、拗折瘦劲取胜的宋诗中，也应算是别具一格的了。而柳开曾经“部送军粮至涿州”，“使河北”，“知代州”，又“徙忻州刺史”，并且“善射”、“倜傥重义”（《宋史·柳开传》），则又表明《塞上》诗写得如此成功，乃是与诗人身历其境，具有实际生活体验紧密相关的。
由于《毛诗序》中有“陈佗无良师傅，以至于不义，恶加于万民焉”数语，郑笺孔疏曲为之说，遂生出了歧义。诗中的“夫”，即彼，犹言那个人，就是指陈佗，但毛传却释为：“夫，傅相也。”郑笺则云：“陈佗之师傅不善，群臣皆知之，”“国人皆知其（按指师傅）有罪恶而不诛退，终致祸难。”孔疏进一步发挥道：“陈佗亡身不明，由希（稀）睹良师之教，故有此恶……故又戒之云：‘汝之师傅不善，国内之人皆知之矣，何以不退去之乎？’欲其退恶傅就良师也。”经过这样的曲解，这首诗的矛头所向就从陈佗转到了他的师傅身上。孔疏一方面称陈佗之恶“由其师傅不良，故至于此”，一方面又称“故作此诗以刺佗”，明显地不能自圆其说。郑笺云：“不义者谓弑君而自立。”孔疏谓：“不义之大，莫大于弑君也。……陈佗弑君自立之事也。……陈佗所杀大子免，而谓之弑君者，以免为大子，其父卒，免当代父为君，陈佗杀之而取国，故以弑君言之。”既肯定陈佗为窃国弑君之元凶，罪莫大焉，而又归咎于师傅之不良，期望陈佗诛退恶师，悬崖勒马。这种荒谬的伦理逻辑只能暴露出笺疏作者为统治者开脱罪责的意图，统治者即使有弑逆之行，也要让别人为之承担罪责，这或许是温柔敦厚的诗教使然。胡承珙《毛诗后笺》指出：“若在桓公卒后，则佗已身为大逆，而尚鳃鳃然追咎于其傅之不良，纵罪魁而诛党恶，无此断狱之法。”
在宋代兴起的独立解经的疑古风气中，有些学者已经认识到传疏的曲解之处。苏辙在其《诗集传》中即已指出：“桓公之世，陈人知佗之不臣矣，而桓公不去，以及于乱。是以国人追咎桓公，以为智不及其后，故以《墓门》刺焉。夫，指陈佗也。佗之不良，国人莫不知之；知之而不去，昔者谁为此乎？”姚际恒称苏氏“可谓善说此诗矣”（《诗经通论》），吴闿生《诗意会通》也指出《毛诗序》“无良师傅云者”，“与诗‘夫也不良’句初不相蒙，而拘者遂以‘夫’为斥傅相，此陋儒之妄解”，“诗既刺佗，‘夫也不良’自指佗言，岂有以斥师傅之理？子由正之，是矣”。在说诗者中也有不泥定此诗为刺陈佗者，如朱熹《诗集传》即称：“所谓‘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也。”崔述《读风偶识》也认为“以《墓门》为刺陈佗则绝不类”，“此必别有所刺之人，既失其传，而序遂强以佗当之耳”。
作为一首政治讽刺诗，此诗仅两章十二句，短小精悍，四字齐言的诗句斩截顿挫，传达出指斥告戒的口吻。两章的开头以动植物起兴，其象征意义耐人寻味，表现出诗人对恶势力的鄙夷、痛斥，但国家依然坏人当道，多行不义，故每章的四、五两句以“顶针”手法将诗意推进一层，转为感叹，忧国之意可感。此诗可谓在率直指斥中不乏含蓄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