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此文与《送石处士序》为姐妹篇，事件与人物均相关涉，然而在写法上却有所变化，所以有相得益彰之美。例如前文体势自然，而本文则颇有造奇的文势。文章开头的一段譬喻，说“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用来比喻“大夫乌公一镇河阳，而东都处士之庐无人焉”。但却不紧接着说出来，而是先论述“马群遂空”的原因来比喻乌公搜罗东都贤士的情况。作者在文中既设奇喻，又在正文中反复议论以求其合，显得煞有介事，将本是韩愈个人的一个想法写成似颠扑不破的真理。为此，论其章法，该文比《送石处士序》那篇文章要显得曲折离奇。此外，该篇的立意要比前一篇单纯一些，无非是变着法儿赞扬温、石二人。以伯乐喻乌公，是为了赞扬温、石；极说温、石一去，东都政府和士群无所依恃，也是为了赞扬温、石。看来似乎说得过分了，但作者更深一层的意思，是在强调人才的可贵，提醒朝廷要高度重视人才。
该文与《马说》同是宣扬重用人才的文章。然而写法自有不同。作者在本文中匠心独运，用“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比喻“大乌公一镇河阳，而东都处士之庐无人”，赞颂乌重胤慧眼识贤、善于荐拔人才；又用“私怨于尽取”反衬乌公“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的难得可贵，石处士和温处士隐居在洛阳一带，韩愈与他们的关系密切，都是好朋友。石处士因大义而征召，温处士也因大义应聘出仕。这篇文章就是在送温处士时写的。文章赞扬了温处士出众的才能和乌大夫善于识人、用人的德才，作者惜别了两个老朋友，心里难过。但更希望人尽其才，他们都能得到任用，表达了为朝廷得到人才而欣慰以及自己失友的惋惜心情。
文章用比喻与反衬，从“空”字引出“怨”字，而这“怨”比正面的“颂”乌公识才更具有力量。所以，本文笔法巧妙，渲染得当。
从词题“寓意”来看，这是篇首自我嘲弄、自我哀怨、自我比况并自我排遣的作品。而在自我排解中，似乎还表现出一种自信、自豪，并颇带一点傲骨的韵致。“三人承明。四至九卿。问书生、何辱何荣”？苏轼一生至此已三次进入朝廷作皇帝的近侍之官了。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自登州太守以礼部郎中召回注京，迁中书舍人、任翰林学士知制浩兼侍读；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在杭州太守任时，又被改翰林学士承旨召还，除兼侍读；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八月，又以兵部尚书兼差充南郊卤簿使自扬州召还，导驾景灵宫，迁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所以称“三人承明”。至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八月，苏轼方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出知定州。以上四次入朝出朝的这些官职，皆属“九卿”之位，故又可称为“四至九卿”。做了这么大的官，又频频出人朝廷，试问“书生”（苏轼自指），你有什么屈辱之处？又有什么荣耀和美名？真是自问得有理，也自问得无愧。如今，苏轼又忽被落两“学士”职贬知英州，一切都落得干干净净，这究竟是为了什么？“金张七叶，纨绮貂缨。无汗马事，不献赋，不明经。”苏轼经过剖心自思，终于找到了个中秘密：朝中那些“亲近宠贵，比于外戚”的金、张之氏，他们能够世世代代身服绮儒纨袴，冠戴貂尾缨饰，还不是由于他们会“笃敬寤主”、干些拍马逢迎的勾当吗？而自己呢？相较之下，却是“拙于谋身，锐于报国”，“赋性刚拙，议论不随”，“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祸福得丧付与造物”；而自己在武事上又没有什么汗马功劳、不会写些歌功颂德的辞赋献给皇帝，也不会用儒家经书去走送官的捷径。那真是活该如此，自作自受。这种自责自谴，如果说是自谦自卑，还不如说是苏轼刚强正直、嫉恶怨愤的品性表现。
下片写自己的退隐志向。要像汉代蜀人严君平那样，在成都开个问卦店铺，自甘寂寞；或者像西汉末年的隐士郑子真那样“宕谷躬耕”，即使有炙手可热的权贵逼他出山，也决不屈从。词末苏轼倍发感慨：“寒灰炙手，人重人轻”，世间充满了令人沮丧的贫富贵贱的罪恶差别，应该像《鹤叹》寓言诗中的那只孤傲仙鹤一样：“投以饼饵视若无，戛然长鸣乃下趋！”决然抛却尘世，去做一个“除竺乾学，得无念，得无名”的真正自我解放、无所牵挂、心中空寂无尘的人。
全词豪气贯注，瘦硬隽拔，字锻句谏，逆挽顿挫，对比鲜明，波澜壮阔。前后呼应，结构严谨。
开头两句：“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叙述诗人中年以后即厌尘俗，而信奉佛教。“晚”是晚年；“南山陲”指辋川别墅所在地。此处原为宋之问别墅，王维得到这个地方后，完全被那里秀丽、寂静的田园山水陶醉了。他在《山中与裴秀才迪书》的信中说：“足下方温经，猥不敢相烦。辄便往山中，憩感兴寺，与山僧饭讫而去。北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华子冈，辋水沦涟，与月上下。寒山远火，明灭林外；深巷寒犬，吠声如豹；村墟夜舂，复与疏钟相间。此时独坐，僮仆静默，多思曩昔携手赋诗，步仄径、临清流也。”
这段描述可以说明诗中第二联“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中透露出来的闲情逸致。上一句“独往”，写出诗人的勃勃兴致；下一句“自知”，又写出诗人欣赏美景时的乐趣。与诗人有着同样兴趣爱好的人不多，兴致来时，他惟有独自游览，赏景怡情，能自得其乐，随处若有所得，他不求人知，只求自己心会其趣而已。
第三联，即说“胜事自知”。“行到水穷处”，是说随意而行，走到哪里算哪里，然而不知不觉，竟来到流水的尽头，看是无路可走了，于是索性就地坐了下来。
“坐看云起时”，是心情悠闲到极点的表示。云本来就给人以悠闲的感觉，也给人以无心的印象，因此陶潜才有“云无心以出岫”的话（见《归去来辞》）。通过这一行、一到、一坐、一看的描写，诗人此时心境的闲适也就明白地揭示出来了。此二句深为后代诗家所赞赏。近人俞陛云说：“行至水穷，若已到尽头，而又看云起，见妙境之无穷。可悟处世事变之无穷，求学之义理亦无穷。此二句有一片化机之妙。”（《诗境浅说》）这是很有见地的。再从艺术上看，这二句诗是诗中有画，天然便是一幅山水画。《宣和画谱》指出：“‘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及‘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之类，以其句法，皆所画也。”
王维的诗与画极富禅机禅意，文学史上尊他为“诗佛”。他的两句话“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水穷处”指的是什么？登山时溯流而上，走到最后溪流不见了。有一个可能是该处为山泉的发源地，掩于地表之下。另一个可能 是下雨之后汇集而成的涧水在此地干枯了。这个登山者走着走着，走到水不见了，索性坐下来，看见山岭上云朵涌起。原来水上了天了，变成了云，云又可以变成雨，到时山涧又会有水了，何必绝望？
人生境界也是如此。在生命过程中，不论经营爱情、事业、学问等，勇往直前，后来竟发现是一条没法走的绝路，山穷水尽的悲哀失落难免出现。此时不妨往旁边或回头看，也许有别的路通往别处；即使根本没路可走，往天空看吧！虽然身体在绝境中，但是心灵还可以畅游太空，自在、愉快地欣赏大自然，体会宽广深远的人生境界，不觉得自己穷途末路。
此句有两种意境第一种，身处绝境时不要失望，因为那正是希望的开始；山里的水是因雨而有的，有云起来就表示水快来了。 另一种境界是，即使现在不下雨也没关系，总有一天会下雨。从水穷到云起到下雨的过程，正如一个人在修行过程中遇到很大的困难，有身体的障碍，有心理的障碍，还有环境的障碍。如果因此而退心，要把念头回到初发心的观点上。初发心就是初发菩提心的时候。初发心时什么也没有，对修行的方法、观念都不了解。你先回溯当时的情形再看看目前，不是已经走了相当长的路了吗？所以不要失望，不要放弃。人生的每个阶段也都可能发生这种状况，如果用这种诗境来看待，处处会有活路的
最后一联：“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突出了“偶然”二字。其实不止遇见这林叟是出于偶然，本来出游便是乘兴而去，带有偶然性。“行到水穷处”又是偶然。“偶然”二字贯穿上下，成为此次出游的一个特色。而且正因处处偶然，所以处处都是“无心的遇合”，更显出心中的悠闲，如行云自由翱翔，如流水自由流淌，形迹毫无拘束。它写出了诗人那种天性淡逸，超然物外的风采，对于读者了解王维的思想是有认识意义的。
这首诗没有描绘具体的山川景物，而重在表现诗人隐居山间时悠闲自得的心境。诗的前六句自然闲静，诗人的形象如同一位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高人，他不问世事，视山间为乐土。不刻意探幽寻胜，而能随时随处领略到大自然的美好。结尾两句，引入人的活动，带来生活气息，诗人的形象也更为可亲。
通过有个性的人物对话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是《孔雀东南飞》最大的艺术成就。全诗“共一千七百八十五字，古今第一首长诗也。淋淋漓漓，反反复复，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古诗源》卷四，沈德潜按语）。
在贯穿全篇的对话中，可以看到，刘兰芝对仲卿、对焦母、对小姑、对自己的哥哥和母亲讲话时的态度与语气各不相同，正是在这种不同中可以感受到她那勤劳、善良、备受压迫而又富于反抗精神的外柔内刚的个性。同样的，在焦仲卿各种不同场合的话语中，也可以感受到他那忠于爱情、明辨是非但又迫于母亲威逼的诚正而软弱、但又有发展的性格。
刘兰芝是作者精心塑造的美好形象。她既是淑女、贤妻，又是具有鲜明个性的女性：勇敢，坚强，富有反抗精神。兰芝用“大人故嫌迟”道破婆婆的故意挑剔、刁难，用“请归”的行动表示反抗。和仲卿叙别，她表达了对丈夫的—往情深，又清醒地认识到“复来还”是幻想。“严妆”，是夸张的铺叙，展示她态度从容，“精妙世无双”。告别婆婆时，她不卑不亢，一席话是对婆婆态度骄横的抗议。“盟誓”中，她用发自肺腑的誓言表明对爱情的忠贞。“拒媒”是对封建礼教的反抗。面对兄长逼婚，她以允婚表现了对未来的清醒估计和对兄长淫威的蔑视。“黄泉下相见”的誓约，饱含着对丈夫深挚的爱，对封建家长制拼死反抗的勇气。“举身赴清池”是兰芝反抗精神的升华。在爱情与封建家长制的尖锐冲突中，刘兰芝这个艺术形象闪耀着夺目的光彩。
焦仲卿是诗中另一个重要形象，作者表现出他从软弱逐渐转变为坚强。他开始对母亲抱有幻想，当幻想被残酷的现实摧毁后，他坚决向母亲表明了以死殉情的决心，用“自挂东南枝”表示对爱情的思贞和对封建家长制的反抗。他的变化，深化了对封建社会的控诉。
此外，焦母的专横暴戾，刘兄冷酷自私、贪财慕势的性格，都写得栩栩如生。总之，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刻画人物性格，是这首叙事诗的主要特点。
诗中写到兰芝与仲卿死前，兰芝假意同意再嫁，仲卿见兰芝后回家与母亲诀别，他俩这时的话语，非常切合各自的身份与处境。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曾作过这样细致的分析：“兰芝不白母而府吏白母者，女之于母，子之于母，情固不同。女从夫者也，又恐母防之，且母有兄在，可死也。子之与妻，孰与母重？且子死母何依，能无白乎？同死者，情也。彼此不负，女以死偿，安得不以死？彼此时，母即悔而迎女，犹可两俱无死也。然度母终不肯迎女，死终不可以已，故白母之言亦有异者，儿今冥冥四语明言之矣，今日风寒命如山石，又不甚了了，亦恐母觉而防我也。府吏白母而母不防者，女之去久矣。他日不死而今日何为独死？不过谓此怨怼之言，未必实耳。故漫以东家女答之，且用相慰。然府吏白母，不言女将改适，不言女亦欲死，盖度母之性，必不肯改而迎女，而徒露真情，则防我不得死故也。”试想，兰芝如果直说要死，这个弱女子势必会遭到暴力的约束，被强迫成婚。
而仲卿的情况自然与兰芝不同，诚如上述引文的分析。又如：“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于此可立见焦母的蛮横。“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由此可见刘兄的势利。即使次要人物如媒人、府君的简短对话，也各各符合其人的身份、特点。
诗中，简洁的人物行动刻画，有助于形象的鲜明；精炼的抒情性穿插，增强了行文的情韵。“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写出了刘兰芝离开焦家时的矛盾心情。欲曙即起，表示她不愿在焦家生活的决心，严妆辞婆是她对焦母的抗议与示威。打扮时的事事四五通，表示了她对焦仲卿的爱，欲去又不忍遽去的微妙心理。“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姑嫂关系不易相处，兰芝与小姑关系融洽，正表现了她的懂礼仪、易相处。这同焦母的不容恰成对照。另外，辞焦母不落泪，而辞小姑落泪，也可见兰芝的倔强。焦仲卿的形象刻画也是如此，他送兰芝到大道口，“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表现了一片真情。闻知兰芝要成婚，“未至二三里，摧藏马悲哀”，诗篇用“马悲”渲染衬托他内心的强烈痛苦。临死前“长叹空房中”、“转头向户里”，对母亲还有所顾念，这里愈见他的诚正与善良。
在整篇诗中，类似上述的动作刻画还有一些，笔墨虽不多，却极精粹。兰芝死时，义无反顾，“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仲卿死时，顾念老母，“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这些不同的动作细节，都切合各自的性格与处境。同样是母亲，焦母“捶床便大怒”的泼辣，刘母见兰芝回家时惊异而“大拊掌”的温和，对性格的描绘来说寥寥几笔已极传神。抒情性穿插较之动作刻划更少，但也是成功之笔“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兰芝和仲卿第一次分手时，作者情不自禁的感叹，增添了悲剧气氛。“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这画龙点睛的穿插，更激起了人们对焦、刘遭遇的同情。即使那教训式的全诗结尾，也带有浓重的抒情意味，充满了作者的同情与期望。这些水到渠成、不着痕迹的抒情性穿插，对人物形象的塑具有锦上添花的妙用，增加了全诗的感情色彩。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诗比兴手法和浪漫色彩的运用，对形象的塑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者的感情与思想的倾向性通过这种艺术方法鲜明地表现了出来。诗篇开头，“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是“兴”的手法，用以兴起刘兰芝、焦仲卿彼此顾恋之情，布置了全篇的气氛。最后一段，在刘、焦合葬的墓地，松柏、梧桐枝枝叶叶覆盖相交，鸳鸯在其中双双日夕和鸣，通宵达旦。这既象征了刘焦夫妇不朽，又象征了他们永恒的悲愤与控告。由现实的双双合葬的形象，到象征永恒的爱情与幸福的松柏、鸳鸯的形象，表现了人民群众对未来自由幸福必然到来的信念，这是刘焦形象的浪漫主义发展，闪现出无比灿烂的理想光辉，使全诗起了质的飞跃。
古人诗以鸟兽草木起兴，并非随意为之。以《孔雀东南飞》中“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言，应有烘托、渲染气氛的功用及象征意蕴。它既象征了刘兰芝甚至包括焦仲卿的生命结局，也烘托、渲染了刘兰芝生命不断远去的悲凉气氛。它有一种忧伤、不忍、怜悯、不安、留恋的音乐节奏在“飞去”的动作和场景里，这种节奏让人神伤却不让人绝望，让人感觉凄凉的同时似乎又让我们的灵魂得以安宁。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不太在意刘兰芝离去的原因，礼教、性格等等随他去吧，每个人都可在他的阅读视界里找到能说得过去的答案。我在这幅图景里更看重的是她在我们的阅读视线里一点一点消失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为何会给我如此的阅读感受。重要的还有“东南去”，“东南去”的刘兰芝是香销玉殒的悲剧之体，我为何会在生命悲剧里读到了灵魂安宁的抚摸，以至于最后只剩下平静的叹息？这与诗人让她“东南去”，且让焦仲卿也“自挂东南枝”有关系吗？诗人他想告诉我一种怎样的个人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