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我问荆溪岸边的人家，你们是什么人家，怎么不种植梅花呢？他们用老树支撑着大门，荒芜的蒲草长满了水岸。他们用细瘦的竹棍圈出篱笆。小庙的神明不灵验，狐狸在瓦上跳腾；当官的不管事，让乌鸦和老鼠满衙门跑。溪水白茫茫的，岸上满是黄沙。我倚遍一处处栏杆，一只只数尽了那乱叫的乌鸦。
注释
折桂令：曲牌名，又名《蟾宫曲》、《天香引》。
荆溪：水名，在江苏省宜兴县，因靠近荆南山而得名。
为甚人家：是什么样的人家。
老树支门：用枯树支撑门。
圈笆：圈起的篱笆。
样瓦：戏耍瓦块。
乌鼠当衙：乌鸦和老鼠坐了衙门。
这是一首表现当时南方农村贫穷景况的小令。荆溪是江苏南部流经宜兴通往太湖的一条河，“即事”是作者途经荆溪即目所见有感而作。荆溪自古便有种梅花的习俗，作者慕名而来，却连梅花的影子都没看到，用失望的心情写下这首曲子。
前六句作者询问溪上人家为何不种梅花以及眼前荒凉景象。曲一开始，作者不直写荒凉景象。却巧设问句，问荆溪溪上人家为何不种梅花。梅花盛开于冬日，故知作者至荆溪边乃在寒冬时节。更重要的是，梅花花枝俏丽，笑傲霜雪，是美好的化身，是品格高洁的象征。作者在《水仙子·寻梅》中曾抒写过他对梅花的酷爱。因此，这一问，既表现了作者的情感，也说明他对现实的不满。表面上看，作者的责问仿佛是针对荆溪溪上人家的，其实不然。那言外之意仿佛是荆溪溪上的人家在说：不是我们不种，而是顾不上，请看我们是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中。就这样，它很自然地起到了为下面写荒凉景象的引导作用。这样的起始非常别致而富于启发。接着，作者便描写了荆溪溪上人家及其周围的环境。“老树支门”、“苦竹圈笆”，说明房舍的简陋；“荒蒲绕岸”，说明环境的荒凉。这样贫穷的荆溪溪上人家没有心思去种梅花。从表面上看，它是作者在自问自答，实际上却可以认为是代答，是在描写荒凉的景象中表现荆溪人民，也就是广大贫困的江南人民对现实生活的不满。
末五句作者再言荆溪所见以及内心的感受。“寺无僧狐狸样瓦，官无事乌鼠当衙。白水黄沙，倚遍栏干，数尽啼鸦。”这是作者就其在荆溪上所见进一步所写，可见景象是何等荒凉。字里行间，其讽刺意味又是何等强烈。大元统治下的黑暗社会，就是一座“无僧”的“寺”。这座“无僧”的“寺”就是那些“狐狸”的安乐窝，那些“当衙”的官老爷们，就是“乌鼠”之类，而“乌鼠”又何能“当衙”。作者把矛头直接指向宫府，揭露元朝统治者的暴虐、昏庸和腐败，是使人民贫穷、大地一片荒凉的根本原因。面对眼前这一切，作者一个人久久地凭栏眺望：远处，“白水黄沙”，看不见一点绿色，没有一点生气。近处，虽日已黄昏，但荆溪人家的屋顶上却不见缕缕炊烟，只有归巢寒鸦的啼叫打破了这黄昏的死一般的寂静。于是，他一只一只地数着，直到把归鸦的数目数完为止。结末对荆溪黄昏景色的描写，作者处处流露出凄凉、忧伤、愤懑的心情。不然，作者不会把栏干倚遍把啼鸦数尽。这一“倚”一“数”，正说明他孤寂太甚、惆怅太重、忧伤太深。托物寓情，一个“啼”字，既是鸦啼，也是“倚遍栏干”的作者内心极度悲凉的曲折反映，其中也包含着对“狐狸样瓦”、“乌鼠当衙”的愤懑不平。
这首小令所描写的荆溪荒凉景象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它是元朝统治下的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反映了在民族压迫和官僚地主压榨下被贱称为“南人”的江南人民的穷困生活，表现了作者对“狐狸样瓦”“乌鼠当衙”的黑暗现实的痛恨。作者对官府的抨击是直接而大胆的，文笔是尖刻而辛辣的。从文艺上看，全曲语言质朴而又辣味十足。描写荆溪的荒凉景象，首、中、尾一以贯之。首尾含蓄而别致。中间则讽意深刻。陶宗仪《辍耕录》在引述乔吉作乐府六字法后说：“大概起要美丽，中要浩荡，结要响亮。尤其在首尾贯穿，意思清新。”乔吉此曲，可谓得之矣。
这是一首广泛传颂的名作，诗情画意，十分动人。
此诗首句刻画了人物形象，第二句概括自己数十年间、千万里路的遭遇与心情，再接以“此身合是诗人未”自问，最后结以充满诗情画意的“细雨骑驴入剑门”，形象逼真，耐人寻味。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全诗别出心裁，构思新颖，含蓄地表达作者报国无门、衷情难诉的情怀。
作者先写“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陆游晚年说过：“三十年间行万里，不论南北怯登楼”（《秋晚思梁益旧游》）。梁即南郑，益即成都。实际上以前的奔走，也在“万里”“远游”之内。这样长期奔走，自然衣上沾满尘土；而“国仇未报”，壮志难酬，“兴来买尽市桥酒……如钜野受黄河顿”（《长歌行》），故“衣上征尘”之外，又杂有“酒痕”。“征尘杂酒痕”是壮志未酬，处处伤心（“无处不销魂”）的结果，也是“志士凄凉闲处老”的写照。“远游无处不销魂”的“无处不”（即“处处”），既包括过去所历各地，也包括写这首诗时所过的剑门，甚至更侧重于剑门。这就是说：他“远游”而“过剑门”时，“衣上征尘杂酒痕”，心中又一次黯然“销魂”。
引起“销魂”的，还是由于秋冬之际，“细雨”蒙蒙，不是“铁马渡河”（《雪中忽起从戎之兴戏作》），而是骑驴回蜀。就“亘古男儿一放翁”（梁启超《读陆放翁集》）来说，他不能不感到伤心。当然，骑驴本是诗人的雅兴。李贺骑驴带小童出外寻诗，就是一个佳话。李白、杜甫、贾岛、郑棨都有“骑驴”的诗句或故事，而李白是蜀人，杜甫、高适、岑参、韦庄都曾入蜀，晚唐诗僧贯休从杭州骑驴入蜀，写下了“千水千山得得来”的名句，更为人们所熟知。所以骑驴与入蜀，自然容易想到“诗人”。于是，作者自问：“我难道只该（合）是一个诗人吗？为什么在微雨中骑着驴子走入剑门关，而不是过那‘铁马秋风大散关’的战地生活呢？”不图个人的安逸，不恋都市的繁华，他只是“百无聊赖以诗鸣”（梁启超语），自不甘心以诗人终老，这才是陆游之所以为陆游。这首诗只能这样进行解释；也只有这样解释，才合于陆游的思想实际，才能讲清这首诗的深刻内涵。
这就是说，作者因“无处不销魂”而黯然神伤，是和他一贯的追求和当时的处境有关。他生于金兵入侵的南宋初年，自幼志在恢复中原，写诗只是他抒写怀抱的一种方式。然而报国无门，年近半百才得以奔赴陕西前线，过上一段“铁马秋风”的军旅生活，旋即又要去后方充任闲职，重做纸上谈兵的诗人了。这使作者很难甘心。所以，“此身合是诗人未”，并非这位爱国志士的欣然自得，而是他无可奈何的自嘲、自叹。如果不是故作诙谐，他也不会把骑驴饮酒认真看作诗人的标志。作者怀才不遇，报国无门，衷情难诉，壮志难酬，因此在抑郁中自嘲，在沉痛中调侃自己。
一般地说，这首诗的诗句顺序应该是：“细雨”一句为第一句，接以“衣上”句，但这样一来，便平弱而无味了。诗人把“衣上”句写在开头，突出了人物形象，接以第二句，把数十年间、千万里路的遭遇与心情，概括于七字之中，而且毫不费力地写了出来。再接以“此身合是诗人未”，既自问，也引起读者思索，再结以充满诗情画意的“细雨骑驴入剑门”，形象逼真，耐人寻味，正如前人所言，“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但真正的“功夫”仍在“诗外”（《示子遹》）。
文章详细描述了宦官一步步把持朝政、危害政权的具体过程，从而警告后世君王不要渐积养祸。当然，作者把“乱国”的根源归咎于宦官、女祸，这种观点也不是全面的。全文首尾照应，结构清晰，分析细密，说理层层递进，体现了作者写作的深厚功力。
宦祸的形成，从宦者的工作性质说，他接近皇帝，熟悉皇帝的生活习惯与思想志趣；从宦者本人说，不过是皇帝的家奴，又因为是阉者，无亲属羽翼，无道德、学术素养与从政经验，本来势孤力单，难得众心。但一旦弄权，为确立威望，就特别专横残忍，排除异己，不遗余力。文章在总括宦者的特质之后，即随之层层铺衍。这类人也极其机灵，见风使舵。他们先以“小善”、“小信”来固人主之心，求得君主的信赖；一遇君主信任之后，即时进谗言，用祸福之事吓唬君主，离间重臣，以达到把持君主之目的。这样一来，就必然形成君主对终日侍奉左右的宦者“日益亲”，对朝中的忠臣硕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势也就“日益孤”了。出现了这种不正常的政治局面，君主对朝中重臣就难以信任，他自己的惧祸之心就“日益切”，宦者对君主的把持也就“日益牢”了。于是，国家的安危就取决于宦者的喜怒，亡国的祸患就潜伏在廷帷之间。往日君主所依靠的重臣，现在反而变成将要为患的对象。正所谓是于颠倒，黑白莫辨。等到皇帝清醒过来，发觉养祸已深，想与已被疏远的朝臣一道清除为于乱政的宦者，但如果进行缓慢，则养祸日深，难以铲除；若操之过急，谋划不周，那宦者就要先行一步，挟持君主作为人质，使得君主与朝臣无法共图义举。即使付诸实施，也必然是两败俱伤，甚至弄得“亡国”、“亡身”，使奸豪得以借口乘机而起，尽诛宦者而取代国政。这就是汉唐宦者乱人之国的惨痛历史教训。
篇末，作者再从人主角度宕开一笔，引入深层思考。作为君王，主观上总想使国家长治久安，至于亲左右，疏贤臣，也原于其本意。但为什么终于出现宦祸这一现象呢？这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宦者处于近侍的有利条件，若人主稍不警觉，那渐集之势就会酿成大祸。这样一提，就更加引起后世君主的警惕了。文章的结尾，又重提女祸之害，再一次与宦者之害作对照，以强调宦者之祸“深于女祸”的论点，并与开篇相呼应。
全文就前代宦者乱国的史实，条分缕析，层层演进，从中得出宦官得以乱国的根本原因。文中又采用一宾一主的衬照手法，事显而意明，情深而理切，足为后世当国者戒。连同传文在内，堪称卓荦千古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