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词为怀古伤今之作。上片写登雨花台远望之所见。白门、石头城、大小长干都是南京古代的繁华之地，只今却空接渔翁的钓竿，呈现出一派萧瑟、冷落，对比鲜明，不胜今昔之感。下片写雨花台之景色，笔法极其飘忽，将眼前之景与昔日之景混为一片，把内心的苍凉沉痛之情融入景物之中，融情于景，情景交融。全词辞采清丽自然，声律和谐宛转，在萧瑟凄凉的意象中，寄托着作者深沉绵远的感慨。
词的上片一开头，作者便调动读者的视觉与听觉，让人们看到的是“衰柳”，听到的是冰冷的潮水打着空城而退去声音。看上去作者是在写景，而实际上就像传感系统一样，作者非常敏锐地从“衰柳”上，从冷潮中，感到了苍凉冷落，并且把自己这种深沉的感慨，透露和传导给了读者。
接着，作者举目远眺：“小长干接大长干。歌板酒旗零落尽，剩接渔竿。”放眼望去，小巷大街依旧，而歌板声却零零落落，以至于听不到了；酒帘子稀稀疏疏，以至于看不见了，只接孤寂的渔人在垂钓寒江。写街巷不着笔于市鹰、铺面、人烟，而以“歌板酒旗”来点染。看上去，作者好像信手拈来似的，而实际上是从大量的事物中提炼出来的，是从前人的诗句中锻铸出来的。朱彝尊把“歌板酒旗”集中起来，先之以“零落”来描写，继之以“尽”字来述说：寥寥几笔便抹去了古都金陵昔日的歌舞升平，而造成一个萧条幽僻的境界，手法多么简炼、自然。
词的下片以“秋草”起笔，点出了时序，这也与上片的“衰柳”遥相呼应，构成了一幅凋零衰败的画面。作者由眼前所见，回溯金陵的往昔。“六朝”的繁华不复存在了，就像那“秋草”一样枯萎了。“六朝寒”，凝练地概括了漫长的兴衰史，一个“寒”字，把视觉与感觉勾通起来，透露了作者吊古伤今的叹哨之情。写雨花台而着一“空”字，进而又写“空”到了“更无人”的地步。这就是说，此时此地，除了自己，再也没接别的人了。然而，作者就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中，独自倚着栏杆眺望的。
接下去，一笔陡转，在“斜阳”里倏地飞来了“燕子”，让人精神为之一振，觉得似乎接了生机。然而，遗憾的是这燕子却是“来又去”了。看来，连燕子都感到雨花台衰败荒凉，到了不堪栖息的地步了，何况是人呢。这真是在绝无写处又生出了妙笔。最后，作者以“如此江山”直抒胸臆，把全部感慨着落在这四个字上。
该词字字深含兴亡交替的感慨，句句流露世事变迁的叹息，全篇意境深远浑厚，情思忧戚缠绵。可以说全篇整体写景，又是整体抒情，景含情深，情以景出。笔力遒劲而醇雅，化用前人旧句，自然和谐，殊不见斧凿痕。
这首诗描绘了愚池雨后的晨景。它通过对“宿云”、“晓日”、“高树”和“清池”等景物的描写，展示了一幅雨霁云销的明丽图景。
诗人紧扣题目中的“雨后晓行”先概写愚池周围环境。首句“宿云散洲渚”把时间推到昨夜，点明夜里一场雨后，天空中的最后几片残云，从水中的沙洲上飘散而去。这时，早晨的太阳渐渐升起，灿烂的阳光照耀着远近村落，使之呈现出一片光明。
起首两句，从形象地描写雨后愚池的景物入手，来点明“雨后晓行”。夜雨初晴，隔宿的缕缕残云，从洲渚上飘散开去；初升的阳光，照射进了附近村落。这景色，给人一种明快的感觉，使人开朗，舒畅。三、四句进一步写愚池景物，构思比较奇特，是历来被传诵的名句。“高树临清池”，不说池旁有高树，而说高树下临愚池，是突出高树，这与下句“风惊夜来雨”有密切联系，因为“风惊夜来雨”是从高树而来。这“风惊夜来雨”句中的“惊”字，后人赞其用得好，宋人吴可就认为“‘惊’字甚奇”（《藏海诗话》）。夜雨乍晴，沾满在树叶上的雨点，经风一吹，仿佛因受惊而洒落，奇妙生动，真是把小雨点也写活了。这里也隐喻诗人自身所处的环境，虽然被贬，但仍怀抱着昨日风雨终会逝去，明日骄阳必定升起的信念。末二句，诗人把自己也融化入景，成为景中的人物。佳景当前，正好遇上诗人今天心情舒畅，独步无倡，景物与我，彼此投合，有如宾主相得。这里用的虽是一般的叙述句，却是诗人主观感情的流露，更加烘托出景色的幽雅宜人。有了它，使前面四句诗的景物描写更增加了活力。这两句中，诗人用一个“适”字，又用一个“偶”字，富有深意。它说明诗人也并非总是那么闲适和舒畅的。
读这首诗时，就宛如欣赏一幅池旁山村高树、雨后云散日出的图画，画面开阔，色彩明朗和谐，而且既有静景，也有动景，充满着生机和活力。从而读出诗人心中那份乌云终会散去，光明终将来临的坚定的信念，诗中所抒发的情，与诗人所描写的景和谐而统一，在艺术处理上是成功的。
此诗简捷明快，语言流畅，主题鲜明，堪称上乘之作。与诗序整体来看，充分反映了女皇洞察一切的睿智，随机应变的能力，刚毅果断的作风以及号令一切、吞吐宇宙的气概。女皇初登大宝之位，需要树立权威，方能驾驭天下。此诗正好显示了女皇主宰一切的神气和至高无上的尊严。
这首诗写腊八节百花盛开的奇景，也是一首具有特殊价值的诗歌。诏书属于应用文体，诗歌属于文学文体，武则天用诗的形式写诏书，而且写得如此形象生动，可见武则天的写诗技巧，亦可见唐代诗风之盛。诗歌已深入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诗的开始两句“明朝游上苑，火急报春知”，一写因，一写果，同时引起悬念，颇具戏剧性、情节性。武则天贵为皇帝，生活极为豪奢，忽然异想天开，在冬天里想见到百花盛开的春日景象。立意不可谓不奇，构思不可谓不奇，想象极为丰富。“春”神是虚幻之物，如今却对她宣诏，勾起了读者浓厚的兴趣。
武则天想干什么，第三句发”回答了读者的疑问。腊八节，正是寒意极浓之时，百花一般在春天才开放。虽是违背常理的想法，但却构成了浓郁的诗情画意。诗的最后一句，是对第三句的有力补充，符合作者的身份、口吻，也切合作为诏书的写作要求。这首诗想象奇特，充满着浪漫主义情调，语言明白如话，不事雕琢，在咏腊八节的诗作中是难得的佳篇。
诗写鹦鹉洲，开篇便从鹦鹉入手，“鹦鹉”二字一出，便顿觉颇难收束，只好一气贯注，旋转而下，到了第四句才略略顿住，然而诗已过了半篇。鹦鹉洲是江夏的名胜，原在湖北武汉市武昌城外江中。相传由东汉末年祢衡在黄祖的长子黄射大会宾客时，即席挥笔写就一篇“锵锵振金玉，句句欲飞鸣”（李白《望鹦鹉洲怀祢衡》）的《鹦鹉赋》而得名。后祢衡被黄祖杀害，亦葬于洲上。历代诗人临江夏，大都描写鹦鹉洲。此洲在明朝末年逐渐沉没。现在汉阳拦江堤外的鹦鹉洲，系清乾隆年间新淤的一洲，曾名“补得洲”，嘉庆年间改名鹦鹉洲。这鹦鹉洲是因为祢衡的一篇《鹦鹉赋》而得名，并不是因鹦鹉来过而得名。那么李白诗开篇的“鹦鹉”看似实写，其实乃是代指祢衡，“江上洲传鹦鹉名”，主要是指《鹦鹉赋》，而不是专指这里来过鹦鹉，至少是一语双关，虚实并用。接下第三句还是一语双关，它化用祢衡《鹦鹉赋》中“命虞人于陇坻，诏伯益于流沙。跨昆仑而播弋，冠云霓而张罗”的句子，说鹦鹉已西飞而去。相传鹦鹉生长于陕西、甘肃两省交界处的陇山一带，如今，洲上已不见鹦鹉，那么，定是飞回陇山去了。言外之意是说祢衡在这里被杀。因此，诗人感到非常的惋惜：鹦鹉曾来过这里，为此留下了一个美丽的名字，然而又西飞而去。鹦鹉飞走了，不在了，可那芳洲之上还碧树青青。情韵幽深，余味无穷，表现了诗人对祢衡的无限怀念。这四句诗气势流转自如，而又一唱三叹，绝不是对崔颢《黄鹤楼》的简单摹仿，它是诗人的艺术创造。其中字面的点染，双关语的运用，词语的重叠出现，设问的语重心长，同崔诗比较，既有异曲同工之妙，又有别具匠心之处。
五六两句诗意开始转折，转的过程中，又同第四句藕断丝连，接“何青青”三字，生动地描绘了鹦鹉洲上明媚的春光：远远望去，鹦鹉洲上，花团锦簇，水气缭绕，花之浓艳似云蒸霞蔚，轻烟笼罩；水之蒸腾成雾气上升，迷濛缥缈。烟花水雾，似花似雾，即花即雾，彼此迷离一片。一阵春风拂过，鹦鹉洲上如帷幕轻轻拉开，淡烟薄雾逐渐散去，可见洲上那嫩绿的兰叶、葳蕤纷披，在微风中摇曳生姿，融融丽日、阵阵馨香，令人陶醉而感受到春天的温暖。正是阳春三月的季节，江洲两岸的树树桃花临水盛开，如同朵朵红云，互相簇拥着、升腾着，像是被江岸和洲岸夹束在一起似的。微风中，桃花落英缤纷。飘荡在倒映着枝枝繁花的水面上。水中的，水上的，倒映的，飘落的，艳丽的桃花将晶莹明澈的江水染得像一匹绚烂夺目的锦缎，随着江波的起伏，一浪一浪地涌向岸边。然而，景色尽管明丽，却丝毫撩拨不起诗人的欢快之情，他依然沉浸在孤寂和悲苦之中。此时，诗人毕竟还是一位被流放过的“迁客”，眼前这一切生机勃勃的良辰美景跟他内心的索寞痛苦恰恰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大好时光，烟花美景，都只是徒有。自己一生流离困顿，晚年蒙冤遭流放，更趋穷困，尽管内心还存在一种奋起搏击的暮年壮志，但终不免落花流水，悲愁难驱。面对如此芳洲，此时此地只不过是徒然纵目而已。“烟开兰叶香风暖，岸夹桃花锦浪生”的景色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他所注望的仍是“鹦鹉”，是那位和自己有着相似遭遇的祢衡。据陆游《入蜀记》载：“鹦鹉洲上有茂林神祠，远望如小山，洲盖祢正平被杀处。”诗人问道：如今，祢衡长眠地下，而长洲之上那一轮徘徊的孤月，又将清辉投射给谁呢？
诗写鹦鹉洲，实际上是在吊古伤今，怀祢衡而抒发自己的沉痛感慨。诗人晚年的不幸遭遇和处境，会使他自然地将自己和祢衡联系起来，况且他平生倾慕祢衡，常以祢衡自比：“误学书剑，薄游人间。紫薇九重，碧山万里。有才无命，甘于后时。刘表不用于祢衡，暂来江夏；贺循喜逢于张翰，且乐船中。”（《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好友杜甫也曾以“处士祢衡俊，诸生原宪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的诗句来称美他的才华。他在诗中也曾多次写到祢衡：“顾惭祢处士，虚对鹦鹉洲。”（《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愿扫鹦鹉洲，与君醉百场。”（《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并有一首《望鹦鹉洲怀祢衡》。《望鹦鹉洲怀祢衡》与《鹦鹉洲》两首诗的思想感情是一致的。而《望鹦鹉洲怀祢衡》表现得比较平直、明朗；《鹦鹉洲》则深沉、含蓄。
前人评诗认为李白这首诗同另一首《登金陵凤凰台》是与崔颢《黄鹤楼》争高下的。清人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曾对此说过这样一段话：崔颢《黄鹤楼》，千古擅名之作。只是以文笔行之，一气转折。五六虽断写景，而气亦直下喷溢。收亦然，所以奇贵。太白《鹦鹉洲》格律工力悉敌，风格逼肖。未尝有意学之而自似。方氏所论还是比较切合实际。艺术不乏相互影响，但无论如何，像《鹦鹉洲》这样感情深沉，意境浑融的作品断不会是摹仿所能得到的。
李白这首诗属于拗体七律，它前两联不合律，后两联合律。汪师韩在《诗学纂闻》中曾说：李白《鹦鹉洲》一章乃庚韵而押青字，此诗《文粹》编入七古，后人编入七律，其体亦可古可今，要皆出韵也。
正是它未完全合律，前人曾将此诗看作七古：“李白《鹦鹉洲》诗，调既急迅，而多复字，兼离唐韵，当是七言古风耳。”（毛先舒《辩坻诗》）李白现存七律共十二首，且大都如此，同整个创作比较，七律诗比较少。关于这个问题的原因，前人多有论述，或认为李白不善和不愿作七律：“李太白不作七言律……古人立名之意甚坚，每不肯以其拙示人。”（贺贻孙《诗筏》）“他所以只有很少几首律诗，不是不善写，而是不愿写。”（王运熙、李宝均《李白》）“他是不耐烦在形式上和字句上下推敲工夫的。”（王瑶《李白》）或认为李白反对作七律：“太白之论曰：‘寄兴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所谓七言之靡，殆专指七律言耳。故其七律不工。”（翁方纲《石洲诗话》）这种种评价都缺乏公允，实际情况应该说是当时七律的发展现状决定的。李白所处的时代，七律尚未定型，因此创作难免不合律且数量少，不仅李白，其他人也多是如此。赵翼在《瓯北诗话》中对此曾有一段中肯的论述：
就有唐而论，其始也，尚多习用古诗，不乐束缚于规行矩步中，即用律亦多五言，而七言犹少，七言亦多绝句，而律诗犹少。故李太白集七律仅三首，孟浩然集七律仅二首，尚不专以此见长也。自高、岑、王、杜等《早朝》诸作，敲金戛玉，研练精切。杜寄高、岑诗，所谓“遥知属对忙”，可见是时求工律体也。格式既定，更如一朝令甲，莫不就其范围。然犹多写景，而未及于指事言情，引用典故。少陵以穷愁寂寞之身，藉诗遣日，于是七律益尽其变，不惟写景，兼复言情，不惟言情，兼复使典，七律之蹊径，至是益大开。其后刘长卿、李义山、温飞卿诸人，愈工雕琢，尽其才于五十六字中，而七律遂为高下通行之具，如日用饮食之不可离矣。
由此可知，七律的成熟是在李白之后。这样，《鹦鹉洲》诸作不合律也就很自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