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高度地概括和评价了杜甫爱国忧君的一生，表达了自己对杜甫忠君忧国的衷心敬佩之情，深深同情杜甫颠沛流离、歌哭于风尘的不幸命运。全诗深稳典切，凝练有力，一气贯注，笔无懈弱，颇具骨力，尾联尤富思致。
诗的首句“不仅”二字，表明杜甫既是诗人，又是忠臣，同时加重了“忠”的分量，并将“忠”推到突出而明显的位置上。杜甫怀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却只作过一些卑微而闲散的官职。在成都，投奔好友严武，为节度参谋，也不得志，几个月便辞去了。“忌”“薄”相映，有力地表明无论是在朝廷，还是在地方，都是有才而不见用，空怀报国之心。这既是为杜甫鸣不平，又是对时代的批判。“沉沦”“乱离”，表明杜甫长期漂泊，一生潦倒。但他“每依北斗望京华”（《秋兴》），始终不忘国家，不忘人民，不忘“君父”。
就是这样一个诗人而兼“契稷身”，最后连返回故乡的愿望也未实现，病卒于同他相依为命的一只破船上。“忧社稷”“老风尘”，正是杜甫全部生活的真实写照。而其诗歌，号称“诗史”。“信史文章自有真”，这是切合实际的评价。诗歌以“契稷身”而“薄宦沉沦”始，以“儒士作忠臣”而“可怜”终，充分表现了作者对杜甫的深沉感叹。
该诗惊奇之处就是第一句，一开始就以不凡的口吻说“先生不仅是诗人”，一下子把读者的兴头勾起来，令人拍案称奇。其次，该诗结构严谨，很有宋词讲“理”的意味。前后呼应，一问一答，脉络清晰。这首诗体现出蒋士铨的创作风格，感情雄厚，凝重，读来自有一股凛然正气升起。
关于路六侍御的生平，详不可考，从诗的开头一句看，是杜甫儿时旧友。作此诗时，杜甫五十一岁，四十年前，他们都在十岁左右，正是竹马童年。诗人用“童稚情亲四十年”完满地表现出童年伙伴那种特有的亲切的感情。“四十年”，在这里不仅点明分别的时间，更主要的是表明童年时代的友情，并不随着四十年漫长岁月的迁流而归于淡忘。正因为如此，下句说，“中间消息两茫然”。在兵戈满地，流离转徙的动乱年代里，朋友间失去联系，想知道他的消息而又无从问讯，故有“茫然”之感。而这种心情，彼此间是相同的，所以说“两茫然”。一别四十年，时间是这样的久，没能想到会有重新相见的一天。所以说“忽漫相逢”。他乡遇故知，本来是值得高兴的事；然而同样没有想到，久别重逢，乍逢又别；当故交叙旧之日，即离筵饯别之时。“忽漫相逢是别筵”，在“相逢”和“别筵”之间着一“是”字，使会合的欢娱，立即转化为别离的愁思。笔力千钧，直透纸背。
从过去到重逢，聚散离合是这样的迷离莫测；从分别悬想将来，诗人把感慨集中地写在“更为后会知何地”这句话里。这是全诗的主脑。它包涵有下列两重意思：路六侍御这次离开梓州，回到长安去做官，勾起了杜甫满腹心事。他设想：“倘若今后能和路六再度相见，这地点又将在哪里？自己能不能够也被召还朝廷？”回答是不可知的。从他自身蹭蹬坎坷的生活历程，从这次和路六的聚散离合，诗人懂得了乱世人生，有如飘蓬泛梗，一切都无从说起。这是就空间而言的。从时间方面来说，过去的分别，一别就是四十年；别时彼此都在童年，相见时俱入老境。人生苦短，“更为后会”，实际上是不大可能的。诗人没有直说后会无期，而是以诘问语发出咏叹，体现出他的向往之切、感慨之深。
前四句写送别之情，诗人由“过去”想到“现在”，再由“现在”想到“未来”，它本身有个时间的层次。诗从“童稚情亲”依次写来，写到四十年来，“中间消息两茫然”，不接着写相逢和送别，而突然插入“更为后会知何地”。表明看，恍如天外奇峰，劈空飞来。但实际上，“更为后会”，就已逆摄了下文的“忽漫相逢”。因为没有眼前的“忽漫相逢”，诗人是不可能想到将来的“更为后会”的。这句对上句来说，是突接。由于这样的突接，所以能掀起波澜，把诗人感伤离乱的情怀，表现得沉郁苍凉，百端交集。就下文来说，这是在一联之内的逆挽，也就是颠倒其次序，用上句带动下句。由于这样的逆挽，所以能化板滞为飞动，使得全诗神完气足，精彩四溢。如果没有诗人思想情感上的深度和广度以及他在诗歌艺术上深湛的造诣，也是不可能达到这种境界的。
诗的后四句写景，另起了一个头，颈联和颔联似乎毫无相干。其实，这景物描写，全是从上文的“别筵”生发出来的。尾联结句“触忤愁人到酒边”的“酒”，正是“别筵”饯别之酒：“酒边”的“剑南春色”，也就是诗人“别筵”的眼前风光。“桃红似锦”，“絮白于棉”，这风光是明艳的，而诗偏说是“不分”，“生憎”，恼怒春色“无赖”，是因为它“触忤”了“愁人”；而它之所以“触忤愁人”，则是由于后会无期，离怀难遣，对景伤情的缘故。颈联中的“不分”和“生憎”，恰恰成为绾合上半篇和下半篇的纽带，把情景融为不可分割的完美的诗的整体。全诗句句提得起，处处打得通，一气运转，跌宕起伏；而诗句的措辞，脉络的贯通，则又丝丝入扣，在宏大中体现了精细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