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史评，评论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释死刑囚犯，犯人被释归家后又全部按时返回，从而赦免他们的史实。 文章开门见山，警拔有力。从“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说起，定下了全文的基调，标出全文的主旨。接着从唐太宗纵放死囚的史实，以君子与小人相比较，反复论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只不过是借此邀取名誉的一种手段。议论纵横，深刻入髓。“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而不是什么“施恩德”“知信义”，揭露得可谓明快酣畅。因此，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为“天下之常法”，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文章据史立论，层层辨析，论证充分，结论高远，警醒人心也。
据史书记载，唐太宗曾于632年（贞观六年）下令把等待执行的死囚三百余人放回家中，令与家人团聚，并约定返回狱中的日期。其后三百余人均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罪。在欧阳修以前，一般的都把这件事传为“美谈”，认为唐太宗能“施恩德”，囚犯“知信义”。作者独能力排众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本身就是可贵的。
《纵囚论》最大的特点是逻辑性强，结构严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部分。在提出问题时，作者肯定地指出，纵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这就为下文的展开定下了基调。在分析问题时，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沽名钓誉。文章从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动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不过是上演了一场“上下交相贼”的闹剧。同时，他还从唐太宗登基六年来并没有消弭小人犯极恶大罪的事实，证明了偶尔的纵囚也解决不了问题。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笔法，确实犀利无比。在解决问题时，作者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必本子人情”。全文浑然一体，无懈可击。
《纵囚论》的反问句较多，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第二段中采取问答的形式来论证，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所有这些，都值得认真揣摩。
牛郎与织女一年一度七夕相会的故事在我国可谓家喻户晓。这首以这样一个凄婉哀怨的悲剧故事为题材的小诗，抒发了钟情男女的哀怨与离恨，诗人对这对有情人寄予深深的同情。
首句“烟霄微月澹长空”由写景入手。一弯残月挂在高高的夜空，显得孤寂凄凉。这为牛郎织女七月初七的相会提供了背景，同时渲染一种气氛，这种气氛与人物的心境相合。从首句对环境的描写，使读者即便不知道牛郎织女的故事，也会感悟到《七夕》令人感伤的基调。
“银汉秋期万古同”中“秋期”二字暗扣题面，“万古同”三字承上句意，表现了自然界银河天象的永恒状态。意思是说，“秋期”的银河总是“微月澹长空”，从而进一步渲染了凄凉的意境。另一方面也说，分居银河东、西两边的牛郎织女，一年之中只能怀着深长的情思隔银河相互眺望，“惟每年七月初七夜渡河一会”。这是多么可悲、可叹的故事!于是，诗人以咏叹的抒情笔调写道：“几许欢情与离恨，年年并在此宵中。”每年七夕，苦苦等待的有情人终于相聚在一起，说不尽绵绵情话，道不完思念爱慕之意；他们会珍惜分分秒秒难得的时光，温存相守，彼此慰藉，享受着无比的欢乐与幸福。遗憾的是良宵苦短，短暂的欢聚后，留给他们更多的则是无尽的相思和难耐的凄寂。相会的欢乐，离别的痛苦，这一切都发生在七月七El夜，由牛郎和织女来品味。
全诗紧紧围绕“七夕”神话着笔，景合情切，不蔓不枝，最后以尾句中的“此宵”扣合题面“七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