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逸是典型的婉约词人，他的词如其名，风韵飘逸，不沾脂粉香泽，尤其是闺怨词，写得温婉含蓄，深具花间派遗风。这首《蝶恋花》写闺怨，却不着一字言幽怨之意，情感表达十分曲折。
“豆蔻”一句，写“春色”刚至，豆蔻梢头新生的花苞颜色尚“浅”。此时春意还未成熟，正如闺中少女的年华。首句用“豆蔻”隐喻闺中人的芳龄，可以想见少女如花一般含苞待放的娉婷和羞涩。
天气渐渐回暖，因此少女“新试纱衣”，“纱”字点出新衣的质地，少女穿着薄纱，“拂袖东风软”，柔软的东风吹动她长长的袖。此处用一个“软”字，既点出东风的慵懒和软，也表现出少女所穿纱衣质料之软。她站在那里，长袖在暖风中缓缓飘舞，其袅娜多姿的倩影，令人心折。
“红日三竿帘幕卷，画楼影里双飞燕”一句，写少女起床卷帘所见。从她睡到“红日三竿”才起床这一细节可以猜测，少女也许长夜难眠，所以天亮之后昏睡不起；也许她早早醒来，在床上百无聊赖地辗转反侧，直到日上三竿，不得不起来，才懒懒下床。无论哪一种情况，都可见出少女的寂寞。
起床之后，她走到窗边，将重重帘幕卷起，却见画楼的阴影中，有一双燕子飞过。燕子双飞，衬出人的形单影只。由此，闺怨情怀已暗暗溢出。词人虽未描写少女的心情，但她独倚窗边，对景伤情的模样，却如在眼前。
下片并未承接上片末句所见之景，抒发情感，而是继续围绕少女的行动进行叙述。“拢鬓步摇青玉碾。缺样花枝，叶叶蜂儿颤”二句，写少女盛妆打扮。她对镜细细将鬓发收拢，在发髻里插上青玉步摇，戴上精致而罕见、上缀蜂儿的花枝。词人对头饰的描写，重点在于突出其华丽、摇漾微颤的特点，由此活现出美人的盈盈之姿。
诗词中写闺中怀人，一般写女子“首如飞蓬”（《诗经·伯兮》）、“懒更妆梳”（杜安世《鹤冲天》），以表现幽居独处，无人眷赏的遗恨与哀怨。而此词却写少女精心打扮，表现她盼归的心情。一样的情怀，不同的描写，收到的效果也不一样。“不梳妆”言其独居等候之久，想念之深，心境之怨苦；而“盛妆”则符合少女天真的心性，也将怨情描写得不露痕迹。
少女之所以盛妆，是为了等待远方的人归来，由此引出末句“独倚阑干凝望远，一川烟草平如剪”，凝望处，没有归人的身影，只看见一川烟草，如剪刀剪过一样平坦无垠。萋萋“烟草”暗示游子不归之意（《楚辞·招隐士》云“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凄凄”）。从盼归到无人归，由希望到失望，一扬一抑，将少女的怨怀描写得更加细腻深刻。词人不直说人未归，也不直写少女哀怨失落的心情，而用她倚栏所见之景收尾，使词境变得广阔，情思显得绵长。
“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
这首诗是作者创作的一首五言长律闺怨诗，共12句，描写思妇一天内心境变化，以景抒情，表达对边塞之人的相思离愁。由试衫、开镜、妆洗、入梦、掩扉等动作描写描写和心理活动，表达出来孤寂冷清的画面。除首尾两联，其他各联均用对仗。
诗人首句点题，因为要戍守边关，年轻的丈夫无奈与妻子分别。如此凄婉动人的场景，作者一笔带过，给读者以无穷的想象空间。他只是描绘了送别的尾声：妻子立于楼台之上，遥望着频频回头的丈夫，一直到再也看不见他的身影。这是送别的结束，却是全诗的开始。
离别之后，这女主人就陷入了漫长的相思之中，就算这样也要坚持每天梳洗装扮。穿上新衫，才感觉到春天的温暖。梳洗装扮后，她把目光投向了窗外。窗外生机盎然、花红柳绿。偶尔有燕子飞过，透过罗幕偷偷探看她。不知什么时候，几只蜜蜂也被画衣上绣的花吸引，可见其以上的绣花多么逼真生动，表明思妇对这件画衣的用心程度之深。这句将她百无聊赖却又想借此给心上人带来惊喜的心情彰显无疑。
春季正百花盛开，争奇斗艳，而女主人公的心绪却纷乱如麻。忽然从遥远的方向，传来了悠扬的乐声，大约是《折柳》吧！她沉醉其中，让自己的心随着乐声飞向遥远的边塞，飞到丈夫的身边。
上面四句借对外物描写，来烘托女主人公的心境。而下面笔锋一转，又转写女主人公本人。她想着丈夫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回来，于是盛装打扮，等待着离人归来。而春去秋来，花开花落，盼望的人还是没有回来。夜渐渐深了，她进入了梦乡。但她却陷入了“惟梦闲人不梦君”的新的苦恼中。最后她醒了，重重的长叹一声，“唉——”在寂静的夜里，这一声长叹竟是回声重重。在重重的回声中，她无奈的再次把大门关上了。
作者多用侧面烘托的手法，借助带有感情色彩的事物来抒情。另外，这首诗对于人物心理描写的方式又可称得起是别具一格。句句不直接描绘心境，可句句写的都是心境。如果要将这首诗翻译成为意识流作品，那就韵味大减。好比将一个曲曲折折的迷宫拉直，明了易懂，但趣味却荡然无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