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从历史与现实的差异，时间与空间的对照来表现今昔之感，并以冷静幽远的笔墨，抒怀“弃官归乡、淡于名利”的归隐之志。全诗用典自然，对仗工整，境界辽阔，感情激荡。
首联破题，从山河形胜落笔。赤壁扼守着通往荆州和襄阳垒的道路，因而成了古代兵家争战之地，三国时修筑的战争营垒依稀可辨，山川依然，地形奇险。“故垒”自然是用了苏轼“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念奴娇》）的名句。这两句虽为写地理，但“依然”、“故垒”等词已引出一种深沉的历史感。
颔联则巧妙地运用了曹操《短歌行》中“月明星稀、乌鹊南飞”和苏轼《念奴娇》中“大江东垒，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句子，貌似写景，其实隐寓曹操在此兵败而周瑜得胜成为英雄的历史画卷。“乌鹊南飞”和“大江东垒”是万古如斯的自然景象，但在作者笔下借用了典故的联想而各自带上了丰富的意蕴，而且对仗工巧，绝垒斧凿之浪，可见作者驾驭文字的能力。
颈联则以时间和地理自然成对。孙权、刘备、周瑜、曹操这些风云一时的历史人物流传千年，赤壁一战奠定了魏、蜀、吴三分天下的鼎足之势；眼前的山河即是当年历尽无数战斗的地方。出句是缅怀历史，对句是即目所见；表现古今时代的纵贯，山河遗迹的感喟，于真自然过渡到尾联的自我抒怀。
此日经过赤壁，多少英雄已成陈迹，只有在明月照耀的江上，时时传来渔翁的晚唱。“唱沧浪”云云自然是用了《孟子》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的意思。与萧散自在的渔父相比，那些在政治上曾一度风云显赫的人们也显得可怜可叹了。结尾这两句不仅与前六句的宏阔气象形成一鲜明对照，以冷静幽远的笔墨结束全诗，令诗意波折，更具回味；同时也与诗人此时弃官归乡、淡于名利的心境暗合，从而起到借古喻今的作用。
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句，却使用了两个典故，因此显得比较深奥难懂。第一个典故跟汉朝的贾谊有关。贾谊是雒阳（今河南洛阳）人，生活在公元前200—168年之间。据《史记·贾谊传》记载：贾谊才十八岁时，就因为能够写诗做文章而著名。后来被河南太守吴治平推荐给汉文帝刘恒，二十多岁就成了博士，并在一年之内被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相当于现在的司局级干部）。本来深受文帝的器重，打算给他授予公卿的职位，但由于不少高官的反对与毁谤，汉文帝逐渐疏远了他，将他贬为长沙王的老师。贾谊经过湘江时，写了一篇吊唁屈原的诗词，借屈原被谗言所害放逐到江南来比喻自己。他在长沙滞留了四年多的时间，还算幸运，终于被文帝想起来了，急忙派人把他征召回京城。入朝觐见时，文帝正坐在宣室之中，品尝祭神之后剩余下来的肉，因为对鬼神的事情有不少疑问，所以向他请教有关鬼神和幸福吉祥的缘故。贾谊于是非常详细地解说了为什么会这样的原因，此后，汉文帝拜贾谊为梁怀王的老师，并经常向他询问国家大事方面的得失。梁怀王刘胜，是文帝最喜爱的小儿子，爱好读书，没过几年，因为骑马时不小心摔死了。贾谊觉得没有尽到自己当老师的责任，常常流泪哭泣，伤心过度，第二年也死了。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三岁。
第二个典故跟汉朝的太史公司马迁一家有关。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从公元前140年开始，就在汉武帝刘彻的朝中担任太史，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的学说，都颇有研究，精通四书、五经和六艺，常有“治民、治天下”的夙愿。到公元前110年时，汉武帝采纳大臣的建议，去泰山封禅。司马迁的父亲身为太史，被迫滞留在周南，无法跟随天子前往泰山，参与封禅盛典，悲愤而死。临终前曾抓住司马迁的手，流着泪嘱咐他：“天子去泰山封禅，我不能随同前往，这是我的命运不好。我死了之后，你必定接任太史的官职；身为太史，不要忘记我所想写的论著和文稿。”过了三年，司马迁果然当上了太史令，博览国家的藏书，秉承父亲的遗愿，潜心修史。公元前99年，他因为替李陵投降匈奴辩解，被关进狱中，受了腐刑。出狱后当上了中书令，虽然历经磨难，他却无怨无悔地发愤著述，终于在公元前91年编写完成了我国第一部通史，即《史记》。全书共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记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元年约三千年的历史，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柳宗元的《闻籍田有感》，第一句是写公元810年（元和五年）旧历十月，唐宪宗李纯传旨，次年的正月十六日，要去东郊举行祭拜大典，命令有关部门的官吏撰写典仪方面的文稿。任务繁重，时间却又非常紧迫。第二句是写柳宗元自认为才华出众，而且有过这方面的经历，完全能够承担如此重任，但因为滞留在永州，就像当年西汉时期被贬到长沙的贾谊，没法参与这种重大的祭典活动。
第三句写贾谊后来终于被汉文帝重新起用，而自己满腹的学问和才识，却不能展示在皇帝的面前。第四句写柳宗元以司马谈来比喻自己，因为无缘参与这种规模宏大且相当隆重的庆典，心情非常难受。他特别希望能够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将自己写成的典仪文稿，送到唐宪宗的手里，以便引起重视和青睐，但又没有真正能够信任与委托的人，帮助自己实现这种愿望。
柳宗元在公元803年，进入朝廷，担任监察御史里行，“里行”是见习的意思，大约相当于现在的监察部的部长助理，曾经主持过祭祀之类的事情。过了一年多，即公元805年的四、五月，他又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专门掌管礼仪、享祭、贡举之类事情。从诗中所引用的两个典故，不难看出柳宗元那种跃跃欲试、极愿为国分挑重任的积极进取精神；同时，也夹杂着对朝廷不辨忠奸、排斥贤德人士的做法深表遗憾与忧愤的苦闷心态。
画障，就是屏风。按本诗诗意看，上官仪所题咏的乃是仕女画屏风。
首联描写画面上人物活动的背景。在春光明媚的早晨，水边盛开着桃花，临水耸立着一座凤凰楼，楼上高挂珠帘翠帐，精致豪华。桃花浦，暗用刘晨、阮肇入天台山巧遇仙女的故事。传说东汉时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采药，至桃花溪，迷路，遇仙女，留住半年。事见刘义庆《幽明录》。凤凰楼，暗用秦穆公为爱女弄玉和萧史建造凤台的故事。传说秦穆公时代，有萧史善吹箫，能招致孔雀、白鹤，秦穆公女儿弄玉喜爱他，嫁萧史，教弄玉吹箫，数年，其箫声引来凤凰，停在屋上，秦穆公为他们建造了凤凰台。事见刘向《列仙传》。这两句诗，连用二典，暗示画面景物乃是仙境，画中人物乃是仙女。
次联“蔡女菱歌移锦缆，燕姬春望上琼钩”，蔡女，即下蔡(今安徽凤台)的美女；燕姬，即燕地(今北京一带)的美女， 《古诗十九首》： “燕赵多佳人”。这两句是说下蔡的美女在水中移动着锦织的缆绳，唱着菱歌；燕地的美女在楼头挂起玉色的帘钩，眺望春景。诗句将丽质娇美的仕女放在骀荡的春景中作正面描写，蔡女、燕姬分承首联“桃花浦”、 “凤凰楼”。
颈联里的“新妆漏影浮轻扇”句，应“燕姬春望”，是说桃花浦水里浮动着刚刚打扮、手执轻扇的燕姬的倩影。漏影，燕姬的身影在楼台的缝隙中倒影在水里。“冶袖飘香入浅流”句，应“蔡女菱歌”，是说浅浅的水面上飘散着从蔡女艳丽的衣袖里发出的香气。这两句通过水面上“漏影”、“飘香”，从服饰这个侧面，烘托出画中美女的富贵华艳、婉媚冶丽。
最后二句用二则典故，分写凤凰楼头和桃花浦里美女的情态。“未减行雨荆台下”，宋玉《高唐赋》说，楚王游于高唐，梦见一位妇女，自称“巫山之女”，告辞的时候，对楚王说：“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荆台，即楚地的高阳台。这句是说画面上楼头美女的神情，不亚于高阳台下行雨的巫山神女。
“自比凌波洛浦游”，曹植的《洛神赋》描写洛水女神“体迅飞凫，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这句是说画面水浦里美女的妩媚，可以与游于洛水中凌波微步的女神媲美。
本诗借助于对偶、用典等诗歌技巧，仅仅运用描写手法，表现了画面上的人和景，别无其他特色，反映我国早期题画诗的一般水平。 初唐时代的绘画艺术，继承隋代遗风，细密、精致、臻丽。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郑法士善于表现贵族生活，画女子“柔姿绰态，尽幽闲之雅容”。画景物“金张意气，玉石豪华，飞观层楼，间以乔林嘉树，碧潭素濑，糅以杂英芳草”，整个画面“必暖暖然有春台之思”。从画的题材内容到画的气概意境看，都与上官仪所题咏的画障中所描写的景物与人物呈现的豪华富丽气概相一致。当然，上官仪诗并未明确说明此画的作者是谁，我们也无法论定上官仪所咏的便是郑法士画，不过，由此可以见出当时的为宫廷服务的画风。上官仪的诗风与这幅画的风貌甚相契合。整首诗富丽工整，写浦、写楼而用“桃花”、 “凤凰”附丽之，写缆、写钩而用“锦”、 “琼”修饰之，写妆而曰“新”，写袖而曰“冶”，精心修辞，追求字面的工丽华美，完全继承了齐梁余绪，充分体现出宫廷诗人上官仪诗歌的审美特征。
此赋描述了作者想摆脱“贫儿”却根本甩不掉的无可奈何之情景。首段“舍汝远窜”以下到“勿复久留”几句说，扬雄想舍弃贫儿，故而跑到昆仑之巅，但贫儿却跟着在天上飞；扬雄躲到山崖里，贫儿也跟着上山来；扬雄摇着船躲到海上去，贫儿也跟着来到海上；扬雄走，贫儿也走，扬雄停下来，贫儿也停下来；扬雄质问贫儿为何要这样跟着自己，他要贫儿赶快离开他，一刻也不能耽搁。由此可知，扬雄想摆脱贫儿，他到处躲，但就是躲不掉，这实际上是他自己辛酸生活的艺术描绘，他用的笔调却是轻松的、充满玩笑的，这种自嘲自解的戏谑很有一种黑色幽默之美感。另外，《逐贫赋》对贫儿答语的描写也充满了黑色幽默之美：“堪寒能暑，少而习焉。寒暑不忒，等寿神仙。桀跖不顾，贪类不干。人皆重蔽，予独露居；人皆怵惕，予独无虞。”贫儿说：“主人倒是不错啊，你从小就经得住寒暑的侵袭，你简直就是不会死的神仙，那些盗贼和贪官从来也不会来打扰你，别人要几重门锁着才敢睡，你却敢在露天下睡，别人都提心吊胆的，你却从来都没有担忧。”扬雄在这里用开玩笑的语调来写贫儿的辩解，这实在是一种黑色幽默，由此可以见出扬雄抒情赋的大胆和幽默，显露出一种独特的美学色彩。
扬雄在《逐贫赋》显示了一种新的态度。那就是对贫穷——物质穷乏的态度。在他酸溜溜的口气中，读者能发现中国人“一分为二”思维方式对生活本身发生的影响。在这种思维方式里，关键不在于怎样生活或生活得怎样，而在于如何解释生活、解释得怎么样。这种典型的唯心主义生活观、幸福观后来构成了中华文化传统的重要部分。这种生活观的负面影响是较大的，它往往导致人们随遇而安，安于现状，不能或不愿改善生活，而只是改变对自己生活的判断。扬雄的虚弱无力和无可奈何在这篇文章里表现得很充分，他没有能力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便设法把不好的生活解释为好的生活。虽然是自欺欺人，但获得心理平衡，这才是最重要的。他试图找出贫寒生活的优点，找出富贵生活的不足。这种努力，后来在道德层面上得到了完成，那就是：富贵的，总是不道德的，至少是道德可疑的；贫寒的，则往往是因为道德高尚。富贵变成了道德负号，贫寒则成为道德正号。于是，精神的奖励就弥补了物质的匮乏，甚至成了生活中的画饼。扬雄的这篇《逐贫赋》，可能就暗示着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这一深刻转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