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此词写饮酒，充满醉语。醉语多为醒言，它曲折而又含蓄地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感情。这正是此首小令的“关窍”所在。

　　白朴的这首小令表现了不思自思、欲罢不能的那样一种格外强烈的兴亡之慨、感伤意绪。“长醉”、“不醒”两句，表面上好像在说：醉处梦中，无忧无虑，一切都可以弃之脑后，“今觉而昨非，得意而忘言”，似乎作者大彻大悟了。然而，其中更含着作者内心深深的隐痛：醉也好，睡也好，毕竟有时有限，人生毕竟醒时多，醉时少，醉中“无碍”醒时“碍”，梦中“无思”醒来“思”，说是“无碍”，道是“无思”，恰恰说明“心病”正在于此。两句开头语便透露出作者极其矛盾和痛苦的心理状态。

　　“糟腌”以下三句，连用三个同意词发语，即“糟腌”、“醅渰”、“曲埋”，好似将一切济世救民、建功立业的虹霓之志都否定了，更愿千古兴亡、世事沧桑也随着一醉而同归泯灭。曲中透露出一个原来胸怀大志，希望建功立业，同时对千古兴亡无限感慨的人物。然而江山依旧，人世瞬变，作者在国仇家恨面前感到了一种失望；泪痕犹在，心底成灰，于是则寄情于酒，以期腌掉、渰没、埋去所有的牵挂，一切的搅扰。有道是“举杯消愁愁更愁”，愈是想要摆脱的东西，它愈是要袭上心头。纵然是用许多的杯中物来“腌”、来“渰”、来“埋”，终究是无济于事的。字里行间，语意情味，都揭示出作家对建功立业、家国兴亡以及曾经有过的凌云壮志耿耿于怀，拳拳在念。明人孙大雅为白朴《天籁集》作序云：“先生少有志天下，已而事乃大谬。顾其先为金世臣，既不欲高蹈远引以抗其节，又不欲使爵禄以干其身，于是屈己降志，玩世滑稽。”孙序此说，倒颇中白朴作品肯綮，揭示出白朴玩世滑稽背后深藏着的无限凄楚苍凉的意绪。从白朴的词作中可以看出他对兴亡事是时时挂怀的：“长江不管兴亡，漫流尽英雄泪万行。”（《沁园春·保宁佛殿即凤凰台》）这是白朴居建康时的作品。几乎同时写的《夺锦标》，更是发出“新亭何苦流涕，兴废今古同”的悲叹。就是在他年轻时游淮扬，也同样写出调子十分低沉的词作：“谩今宵酒醒，无言有恨，恨天涯远。”（《水龙吟·题丙午秋到淮扬途中值雨甚快然》）

　　“不达时皆笑屈原非，但知音尽说陶潜是”，这两句既是全曲的思想总结，又是点睛之笔。不能简单地认为作者在这里是嘲笑屈原之“非”，而仅仅肯定陶潜之“是”。这分明是作者一如全曲的声情口吻，是愤语，是苦语，亦可以说是反语。即赞扬屈子、陶公的不肯同流合污。表面上看将屈、陶分开来，一“是”一“非”，一为“知音”，一为“不达”，殊不知不求显达而作隐逸君子并非作者本心本意，如上文所作的分析，作者处于入世和出世的极为复杂的思想矛盾之中，是非界限有时是倒置的，即是所谓“知荣知辱牢缄口，谁是谁非暗点头”（《中吕·阳春曲·知几》）。这种貌似旷达，实含酸痛的曲语，正表现了作者思想感情上深深的矛盾和痛苦。不仅是白朴，其他元散曲作家的作品亦有类似的现象。对于这些作品，如不将它们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来考察，是不容易看出它们有什么积极的思想因素来的。王季思先生说：这类作品“在消极表现中即含有积极因素，未可一笔抹杀。”（《玉轮轩古典文学论集》）戏语并非戏语，而是痛语，狂语，亦可看作是隐语。“人生大半不称意，放言岂必皆游戏？”如此去看，白朴此曲便不那么令人费解了。

　　有趣的是白朴于酒上并不很贪恋，他曾在《水龙吟》之一序中说：“遗山先生有醉乡一词，仆饮量素悭，不知其味，独闲居嗜睡有味，因为赋此。”可见他的“自饮”也好，“劝饮”也罢，都是为求“嗜睡”，为求忘忧不醒，此中苦涩哀痛，令人黯然，这也是理解白朴“劝饮”曲意的一个很好的注脚。“饮量素悭”且又“不知其味”的人大倡纵酒，有几分滑稽，而滑稽背后便是无尽的哀痛。

　　从写法上来看，这首小令篇幅很小，内涵又是非常的丰富，它耐咀嚼，有意味，格调别致，韵致独出。作者紧紧围绕着“劝饮”的题意，劈头就触及了题旨。先说“长醉”的好处，即是“劝”；继而说明为什么要“劝”，无非是为了忘忧，将功名事、兴亡事、凌云壮志一古脑都抛掉了，以求内心之平和；最后是评论屈原、陶潜的“是”与“非”，仍然紧紧扣在“饮”字上，全曲层次分明，叙议有致，一气呵成，浑然无缝。看似随意之作，实则皆明心迹，完全是有感而发。明人贾仲明挽白朴词云：“洗襟怀剪雪裁冰，闲中趣，物外景，兰谷先生。”（天一阁本《录鬼簿》）这个评语不仅适用于白朴剧曲，也适于其散曲创作。闲而不闲，意在曲外，这正是白朴的高明之处。明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说白朴曲“风骨磊磈，词源滂沛，若大鹏之起北溟，奋翼凌乎九霄，有一举万里之志，宜冠于首。”“风骨磊磈”，是说白朴身世遭逢，幼经战乱兵燹，胸中有无限积郁；“词源滂沛”，是指白朴之曲造语多变，遣词丰富，拈句自如；“若大鹏之起北溟”等语则是状白曲的气势。白朴作品历来被视为绮丽婉约一派，所谓“娇马轻衫馆阁情，拈花摘叶风诗性”，然这首小令却别出机杼，极饶自然朴素之趣。通篇如喷涌而出，不乏巧凿，却一丝痕迹不露，显示出作者高超的艺术技巧。整齐的对偶句式，生动自然。“糟腌”、“醅渰”、“曲埋”六字，同一意思，用词各别，形成一组排比句式，避免了重复的感觉，同时语言简易、浅显，富于口语感。“不达”二句，将“不达”前置，便在形式上列出了一双工对的句子；夸张的修辞手法，给人以形象的启迪，平增无限机趣；虽是口语声吻，又处处合于规矩，音韵流畅而富于节奏感，读来朗朗上口。

　　总之，白朴此曲表述的思想是深刻的、哀痛的，而表现形式则是浅显的、达观的。构思巧妙，用心良苦，写来全不费踌躇，在绮丽婉约之外又别开生面，堪称白朴曲中珍品。

　　全文立论的论点是针对司马光认为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的指责，指出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从而说明变法是正确的。司马光的攻击名实不符，全是谬论。文章逐条驳斥司马光的谬论，揭露出他们保守、腐朽的本质，表示出作者坚持改革，绝不为流言俗语所动的决心。

　　第一段主要阐明写这封信的原因和目的。

　　因为两人之间有分歧，所以写信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王安石在第一段第一句写了三层意思：第一层“昨日蒙教”是礼貌性套语；第二层提到与司马光“游处相好之日久”，感情色彩很浓，使司马光很是舒服；第三层急速转到“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接点明二人政治上不投合的原因所在。这三层意思集中在一句话里显出高度的概括力，亮出了分歧的焦点所在。不伤感情，态度坦率。第二句又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司马光见解坚定，并不肯轻易改变，所以“虽欲强聒”多讲几句，一定得不到见察；对于洋洋洒洒三千余字的来信，只作简单答复，不再一一白辨。第二层是：经过仔细考虑，司马光很是看重自己，书信往来，不宜鲁莽，所以要做详细解释，希望司马光能够宽恕。这里说明了作者的态度和方法，又显示出冷静沉着。

　　第二段是全文驳斥的重点部分，作者以“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为论证的立足点，分别对保守派谬论进行驳斥，表明自己坚持变法的立场。

　　在辩驳之前，先高屋建瓴地提出一个最重要的原则问题一一名实问题。名正则言顺而事行。但站在不同立场，对同样一件事（即“实”）是否合理（即“名”是否“正”）就会有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看法。司马光在来信中指责王安石实行变法是“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这些责难，如果就事论事地一一加以辩解，那就很可能会因为对方抓住了一些表面现象或具体事实而陷于被动招架，越辩解越显得理亏；必须站在高处，深刻揭示出事情的本质，才能从根本上驳倒对方的责难，为变法正名。先驳“侵官”。作者不去牵涉实行新法是否侵夺了政府有关机构的某些权力这些具体现象，而是大处着眼，指出决定进行变法是“受命于人主”，出于皇帝的意旨；新法的制定是“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经过朝廷的认真讨论而订立；然后再“授之于有司”，交付具体主管部门去执行。这一“受”、一“议”、一“授”，将新法从决策、制定到推行的全过程置于完全名正言顺、合理合法的基础上，“侵官”之说便不攻自破。次驳“生事”。“举先王之政”是理论根据，“兴利除弊”是根本目的。这样的“事”，上合先王之道，下利国家百姓，自然不是“生事扰民”。再驳“征利”。只用“为天下理财”一句已足。因为问题不在于是否征利，而在于为谁征利。根本出发点正确，“征利”的责难也就站不住脚。然后驳“拒谏”。只有拒绝正确的批评，文过饰非才叫拒谏，因此，“辟邪说，难壬（佞）人”便与拒谏风马牛不相及。最后讲到“怨诽之多”，却不再从正面反驳，仅用“固前知其如此”一语带过，大有对此不屑一顾的轻蔑意味，并由此引出下面一段议论。

　　这一段，从回答对方的责难这个角度说，是辩解，是“守”；但由于作者抓住问题的实质，从大处高处着眼，这种辩解就绝非单纯的招架防守，而是守中有攻。例如在驳斥司马光所列举的罪责的同时，也就反过来间接指责了对方违忤“人主”旨意、“先王”之政，不为天下兴利除弊的错误。特别是“辟邪说，难壬人”的说法，更毫不客气地将对方置于壬人邪说代言人的难堪境地。当然，对司马光的揭露和进攻，主要还在下面一段。

　　第三段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立场和态度，紧承上段结尾处怨诽之多早在意料之中的无畏声言，作者对“怨诽”的来历作了一针见血的分析。

　　先指出：人们习惯于苟且偷安已非一日，朝廷士大夫多以不忧国事、附和流俗、讨好众人为处世的良方。在王安石的诗文中，“苟且”是因循保守的同义语；而“俗”与“众”则是为保守思想所浸染的一股强大的社会政治势力。这里揭示出他们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实质，正为下文皇帝的“欲变此”和自己的“助上抗之”提供了合理的依据。因此接着讲到“众何为而不汹汹然”，只是说明保守势力的反对势在必然，却丝毫不意味着他们的有理和有力。接下来，作者举了盘庚迁都的历史事例，说明反对者之多并不表明措施有错误，只要“度义而后动”，确认自己做得是对的，就没有任何退缩后悔的必要。盘庚之迁，连百姓都反对，尚且未能使他改变计划，那么当前实行变法只遭到朝廷士大夫中保守势力的反对，就更无退缩之理了。这是用历史上改革的事例说明当前所进行的变法的合理与正义性，表明自己不为怨诽之多而改变决心的坚定态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可以说是王安石的行事准则，也是历史上一切改革家刚决精神的一种概括。

　　答书写到这里，似乎话已说尽。作者却欲擒故纵，先让开一步，说如果对方是责备自己在位日久，没有能帮助皇帝干出一番大事，施惠于民，那么自己是知罪的。这虽非本篇正意，却是由衷之言。紧接着又反转过去，正面表明态度：“如日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委婉的口吻中蕴含着锐利的锋芒，一语点破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的思想实质，直刺对方要害，使其原形毕露，无言以对。

　　这篇短信笔力精锐，文字简洁而富有说服力，语气委婉而严正，既不伤害私人的友谊，也不向反对的意见妥协。作者的修辞和逻辑推理是根据对具体的人、具体的场合，运用了反驳、引导、对比、证明、启发、类推等方法，由近及远、由远及近、层层逼进进行的，它是驳念性政论文的典范之作。

　　这篇文章有三个写作特点。

　　第一个特点，作为书信体议论文首要特点是行文简洁、结构严谨、没有枝蔓，全文除开头和结尾段用几句酬答的礼貌语言以外，紧紧扣住保守派几个主要论点进行驳斥，只驳论点不涉及其它事情，结构非常严谨，驳斥时针对其要害，言简意明，使文章短小精悍。

　　第二个特点，论证方法多样。本文的论证方式是驳论，其反驳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第一直接反驳，如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第二个举出根据进行反驳，如“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这里就举出了有利的根据，说明不是自己独出心裁，而是受命于皇帝，是朝廷议过的法度，指出这不是我个人的行为，而是合理合法的。第三举出史实进行反驳，举出历史的事实来进行反驳，如“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这里以历史上曾有过的如何对待怨诽的事实为表率，表示自己不以流言蜚语而动，既委婉地反驳了怨诽之多的责备，又表达了自己变法的坚强决心。整个反驳是明确而有力的，言简意赅。

　　第三个特点，是气势磅礴，寓刚于柔。全文所以有压倒论敌的浩然正气有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立足于理，理足则气势。二，擅于排比，连用排比驳斥对方，则势如破竹，无可阻挡。第三，擅用反语，如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气盛言怡，铿锵有力，虽则全文傲岸之气，愤然涌出，强调坚持改革的决心不可逆转，但语气相当委婉，柔中有刚，如比如说详细的说明自己这样做的理由，您或许能原谅我，结尾又说您批评未能帮皇上大有作为，那我知罪了，但让我什么也不要做，墨守常规就行，那我是不敢领教的。这样做一方面照顾多年交往的友谊，一方面坚持原则，寸步不让，全力维护变法的正义立场。

　　诗歌开宗明义，沉痛地惋惜“事败”，即挽救汉王朝的事业到底失败了。孔融平素“喜诱益后进”，引为奥援。身遭罢黜后仍招纳羽翼，“宾客日盈其门”。自称“昂昂累世士，结根在所固”（《杂诗》），公开植党与操抗衡。他又生性疾恶如仇，难守缄默，时复对操冷嘲热讽，“发辞偏宕，多致乖忤”；而且还经常公开炫耀自己“坐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自己嘴巴活像一个漏器，频频漏泄自己的活动信息，隐情溢乎辞表，曹操对此不能不提高警惕和采取对策。器不密则致漏，机不密则害成，事不可能不败。

　　“河溃”二句，巧喻双关。承“器漏”，仍含深自悔尤，引咎切责。蚁孔导致河堤溃决，猿穴引来大山崩坏。多言多失，不慎小节，造成孔穴，留下空于，足以败乱大事，与此正相类似。更深一层，作者用“山”、“河”二字暗隐汉家山河。蝼蚁卑微善钻，附羶趋利。猿猴能言不离走兽，沐猴而冠，望之不似人君。作者所选取的动物形象，暗比篡汉的野心家，语含谴责，憎恶情烈。

　　“涓涓不塞，终成溃河”（《周金人铭》）。屋顶天窗可以直通青冥幽深。“涓涓”两句似在警戒自己应当守口防意，谨小慎微；又似在暗示窃国篡位，其来浸渐，迹象可征。两解均堪耐人寻绎，似故弄玄虚，有意让人捉摸不定。

　　下边“谗邪”两句颇为显露。汉成帝时《黄雀谣》有“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句，系喻王莽败坏汉政，饰伪乱真。“谗邪害公正”可能暗引其意。“浮云翳白日”昭示奸臣蔽君迹象，揭发曹操当权、挟持天子实况。

　　“靡辞”二句表明自己进尽忠言，吐露词华；然而听者逆耳，全无效果。恰如繁花空开，并不结果。又《黄雀谣》中有“桂树花不实，黄雀巢其颠”之句，据《汉书·五行志》引注谓：“桂赤色，汉家象。花不实，无继嗣也。王莽自谓黄，像黄雀巢其颠也。”这里自不排斥作者对操、莽之间的篡逆阴谋，产生联想和比附。

　　“人有”两句哀叹满朝官员，大多二三其德，不能忠于汉室。“道不同，不相为谋”。自己与这帮人并列朝班，无非貌合神离，终必分道扬镳。此句颇有孤立无援、独木难支之感。

　　“三人”两句，说明流言可畏。城市本无猛虎，但经三人转述，便可惑乱视听，何况进谗者如郗虑、路粹之流，又决不止三人；而曹操原本疑忌自己，身遭横祸注定难免。此句重在说明造谣传播者多。胶漆一类物质难溶于水，但长期浸渍，同样也会稀释离解。此句重在说明中伤由来已久。

　　于是作者最终以极其沉痛的语调，作无可奈何的结笔。“生存多所虑”，活着倒是千忧百虑，无时或已，不如“长寝万事毕”，让身死来解脱苦恼，家事、国事、天下事，一齐都听任它了结去罢。

　　全诗叙喻错综。或单叙，或先叙后喻，或连续用喻，造成笔法参差多变。引事运典灵活，或隐括，或变用。而以双关、假托、暗示、含蓄等讽刺艺术手法，揭示曹操篡汉野心。作者持身贞正，志意高迈，秉性刚直，不畏邪恶，幼龄即曾冒死私藏党人，并与其兄争承官府罪责。又曾因面斥权贵，几遭暗杀。诗如其人，读时如感字里行间透出一种凛然生气，故远非南朝大诗人谢灵运摹拟的《临终诗》所能企及者。

　　词的上片渲染梅花的冰清玉洁及其带给人间的浓郁春意。以“一痕雪”形容梅花，特别贴切。一是花自如雪；二是易于零落，如同春天的雪易于融化；三是稀少，枝头星星点点的白色仿佛残雪欲尽。再著一“袅”字，更给人以如虚如幻、缥缈如烟的感觉。词一开头，便勾勒出一幅优美的画面，又显出那一股坚韧之气以及缱绻的深情。次句化用欧阳修：“叶间梅子青如豆”诗意，构思亦很奇巧。这句也暗含梅花在内，一个“藏”字十分生动，春光掩映了叶间的梅花，显得更加春意盎然，融人了词人对晚梅的礼赞。“玉奴最晚嫁东风。来结梨花幽梦”二韵扣住“晚”字写梅花，仍用拟人化写法。这一韵将晚花比作绝色美人，还沉湎于幽梦之中，远远落后她的姊妹们，“玉奴”袭用苏轼诗中之辞，用以比喻白梅。“最晚”应合词题中“晚花”二字。“嫁东风”化用李贺诗句，而词人笔下的白梅却不早不晚在东风中含苞绽放。原来白梅晚开是为了与梨花同温幽梦的。白梅本不该与梨花同时，好像这晚梅与梨花之间存在某种不解之缘。这句暗点出晚字、白字。所谓思致杳冥，空灵之处。

　　词的下片仍以拟人之笔，赋晚花以人情，着意描绘梅花的冰肌玉骨，香气袭人和娇丽姿容。而词人那无限怜爱之心，尽在不言中。“香力添熏罗被，瘦肌犹怯冰绡”一韵，写梅香与娇态。一个“添”字，隐示出罗被原先已经被早梅熏过几次，而今晚梅又开放，其香气更添几重。“瘦肌”形容花形，梅花通体晶莹，宛如身着冰绡，作者于是生发出奇妙神思，那清瘦的梅肌，对着寒凉的冰绡，恐怕有几分畏怯。梅花那娇美柔韧、冰清玉洁的体格，跃然纸上。“绿阴青子老溪桥。羞见东邻娇小”一韵，以“青梅枝上晚花”收尾，与词题扣合，首尾呼应。在那绿阴下，溪桥边，青梅日益成熟，而东邻的“枝上晚花”，却风姿绰约，不胜妖娆。两相对照，青梅不禁自惭形秽，羞于睹其芳华。词尾以烘云托月的笔法，借刻画青梅的心理，从另一角度却极写梅枝上的这“一痕雪”般的晚花，是何其娇小清丽。用待嫁的“东邻”美女来比况青梅枝上的晚花，既是拟人手法，又善于融典。

　　统观全词，词人选材新颖，视角独特，仅仅八句，却调动了多种修辞手段：拟人、比喻、烘托、对比、用典、均自然贴切，富有艺术美感。见出词人构思、运笔、遣词的创作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