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半阕主要是刻画王长官的高洁人品,下半阕则描绘会见王长官时的环境、气氛,以及东坡当时的思绪和情态。
上阕全就王长官其人而发,描绘了一个饱经沧桑、令人神往的高士形象。前三句“三十三年,今谁存者,算只君与长江”,一开篇就语出惊人不同凡响,在将长江拟人化的同时,以比拟的方式将王长官高洁的人品与长江共论,予以高度评价。“凛然苍桧,霜干苦难双”二句喻其人品格之高,通过“苍桧”的形象比喻,其人傲干奇节,风骨凛然如见。王长官当时居住黄陂(今武汉市黄陂区),唐代武德初以黄陂置南司州,故词云“闻道司州古县,云溪上、竹坞松窗”。后四字以竹松比喻托衬他的正直耿介。“江南岸”三句是说倘非王先生送陈慥来黄州,恐终不得见面。语中既有词人的自谦,也饱含作者对于王先生人品的仰慕之情。
过片到“相对残釭”句写三人会饮。“摐摐”二字拟(雨)声,其韵铿然,有风雨骤至之感。“疏雨过,风林舞破,烟盖云幢”几句,既写当日气候景色,又通过自然景象的不凡,暗示作者与贵客的遇合之脱俗。“愿持此邀君,一饮空缸”,充满了酒逢知己千杯少的豪情。“居士先生老矣”,是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感叹。“真梦里,相对残缸”,写主客通宵达旦相饮欢谈,彼此情投意合。
末三句写天明分手,船鼓催发,主客双方话未尽,情未尽,满怀惜别之意。
全词“健句入词,更奇峰特出”,“不事雕凿,字字苍寒”(郑之焯《手批东坡府府》),语言干净简练之极,而内容,含义隐括极多,熔叙事,写人、状景、抒情于一炉,既写一方奇人之品格,又抒旷达豪放之情感,实远出于一般描写离合情怀的诗词之上。词中凛然如苍桧的王先生这一形象,可谓东坡理想人格追求的绝妙写照。
《治安策》论及了文帝时潜在或明显的多种社会危机,包括“可为痛哭可一,可为流涕可二,可为长叹息可六”等众多严重问题,涉及中央与地方诸侯之间、汉庭与北方异族之间,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种种矛盾,针对这令人忧心的一切,贾谊富有针对性地一一指明相应对策和补救措施。这篇论文势忽峻忽缓、首尾相衔,大量采用夹叙夹议,还在议论说理的同时,不失时机地运用文学笔法。
这篇文章作可系统地阐述自己治国主张的一篇长文。他在文中驳斥了“天下已安已治”的观点,从多个 方面指陈社会现时危机和潜在隐患,表现了他洞察社会矛盾的能力、见微知著的远见和对国家大事的深切关怀。文章开篇就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可一, 可为流涕可二,可为长太息可六。”一个人为了国家大事而投入如此深厚的感情, 其文章的感人自不待言。而作为一个有着深刻见解的思想家,精辟的论述更使文章增添了说服力的力量。
文章起首开门见山,振聋发聩,在痛斥那些粉饰太平、阿谀奉承的小人的同时,极言当前的危险。指出眼前的安宁,犹如睡于干柴之上,至于柴下的火种,却视而不见,然而一旦酿成大火,悔之晚矣。第二段建议文帝施行法制,并陈述法制必将带来的好处。首先,建立法制无需文帝劳心伤神。其次,法制能确保汉廷长治久安,能使文帝的美德昭于世人,传之后代。无论对于汉朝还是文帝本人,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而文帝唯一该做的就是倾听并采纳贾谊的意见。
第三段切入正题,以不久前文帝亲身经历的干戈之争,说明王侯的危险性。以眼前的事实为例,是力求令文帝触目惊心,促其猛醒。接着论述即将面临的危险,分析暂时安宁的缘由,指出解决王侯问题的紧迫性。文中紧扣“强则作乱”这一症结,强调危险正日益逼近。所以必须趁其羽翼未丰及时下手,否则待到形成气候,即使尧舜再生,也无能为了。第五段到第七段,以许多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疏可必危,亲可必乱”的道理,借以打消文帝可能存在的一切侥幸心理。文中颇为大胆地以文帝与高祖相比较,直言不讳地断言文帝缺乏对付诸王作乱的能力,再一次提醒文帝,必须及时设法。第八段借用屠牛坦宰牛的故事,说明治国的道理。告诉文帝,治国应切中证结,该狠则狠,快刀利斧,往往奏效。又一次敦促文帝,不能优柔寡断。第九段到第十段,在前面的层层铺垫之后,开始出谋划策,指出实际的解决办法。首先揭示“强可先反,弱可乃安”的道理,随后提出当今之计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也就是削强为弱,逐渐分割诸侯封地,分封给他们的子孙,使得大国不复存在,而众多各自为政的小封国,则不会对汉廷构成威胁。如此,既能显示文帝恩泽有加,又可侵削诸侯实力,一举两得,同时还独有不露痕迹的效果。最后呼应开头,用“病大瘇”、“苦蹠戾”作比,又一次点明当今局势的严重性和危险性。
文章总结了汉初反分裂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斗争的经验,指出诸侯王封国的强盛必然导致谋叛作乱,暂时的安定只是表面现象,异姓王的分裂势力虽已铲除殆尽,同姓王的割据势力却盘根错节。为此,贾谊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解决矛盾的根本办法。由于事关汉王室与诸侯王之间的政治关系与亲族关系,为了促使文帝早下决心,贾谊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运用比喻的手法,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反复对比,以论证自己的观点。大体而言,在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中心论点之前,反复议论不照此办理天下就不可能长治久安;在中心论点提出之后,又层层说明,只要照此办理,天下就能长治久安。这样反反复复地论证,层层深入,气势磅礴,目的就在于产生紧迫的效果,促使文帝尽快决断。可惜贾谊的上疏,未引起足够重视。
他的细分诸侯策略,在经过大约两代即四十年实施后,即使是最大的诸侯国,也不过被化整为零各自只相当于一个县邑了,贾谊的《治安策》彻底地铲除商周分封诸侯的奴隶制社会残余、在全国实施郡县制、强化、巩固中央集权的理论政纲!汉景帝时期晁错的“削藩策”、以及汉武帝时期主父偃“推恩令”均承接于贾谊的余绪。
贾谊的政论文《治安策》,开创了汉代此类文字笔力劲练、内容充实、语言朴茂、气势磅礴的风格。首先体现在多变的风格和流畅的气势。作可仿佛是在与文帝当面对话一般,随时根据需要,改变语气和节奏:时而娓娓道来,细雨润物般温柔;时而痛快酣畅,无所顾忌,对面辩诘。如第二段论及“涉猎之娱与安危之机”,设身处地为文帝着想,声明所出策略不但能确保国家平安,还不必劳心费神,语气委婉。而接着却异常激烈,一个接一个的“能”或“不能”的诘问,步步紧逼,接着连续三个“臣又知陛下必不能矣”,则又将文帝的一切幻想击得粉碎,气势逼人,词锋犀利,在历代呈送帝王的疏策中极其罕见,这正是贾谊政论文最可贵的风格。
除了文势忽峻忽缓、首尾相衔外,还大量采用夹叙夹议,还在议论说理的同时,不失时机地运用文学笔法。穿插议论之中的比喻,如将危险或拟为“厝火积薪”或喻为“病大瘇”、“苦蹠戾”,又把治国比作宰牛,将诸侯拟为髋髀等,皆有出神入化之效。
另外,贾谊丰富的想象力,还表现在不时的夸张手法,带有明显的战国纵横家文风的笔调,如极言“众建诸侯”的功效,即使胎儿或已逝帝王,也能保证安宁无事。
《治安策》立意高远,源自贾谊人格之刚健真诚;见诸文字,意象悠远博大。以全部生命力、一生才情为文,文字多深重之情。情辞恳切中含刚直忧愤,充满少年英气。虽是上疏文帝,依然直言诚意、争气使心,较少阿谀中和之语,表现出浓烈的感染力,鲜明地体现了汉初知识分子在大一统封建帝国创始时期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此诗通过对仲夏时节,诗人闲适生活的描述,表达了诗人安贫乐道,恬淡自甘的心境。诗的前四句写景,堂前林木茂盛,所以虽时至仲夏,堂上仍很清凉。南风不时吹来,拂动着我的衣襟。这几句把诗人在炎热的仲夏,坐在阴凉的堂前,悠闲舒适的情态刻画出来。
此诗最大的特点是平淡冲和,意境浑成,令人感到淳真亲切、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通篇展现的都是人们习见熟知的日常生活,“情真景真,事真意真。”(陈绎曾《诗谱》)虽如叙家常,然皆一一从胸中流出,毫无矫揉造作的痕迹,因而使人倍感亲切。无论写景、叙事、抒情,都无不紧扣一个“乐”字。你看,堂前夏木荫荫,南风(凯风)清凉习习,这是乡村景物之乐;既无公衙之役,又无车马之喧,杜门谢客,读书弹琴,起卧自由,这是精神生活之乐;园地蔬菜有余,往年存粮犹储,维持生活之需其实有限,够吃即可,过分的富足并非诗人所钦羡,这是物质满足之乐;有粘稻舂捣酿酒,诗人尽可自斟自酌,比起官场玉液琼浆的虚伪应酬,更见淳朴实惠,这是嗜好满足之乐;与妻室儿女团聚,尤其有小儿子不时偎倚嬉戏身边,那呀呀学语的神态,真是天真可爱,这是天伦之乐。有此数乐,即可忘却那些仕宦富贵及其乌烟瘴气,这又是隐逸恬淡之乐。总之,景是乐景,事皆乐事,则情趣之乐不言而喻;这就构成了情景交融,物我浑成的意境。诗人襟怀坦率,无隐避,无虚浮,无夸张,纯以淳朴的真情动人。读者仿佛随着诗人的笔端走进那宁静、清幽的村庄,领略那繁木林荫之下凉风吹襟的惬意,聆听那朗朗的书声和悠然的琴韵,看到小康和谐的农家、自斟自酌的酒翁和那父子嬉戏的乐趣,并体会到诗人那返璞归真、陶然自得的心态。
这首诗用的是白描手法和本色无华的语言。全诗未用典故,不施藻绘,既无比兴对偶,亦未渲染铺张,只用疏淡自然的笔调精炼地勾勒,形象却十分生动鲜明。正如唐顺之所评:“陶彭泽未尝较音律,雕文句,但信手写出,便是宇宙间第一等好诗。何则?其本色高也。”(《答茅鹿门知县》)当然,这种“本色高”,并非率尔脱口而成,乃是千锤百炼之后,落尽芬华,方可归于本色自然。所谓“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论诗绝句》)只有“大匠运斤”,才能无斧凿痕迹。本色无华,并非质木浅陋。试看首二句写景,未用丽词奇语,但着一平常“贮”字,就仿佛仲夏清幽凉爽的林荫下贮存了一瓮清泉,伸手可掬一般,则平淡中有醇味,朴素中见奇趣。又如“卧起弄书琴”,“弄”字本亦寻常,但用在此处,却微妙地写出了那种悠然自得、逍遥无拘的乐趣,而又与上句“闲业”相应。再有,全诗虽未用比兴,几乎都是写实,但从意象上看,那蔼蔼的林荫,清凉的凯风,悠悠的白云,再联系结尾的“怀古”(怀念古人不慕名利的高尚行迹,亦自申己志),不可能与诗人那纯真的品格,坦荡的襟怀,高洁的节操,全无相关、全无象征之类的联系。这正是不工而工的艺术化境之奥妙所在。所以苏轼评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与苏辙书》)刘克庄说它“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的系灼见。
杜甫的这首长篇叙事诗共有一百四十句,它像是用诗歌体裁来写的陈情表,是他这位在职的左拾遗向肃宗皇帝汇报他探亲路上及到家以后的见闻感想。它的结构自然而精当,笔调朴实而深沉,充满忧国忧民的情思,怀抱中兴国家的希望,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现实,表达了人民的情绪和愿望。
全诗分五大段,按照“北作”,即从朝廷所在的凤翔到杜甫家人所在的鄜州的历程,依次叙述了蒙恩放归探亲、辞别朝廷登程时的忧虑情怀;归途所见景象和引起的感慨;到家后与妻子儿女团聚的悲喜交集情景;在家中关切国家形势和提出如何借用回纥兵力的建议;最后回顾了朝廷在安禄山叛乱后的可喜变化和表达了他对国家前途的信心、对肃宗中兴的期望。这首诗像上表的奏章一样,写明年月日,谨称“臣甫”,恪守臣节,忠悃陈情,先说离职的不安,次叙作途的观感,再述家室的情形,更论国策的得失,而归结到歌功颂德。这一结构合乎礼数,尽其谏职,顺理成章,而见美刺。读者不难看到,诗人采用这样的陈情表的构思,是出于他“奉儒守官”的思想修养和“别裁伪体”的创作要求,更凝聚着他与国家、人民休戚与共的深厚感情。
“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痛心山河破碎,深忧民生涂炭,这是全诗反复咏叹的主题思想,也是诗人自我形象的主要特作。诗人深深懂得,当他在苍茫暮色中踏上归途时,国家正处危难,朝野都无闲暇,一个忠诚的谏官是不该离职的,与他的本心也是相违的。因而他忧虞不安,留恋恍惚。正由于满怀忧国忧民,他沿途穿过田野,翻越山冈,夜经战场,看见的是战争创伤和苦难现实,想到的是人生甘苦和身世浮沉,忧虑的是将帅失策和人民遭难。总之,满目疮痍,触处忧虞,遥望前途,作程艰难,他深切希望皇帝和朝廷了解这一切,汲取这教训。因此,回到家里,他虽然获得家室团聚的欢乐,却更体会到一个封建士大夫在战乱年代的辛酸苦涩,不能忘怀被叛军拘留长安的日子,而心里仍关切国家大事,考虑政策得失,急于为君拾遗。可见贯穿全诗的主题思想便是忧虑国家前途、人民生活,而体现出来的诗人形象主要是这样一位忠心耿耿、忧国忧民的封建士大夫。
“缅思桃源内,益叹身世拙。”诗人遥想桃源中人避乱世外,深叹自己身世遭遇艰难。这是全诗伴随着忧国忧民主题思想而交织起伏的个人感慨,也是诗人自我形象的重要特作。肃宗皇帝放他回家探亲,其实是厌弃他,冷落他。这是诗人心中有数的,但他无奈,有所怨望,而只能感慨。他痛心而苦涩地叙述、议论、描写这次皇恩放回的格外优遇:在国家危难、人民伤亡的时刻,他竟能有闲专程探亲,有兴观赏秋色,有幸全家团聚。这一切都违反他爱国的志节和爱民的情操,使他哭笑不得,尴尬难堪。因而在看到山间丛生的野果时,他不禁感慨天赐雨露相同,而果实苦甜各别;人生于世一样,而安危遭遇迥异;他自己却偏要选择艰难道路,自甘其苦。所以回到家中,诗人看到妻子儿女穷困的生活,饥瘦的身容,体会到老妻和爱子对他的体贴,天真幼女在父前的娇痴,回想到他自己舍家赴难以来的种种遭遇,不由得把一腔辛酸化为生聚的欣慰。这里,诗人的另一种处境和性格,一个艰难度日、爱怜家小的平民当家人的形象,便生动地显现出来。
“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坚信大唐国家的基础坚实,期望唐肃宗能够中兴。这是贯穿全诗的思想信念和衷心愿望,也是诗人的政治立场和出发点。因此他虽然正视国家战乱、人民伤亡的苦难现实,虽然受到厌弃冷落的待遇,虽然一家老小过着饥寒的生活,但是他并不因此而灰心失望,更不逃避现实,而是坚持大义,顾全大局。他受到形势好转的鼓舞,积极考虑决策的得失,并且语重心长地回顾了事变以后的历史发展,强调指出事变使奸佞荡析,热情赞美忠臣除奸的功绩,表达了人民爱国的意愿,歌颂了唐太宗奠定的国家基业,从而表明了对唐肃宗中兴国家的殷切期望。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诗人的社会理想不过是恢复唐太宗的业绩,对唐玄宗有所美化,对唐肃宗有所不言,然而应当承认,诗人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操是达到时代的高度、站在时代的前列的。
综上可见,这首长篇叙事诗,实则是政治抒情诗,是一位忠心耿耿、忧国忧民的封建士大夫履职的陈情,是一位艰难度日、爱怜家小的平民当家人忧生的感慨,是一位坚持大义、顾全大局的爱国志士仁人述怀的长歌。从艺术上说,它既要通过叙事来抒情达志,又要明确表达思想倾向,因而主要用赋的方法来写,是自然而恰当的。它也确像一篇陈情表,慷慨陈辞,长歌浩叹,然而谨严写实,指点有据。从开头到结尾,对所见所闻,一一道来,指事议论,即景抒情,充分发挥了赋的长处,具体表达了陈情表的内容。但是为了更形象地表达思想感情,也由于有的思想感情不宜直接道破,诗中又灵活地运用了各种比兴方法,即使叙事具有形象,意味深长,不致枯燥;又使语言精炼,结构紧密,避免行文拖沓。例如诗人登上山冈,描写了战士饮马的泉眼,鄜州郊野山水地形势态,以及那突如其来的“猛虎”、“苍崖”,含有感慨和寄托,读者自可意会。又如诗人用观察天象方式概括当时平叛形势,实际上也是一种比兴。天色好转,妖气消散,豁然开朗,是指叛军失败;而阴风飘来则暗示了诗人对回纥军的态度。诸如此类,倘使都用直陈,势必繁复而无诗味,那便和章表没有区别了。因而诗人采用以赋为主、有比有兴的方法,恰可适应于表现这首诗所包括的宏大的历史内容,也显示出诗人在诗歌艺术上的高度才能和浑熟技巧,足以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地用诗歌体裁来写出这样一篇“博大精深、沉郁顿挫”的陈情表。
观灯、放烟火,本属民俗,极热闹,也极俗。以张岱惯常的写山水、叙园林,评书画的清雅之笔,来描绘繁华热闹的烟火之状似乎难以协调。但张岱自有他的写法,这篇《鲁藩烟火》,既表现出烟火的繁丽,又保持了作者一贯的风格I具体点说,就是作者用小品的笔法表现出了盛大热闹的场面。
文章以“鲁藩烟火妙天下”起始,前半部分作者先排比铺张鲁藩张灯结彩盛景,再极写鲁藩的烟云灯海、物我混一的境界;后半部分作者详写施放烟火之火器及火器架,尤以火器的造型设计和喷射过程奇巧绝伦为重点,最后以苏州人似痴似诞的夸张描述结尾。文章精细生动,谐趣横生。
文中写鲁藩烟火之妙,先写灯及灯中景物,再写烟火与烟火中景物,然后写出灯与火的闪烁变幻,令观者扑朔迷离,迷失于烟火之中。这样一层层写来,复盖迭加,同时笔端具有分析性,既表现出鲁藩烟火之妙,又是对这种“妙”的美学削析,使人读之既领略到烟火盛况又明白其中的奥妙。这段文字中句式的使用也很新颖,别致,独具匠心。如第一层写灯,作者为突出灯,将灯由名词作动词用,形成了以“灯’’领头的新鲜句子,“灯其殿、灯其壁、灯其楹柱、灯其屏,灯其座、灯其宫扇伞盖。”这一串灯字句式的运用,使人顿觉满眼皆灯。又如“不知其为王宫内之烟火,亦不知其为烟火内之王宫也”的句子,故意采用重复的句式,而仅颠倒“王宫”“烟火”两个关键词的次序,造成一种恍惚迷离的感觉。这种对字、句的精心安排,与后世桐城派文人呆板严谨的所谓字法,句法大不相同,张岱的如此安排,主要是突出趣味,所以并不使人觉得有斧凿之痕。
以下作者又写烟火施放的场面,这种场面闹而杂,但作者写来却有条不紊,既细致又清晰。更妙的是文末移用一苏州人的话评兖州烟火之盛。文末引用他人的话对所写人物事物进行评价,虽不能说是张岱的首创,但却是他的惯用手法,如在《砎园》中引用二老的话夸砎园胜过蓬莱阆苑;《瑞草溪亭》文末以“穷极秦始皇”一语概括其堂兄燕客的豪奢,等等,皆用此法。张岱使用此法的主要特点有二。一是引用的他人语多带夸张性质,等于在文末对所写事物的评价进一步加倍,二是引用的他人语多属质语、俚语,俗语。张岱对语言的语感和韵味很敏感,他曾讽刺曹臣编辑的《舌华录》将张东谷的一句质语加以文饰为“点金成铁”,他自已对文末的关键之语自然更加讲究。但他的讲究并不是修饰,却是相反,越俚俗、越质朴越好。如文中引用苏州人“此时天上被起火挤住,无空隙处耳”的话,俚俗可笑,土得掉渣,但被张岱妙手拈来放在文末,却是极富趣味和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