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数的春笋生满竹林，不仅封住了柴门还堵住了道路，那些踏着新竹来欣赏竹林的人，来到我这我都怒而不欢迎！
这首诗写出了诗人爱护竹子的心情！
此词通过对古代英雄人物的歌颂，表达了作者渴望像古代英雄人物那样金戈铁马，收复旧山河，为国效力的壮烈情怀，饱含着浓浓的爱国思想，但也流露出作者报国无门的无限感慨，蕴含着对苟且偷安、毫无振作的南宋朝廷的愤懑之情。全词写景、抒情、议论密切结合；融化古人语言入词，活用典故成语；通篇三问三答，层次分明，互相呼应；即景抒情，借古讽今；风格明快，气魄阔大，情调乐观昂扬。
词以一个问句开始，词人写道：“何处望神州。”“神州”指中原地区。“兴亡”指国家兴衰，朝代更替。这里的“神州”是词人心中不忘的中原地区，是他一生都想收复的地方。接着写道：“满眼风光北固楼。” “北固楼”在今镇江市北固山上，下临长江。词人登上北固亭以望神州，看到的却是北固楼的优美风光。然而，那时候却是山河破碎，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对于爱国诗人来说，触景生情，心念家国，哪里有兴致去欣赏美景。
词人接着说： “千古兴亡多少事？”这是一句问话。词人禁不住发问，从古到今，到底有多少国家兴亡大事呢？往事悠悠，是非成败已成陈迹，只有这无楼的江水依旧滚滚东流。“悠悠”形容漫长、久远。这里，叠词的运用，不仅暗示了时间之慢，而且也表现了词人心中无楼的愁思和感慨。接着的“不楼长江滚滚流”句，词人借用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楼长江滚滚来”意境，不但写出了江水奔腾而去的雄壮气势，还把由此而产生的空间感、历史感都形象地表达出来。
接下来，辛弃疾为了把这层意思进一步发挥，不惜以夸张之笔极力渲染孙权不可一世的英姿。他异乎寻常地第三次发问，以提醒人们注意：“天下英雄谁敌手？”作者自问又自答曰：“曹刘”，唯曹操与刘备耳！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曹操曾对刘备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刘备）与操耳。”辛弃疾便借用这段故事，把曹操和刘备请来给孙权当配角，说天下英雄只有曹操、刘备才堪与孙权争胜。曹、刘、孙三人，论智勇才略，孙权未必在曹刘之上。稼轩在《美芹十论》中对孙权的评价也并非称赞有加，然而，在这首词里，词人却把孙权作为三国时代第一流叱咤风云的英雄来颂扬，其所以如此用笔，实借凭吊千古英雄之名，慨叹当今南宋无大智大勇之人执掌乾坤。这种用心，更于篇末见意。 作者在这里极力赞颂孙权的年少有为，突出他的盖世武功，其原因是孙权“坐断东南”，形势与南宋极似，作者这样热情赞颂孙权的不畏强敌，其实是对苟且偷安、毫无振作的南宋朝廷的鞭挞。
据载，曹操曾对刘备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辛弃疾借用此典，意在说明只有像曹操、刘备那样的英雄，才能与孙权一决高低。其实，暗示了只有孙权才是天下第一英雄。词人赞赏孙权，就是要此借凭吊千古英雄之名，感叹如今南宋当下没有像孙权这样的人来扭转乾坤。
于是，词人末句写道：“生子当如孙仲谋。”据有关资料记载，曹操有一次与孙权对垒，见孙权仪表堂堂，气度不凡，于是感叹说：“ 生子当如孙仲谋，若刘景升儿子，豚犬耳。” 意思是说，生儿子应该像孙权一样，而刘景升的儿子就像猪狗一样。我们从词人用这一典故来看，希望南宋有如孙权那样的有志之士。其实，这也暗示了自己就如孙权一样，有奋发图强，收复失地的伟大理想。当然，暗示了自己的对南宋朝廷主和派的愤恨。
曹操所一褒一贬的两种人，形成了极其鲜明、强烈的对照，在南宋摇摇欲坠的政局中，也有着主战与主和两种人。聪明的词人只做正面文章，对刘景升儿子这个反面角色，便不指名道姓以示众了。然而纵然作者不予道破，而又能使人感到不言而喻。因为上述曹操这段话众所周知，虽然辛弃疾只说了前一句赞语，人们马上就会联想起后面那句骂人的话，从而使人意识到辛弃疾的潜台词：可笑当朝主和议的众多王公大臣，都是刘景升儿子之类的猪狗。词人此种别开生面的表现手法，颇类似歇后语的作用。而且在写法上这一句与上两句意脉不断，衔接得很自然。上两句说，天下英雄中只有曹操、刘备配称孙权的对手。连曹操都这样说，生儿子要像孙权这个样。再从“生子当如孙仲谋”这句话的蕴含和思想深度来说，南宋时代人，如此看重孙权，实是那个时代特有的社会心理的反映。因为南宋朝廷实在太萎靡庸碌了，在历史上，孙权能称雄江东于一时，而南宋经过了好几代皇帝，却没有出一个像孙权一样的人。所以，“生子当如孙仲谋”这句话，本是曹操的语言，而由辛弃疾口中说出，却是代表了南宋人民要求奋发图强的时代的呼声。
这首词通篇三问三答，互相呼应，感怆雄壮，意境高远。它与稼轩同时期所作另一首登北固亭词《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相比，一风格明快，一沉郁顿挫，同是怀古伤今，写法大异其趣，而都不失为千古绝唱，亦可见辛弃疾丰富多彩之大手笔也。
李白到永王李璘幕府以后，踌躇满志，以为可以一抒抱负，“奋其智能，愿为辅弼”，成为像谢安那样叱咤风云的人物。在这组诗里，诗人在歌颂永王东巡的同时，也抒发了自己的抱负。
首章发端。言永王奉天子命，建节东巡，义师到处，呈现和平景象。
二章诗人自谓在国家大难当头时，希望像谢安一样从容镇静地破敌除患。这首诗艺术构思非常出色，欲抑故扬，跌宕有致。诗人于前二句极写叛军之多且凶，国灾民难之甚且危，目的却在衬托后二句作者的宏图大略。局势写得越严重，就愈见其高昂的爱国热情和“一扫胡沙净”的雄心；气氛写得越紧张，就愈见其从容镇定地“挽狂澜于既倒”的气魄。这种反衬性的蓄势之笔，增强了诗的力量。
三章写军容威武，声势浩大。军纪严明，有战胜征兆。从武昌至九江，再至三吴，一路东进，势如破竹。
四章想象、或者说希望永王璘进兵金陵，给金陵人民带来温暖和光明。首句言金陵形胜，自古为帝王之地。次句叙事，言永王兵到金陵。三四句，以昭阳殿、鳷鹊楼借指金陵，以春风象征温暖，以明月象征光明。
五章言社稷临危，君臣束手，唯有永王挥师东来。前两句撷取京师陷落后的一是一景，突出表现当时唐王朝所面临的严重局势，表达自己和广大人民对眼前发生的一切痛心疾首，对叛军所作所为的憎恶痛恨。后两句，诗人通过对比手法，抨击在叛军进攻面前，为保存实力，节节败退，听任东都沦于敌手的各路将领，高度赞扬永王远道而来，收复国土的英雄行为。
六章言丹阳地形险要，风景如画。永王军队驻屯长江两岸，一直延伸至海边。这些都是想象或鼓励之辞，实际上李璘的军事势力最东只到丹阳。
七章写永王麾下的威武的水师。上二句言水师广布，下二句言勇士威武。
八章写永王水师以长风破浪之势，动海倾山，如同晋代王濬楼船东下破吴。
九章把永王比成唐太宗，而且超过了秦皇、汉武，比拟得不伦不类，和其他十首也不协调，可能是永王幕府中人所增益，为永王提供了一个有意争夺帝位的罪状。因此前人认为是伪作。
十章写永王奉天子之命，保卫疆土，涉及地域之广。入楚关，扫清江汉，从云梦到金陵。这是夸张之辞。实际李璘的军事势力未到金陵。
末章写诗人希望永王能赋予他军事指挥权，自信自己能像张良、诸葛亮或谢安那样，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使得反叛胡人心悦诚服，听从调遣，彻底肃清叛乱，然后向朝廷作出一个完美的交代。此诗运用浪漫的想象，象征的手法，塑造了盖世英雄式的自我形象。
诗人在组诗中表现出的爱祖国，爱人民的热情和对和平的向往是积极的，是值得肯定的。他对永王璘的政治走向不了解，是客观的，以他的身份和阅历，对此不可能作出正确的判断。组诗第二首及最后一首表现出他想作谢安、诸葛亮那样的儒将，运筹帷幄，从容应敌，决胜千里，是不现实的，甚至是幼稚的。这种思想在他的很多诗篇里都有表现。他一直希望能像范蠡一样功成不居，泛舟五湖；像鲁仲连那样功成不取，意轻千金。这些抱负虽然不可能实现，但却成就了他豪迈的浪漫主义诗风和撼山动地、脍炙人口的诗篇。组诗中某些地方的夸张和想象不符合史实，一则是属于鼓励性质，一则是属于夸张手法，是符合文学创作原则的。
这是一首送别诗，抒写作者与韦仁实兄弟的情谊，写得很有感情。
全诗可分两大部分。前十二句写伤离别。开篇迅即点题，写“送客”。送别时心情凄苦，故饮千杯而面无红色，“何物最伤心”句，唤起下文，载着韦氏兄弟的马匹已经驰去，马络头上的铜环鸣响，最能使送别人伤心。“野色浩无主”以下六句，描写送别地之景物，秋时天高气爽，野色辽阔，无人管领，斯人已去，空留旷野。目断远处，不胜惆怅，顿时使人心碎胆破。此时只有一行行官槐的青树梢簇聚着，伸向西去的官道上。景物描写中饱含着诗人送别时凄苦的心绪和眷恋的情思。“韦郎好兄弟”已经远去，回想起他们文笔精妙，字字如积叠的美玉，很觉惋惜，不能再和他们说诗论文，徒增伤感。
“我在山上舍”以下六句突然运用转笔，转写自己，慨叹自己困守不遇。先写家园土地之贫瘠，次写催租吏之困扰，夜雨中，催租吏的叫骂声和舂稻声交织在一起。“夜雨叫租吏，春（舂）声暗交关”二句刻画出催租吏雨夜上门催逼租税，农家被迫连夜舂米的辛苦景象，勾勒出当时社会现实的一个侧影。最后二句说，有谁能像韦氏兄弟那样经常怜念我忧怆的心情呢？唯有苍翠突兀的南山陪伴着我。用问语收结，给人以悠然不尽的想象空间，更具含蓄美。结尾与开篇遥相呼应，韦氏兄弟与自己交谊深厚，所以离别时倍感伤心。
全诗由饮别到送行，到惜别，到思念，并同自己的困境结合起来，真挚，凄婉，感人。
北宋初期，薛居正编写《五代史》（《旧五代史》），认为王朝的更迭是由于天命所致，欧阳修对此不以为然。他自己动手撰写成了七十四卷的《五代史记》（《新五代史》），以史为鉴，以期引起宋朝统治者的警惕。《新五代史》问世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薛史不再被世人重视。欧阳修发议论喜欢用“呜呼”。《东皋杂志》的作者说：“神宗问荆公（王安石）‘曾看五代史否?’公对曰‘臣不曾仔细看，但见每篇首必曰呜呼，则事事皆可叹也。’余为公真不曾仔细看；若仔细看，必以呜呼为是。”这正说明了欧阳修编写这部史书的用意。
这篇序文与其说是写伶官，不如说是写庄宗。李存勖是一位英武果断之人，打仗时勇谋兼备。作者写他由盛转衰，教训十分深刻，十分惨烈。作者先从王朝更迭的原因写起，落笔有力，足警世人。这正是陆机在《文赋》中讲的“立片言以居要”。应该说，欧阳修的历史观比薛居正深刻，他认识到了“人事”的重要性。然后，作者回顾历史，概述了庄宗临危受命的情景。这段描述，言简意赅。随后，作者用对比的手法描述了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这是文章的重点。“方其……可谓壮哉！”极言庄宗志得意满，又为下文张本。“及仇雠已灭……何其衰也”，犹如从万丈高空跌落下来，与先前形成强烈反差。这样的对比给读者的印象极为深刻。作者的目的并不在于描述景象，而是总结历史教训。开头的“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虽然否定了天命之说，但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观点。当描述完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后，作者开始总结历史教训了。他先引用古书上的话，意在告诉读者，这个道理古人已经知道，庄宗没有记住前贤的话。然后作者道出自己的体会：“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读者至此，会很自然地想起另一位先哲的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看来，贤明之人都有些相同的见解。
从庄宗的盛衰史中，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敌人往往是自己生存的必要条件。有敌人是坏事，但也是好事，因为他能使你警钟长鸣。庄宗之所以“壮哉”，就是因为敌人存在，激励他发愤努力，完成先王未竟的事业，告慰先王在天之灵。当敌人被消灭后，天下平定，庄宗就失去了警戒之心，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从此便沉溺于声色之中，在“逸豫”中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国家。像庄宗这样的人，他的敌人被消灭，也就预示着他自己开始走下坡路。
欧阳修在文章最后写道：“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庄宗不是一朝而蹈死地的，他也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他最后死在自己宠幸的伶人手里。这个现象启示我们，打倒自己的，往往是自己身边的一些人和事，或者就是自己。这些因素由小积大，由少积多，最后来个总爆发。这就启示我们，要防微杜渐，发现不良的苗头，立即改正，如此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欧阳修的这句话，其实是写给北宋最高统治者看的。北宋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政权，正是因为不能自强，所以最后也落得个“身死国灭”。历史就是这样无情，也是这样惊人地相似。
沈德潜评论本文：“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此言达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