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的主旨，历来有两种相反意见。《毛诗序》云：“《鳲鸠》，刺不一也。在位无君子，用心之不一也。”朱熹《诗集传》则云：“诗人美君子之用心平均专一。”方玉润《诗经原始》对于上二说基本同意朱熹说，而亦不废《诗序》说之一端，取调和态势。方氏云：“诗中纯美无刺意”，“诗词宽博纯厚，有至德感人气象。外虽表其仪容，内实美其心德”，“回环讽咏，非开国贤君未足当此。”又云：“后人因曹君失德而追怀其先公之德之纯以刺之。”第四章眉评亦云：“全诗皆美，唯末句含讽刺意。”忽而“美”，忽而“刺”，自相矛盾，很难自圆其说。此诗从字面传达的信息来看，确实是颂扬“淑人君子”而无刺意。但文学作品由于欣赏理解角度不同，若说此诗反面文章正面做，那当然也可备一说。
诗四章，都以鳲鸠及其子起兴，实包含两层意思。一是鳲鸠即布谷鸟，该鸟仁慈，“布谷处处催春耕”，裨益人间。又喂养众多小鸟，无偏无私，平均如一。《诗集传》谓：“（布谷鸟）饲子朝从上下，暮从下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鳲鸠氏，司空也。”杜预注：“鳲鸠平均，故为司空，平水土。”二是“鳲鸠在桑”，始终如一，操守不变，正以兴下文“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不忒”的美德，与那些小鸟忽而在梅树，忽而在酸枣树，忽而在各种树上的游移不定形成鲜明对照。小鸟尚未成熟，故行动尚无一定之规。因此，各章的起兴既切题旨又含义深长。
各章起兴之后，即转入对“淑人君子”的颂扬。首章就仪表而言，“如一”谓始终如一地威仪棣棣，包括庄重、整饬等，而不是指老是同一单调服饰。关于这一点，《诗集传》引“陈氏曰”解说得很好：“君子动容貌斯远暴慢，正颜色斯近信，出辞气斯远鄙倍。其见于威仪动作之间者，有常度矣。”仪表从表面看仅是人的外包装，其实质则是人的心灵世界的外露，由表及里，首章也赞美了“淑人君子”充实坚贞稳如磐石的内心世界。次章举“仪”之一端，丝带、缀满五彩珠玉的皮帽，将“仪”之美具体化、形象化，让人举一反三，想像出“淑人君子”的华贵风采。
如果说一、二章是颂“仪”之体，则三、四章是颂“仪”之用，即内修外美的“淑人君子”对于安邦治国佑民睦邻的重要作用。三章的“其仪不忒”句起到承上启下的转折作用，文情可谓细密。四章的末句“胡不万年”，则将整篇的颂扬推至巅峰，意谓：这样贤明的君王，怎不祝他万寿无疆？对于一个暴君昏主，人们是不会如此祝釐的。因此《诗集传》谓此句为“愿其寿考之词也”，其实不错，反观方玉润谓此句“含讽刺意”，似乎有点牵强。
诗人黄昏时分行走在街上，忽然听到路边有人在卖唱，声音纡徐婉转，可是诗人从中品出了某种不平的感慨。于是他停下来打量了一下歌者，只见他面黄肌瘦，在这日暮时分还不得不忍着饥饿高歌，以求行人布施。诗写得音调和谐，起句以问句形式，为下句作铺垫，次句自答，补足题目，写出歌者的心声。三、四句使用流水对，进一步阐述歌者的歌声中何以有不平的音符，从对音乐的感受转移到直接的描述，通过“日晏”、“忍饥”、“强作”三个词，把歌者内心的惨痛与生活的艰难完全表现出来，诗又以“可怜”二字领句，表明自己同情的立场。
范成大晚年退职家居后，写了很多描写下层百姓痛苦的诗歌，诗风朴实自然，带有乐府民歌的特性，同时往往学民歌用双关、谐音词等手法，使诗活泼生动。如此诗末句，用《诗经》典故，一方面切合歌者身份，回照他歌声的美妙；另一方面又暗喻他处境困难，渴望人们同情与施舍。
关心民瘼的人一般都很富有同情心，范成大就很富有同情心，苦难人的悲声常常使他产生感伤。像这首诗写到听人卖唱一样，他有次在寒冷的夜晚，听到门外有人喊叫卖卜，他就满怀伤悲地写下这么一首诗：“静夜家家闭户眠，满城风雨骤寒天。号呼卖卜谁家子？想歉明朝籴米钱。”（《夜坐有感》）又有一次，他听到卖菜人在大雪天吆喝卖菜，他便作诗说：“饭箩驱出敢偷闲？雪胫冰须惯忍寒。岂是不能扃户坐？忍寒犹可忍饥难。”（《雪中闻墙外鬻鱼菜者求售之声甚苦有感》）这三首诗，写的都是在饥寒交迫中挣扎的苦命人，诗的句法与结构也很接近，合在一起，可全面地理解范成大诗作的内容与思想状况。
此词的起二句，写淮上饮别后的情景。秦观厚意拳拳，自高邮相送，溯运河而上，经宝应至山阳，止于淮上，途程二百余里。临流帐饮，惜别依依。词人归卧船中，只听到淮水波声，如拍枕畔，不知不觉又天亮了。着一“晓”字，已暗示一夜睡得不宁贴。“隙月”，指船篷罅隙中所见之月。据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载，苏轼于冬至日抵山阳，十二月一日抵泗州。与秦观别时当在十一月底，所见之月是天亮前从东方升起不久的残月，故“窥人小”三字便形容真切。“无情汴水自东流，只载一船离恨向西州”，二语为集中名句。汴水一支自开封向东南流，经应天府（北宋之南京，今河南商丘）、宿州，于泗州入淮。苏轼此行，先由淮上抵泗州，然后溯汴水西行入应天府。流水无情，随着故人东去，而自己却载满一船离愁别恨，独向西行。“无情流水多情客”（《泛金船》），类似的意思，苏词中也有，而此词之佳，全“载一船离恨”一语。以水喻愁，前人多有，苏轼是词，则把愁恨物质化了，可以载船中，逆流而去。这个妙喻被后人竞相摹拟。李清照《武陵春》词：“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声名竟出苏词之上。
“西州”，龙榆生《东坡乐府笺》引傅注以为扬州，其实词中只是泛指西边的州郡，即东坡此行的目的地。
过片二句，追忆当年两人同游的情景。公元1079年（元丰二年），东坡自徐州徙知湖州，与秦观偕行，过无锡，游惠山，唱和甚乐；复会于松江，至吴兴，泊西观音院，遍游诸寺。词云“竹溪花浦曾同醉”，当指此时情事。“酒味”，指当日的欢聚；“泪”，谓别后的悲辛。是年端午后，秦观别东坡，赴会稽。七月，东坡因乌台诗案下诏狱，秦观闻讯，急渡江至吴兴询问消息。以后几年间，苏轼居黄州贬所，与秦观不复相见。“酒味多于泪”，当有感而发。末两句故作反语，足见真情。“风鉴”，指以风貌品评人物。吴处厚《青箱杂记》卷四：“风鉴一事，乃昔贤甄识人物拔擢贤才之所急。”东坡对秦观的赏拔，可谓不遗余力。公元1074年（熙宁七年），东坡得读秦观诗词，大为惊叹，遂结神交。三年后两人相见，过从甚欢。后屡次向王安石推荐秦观。可见文人高士之友谊实非常人可比。
此诗的写作背景，据《毛诗序》所说，有一个动人的故事。《毛诗序》云：“《二子乘舟》，思伋、寿也。卫宣公之二子，争相为死，国人伤而思之，作是诗也。”毛传云：“宣公为伋取于齐女而美，公夺之，生寿及朔。朔与其母诉伋于公，公令伋使齐，使贼先待于隘而杀之。寿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寿窃其节而先往，贼杀之。伋至，曰：‘君命杀我，寿有何罪？’又杀之。”刘向《新序·节士》则说寿知其母阴谋，遂与伋同舟，使舟人不得杀伋，“方乘舟时，伋傅母恐其死也，闵而作诗”。现代学者有认同“闵伋、寿”之说者，但持不同意见者亦多。闻一多先生猜测它“似母念子之词”（《风诗类钞》），也有学者断为一位父亲送别“二子”之作，均相近似。倘若要将它视为妻子送夫、朋友送人的诗，恐怕也无错处。总之坐实诗的本事，似乎比较牵强，还是将此篇视为一首送别诗比较合适。
这一次动情的送别，发生在河边。
“二子乘舟，泛泛其景。”两句点出送别地点发生在河边。两位年轻人拜别了亲友登上小船，在浩渺的河上飘飘远去，只留下一个零星小点，画面由近而远。“泛泛”二字形象地描绘出波光粼粼的场景。
“愿言思子，中心养养！”送行的一行人在岸边伫立，久久不肯离去。骋目远望，悠悠无限思念之情。此处直抒送行者的留恋牵挂之情，更将送别的匆忙和难分难舍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子乘舟，泛泛其逝。”两位年轻人所乘之舟，早已在蓝天之下、长河之中逐渐远去，送行者却还痴痴站在河岸上远望。
“愿言思子，不瑕有害！”这两句，是用祈祷的方式，传达情感上的递进和转折，恐怕只有亲人、朋友、爱人才会真正如此设身处地地惦念。在这割舍不断的牵念中，很自然地浮起忧思和对未来的担忧。
同是一首送别诗，《邶风·二子乘舟》写得远比《邶风·燕燕》单纯。全诗无一句比兴，诗中的意象，只有“二子”和一再重现和消逝的小舟。情感的抒泻，也没有《燕燕》那种“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的细节表现。但它的内涵却极为丰富：因为画面只有飘飘远逝的二子、船影，其余全为空白，便为读者的联想，留下了更多的空间；因为背景全无，甚至也不知道送行者究竟为谁，其表现的情感便突破了特定限制，而适合于“母子”、“男女”、“友朋”，成为一种具有极大涵盖面的“人间之情”。它之能够激发各种身份的读者之共鸣，而与诗人一起唏嘘、一起牵挂，甚至一起暗暗祈告，也就毫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