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借景抒怀之作，写得别具一格。
诗人坐在窗前，欣赏着雪花飘入庭户，雪花把窗外的竿竿青竹变成了洁白的琼枝，整个世界都变得明亮了。于是诗人想到此时如果登上高楼观赏野景，那野外一切崎岖（qíqū）难走的道路都将被大雪覆盖，展现在眼前的将是坦荡无边的洁白世界。
高楼四望，一片洁白，诗人希望白雪能掩盖住世上一切丑恶，让世界变得与雪一样洁白美好。结尾一句，道出了作者胸中的感慨与不平。
杭州西湖的旖旎风光，给文人骚客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灵感和情思。歌咏西湖的散曲作品，也如同湖山美景那样争奇斗妍，各具风致。这首《醉中天》，是其中不落常套的一首。
起首四句，剪裁出四幅不同的画面。第一句，远眺。相思树即连理树，原指异根而同枝相通；西湖岸上花卉林木互相依偎簇拥，交柯接叶，远远望去便会产生连理的感觉。第二句，近观。“折枝”是花卉画中突出局部主体，而稍取旁景衬托的剪裁性的特写，作者为各色禽鸟所吸引，伫神凝望，连同近旁枝叶的背景，不正是一幅幅绝好的折枝图吗。第三句，湖中。“双双比目鱼”，当然不是《尔雅》所说的那种唯生一目、“不比不行”的缣鲽，不过是因为游鱼成群，圉圉洋洋，所以看上去都好像是结伴成对的了。何况观鱼最容易引起像庄子于濠上产生的那种物我一体、移情游鳞的感受，而西湖的澄澈明丽，亦自在句意之中。第四句，岸上。曲中用“鸳鸯户”三字，造语新警。它既形容出湖岸鳞次栉比的人家，又会使人联想起门户内男欢女悦、熙熙陶陶的情景。这四句固是状写西湖花木之繁、鱼鸟之众、人烟之稠，然而由于用上“相思”、“比目”、“鸳鸯”等字样，便平添了热烈、欢乐和美好的气氛。四幅画面交叠在一起，本身还是静态的，而下承“一步步金厢翠铺”一句，就化静为动了。“金厢”即以金镶嵌，有富贵气象，而“翠铺”又不无清秀的色彩。这一切，自然而然引出了“世间好处”的考语，用今时的话语来说，这正是“人间天堂”的意思。
铺叙自此，用笔已满，作者突然一折，接上了一句“典卖西湖”的冷隽语，还特地附上了小注。细细思味，令人叫绝。从注释三所引的原注来看，台、谏分掌弹劾和规谏，所谓有“言责”；省、院制法令、行政务，所谓有“官守”；均属于“轩冕”一流。典也好，卖也好，平民百姓不会沾染，“轻视轩冕”是理所当然的。这句话从原注理解，便是说：西湖风光如此美好，可不要糊里糊涂，去争当什么台谏省院的高官啊。当了官便不自由，不能流连山水，“无往不可”。这是避名利、乐山水的一层意思。另一方面，作者引用的是“宋谚”，宋社已屋，对宋而言，最终结果不啻是“典卖了西湖”。“休没寻思”这一句，也多少隐含着对前朝误国君臣的嘲弄，隐含着一点兴亡盛衰之感。双关之意，是颇为巧妙的。
《隆中对》就是写刘备前去拜访诸葛亮，请诸葛亮出山为他出谋划策。文章通过隆中对策，给读者塑造了诸葛亮这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形象。他善于审时度势，观察分析形势，善于透过现状，掌握全局，并能高瞻远瞩，推知未来。作者对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是逐步深入地完成的。
文章开头写他“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就颇耐寻味。“躬耕陇亩”，并不是简单地写他亲自耕作，而是着重说明他隐居于田野。于此读者可以想到，一个负有卓越才识的人而隐居不仕，必有重重忧事在心。而“好为《梁父吟》”，就正含蓄地揭示了这个问题。《梁父吟》，是古歌曲，是一首流传在齐鲁之间的感慨时事，忧伤战乱的歌曲。诸葛亮吟诵这首歌曲，在于借古抒怀，以表达他感伤乱世的思想感情和对军阀混战的不满。作者用一“好”字，说明他并非偶尔一吟，可见其感慨之深。“身长八尺”，是外貌描写。但从这堂堂仪表的外貌描写里，不仅为了显示人物的魁伟英俊，而且也在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所以作者接着写他“每自比于管仲、乐毅”，这就更看出他不同于芸芸众生。管仲，是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霸业的显赫一时的豪杰。乐毅，是战国时期燕昭王的国相，曾率五国之师伐齐，拿下齐国七十余城，迫使齐王狼狈出奔的英雄。诸葛亮“自比于”他们，说明他和他们一样胸怀大志，决非庸人一流。对诸葛亮的自许，客观上也有不同的反响，对此作者也着意作了交代。“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这里说的“时人”，自然是指当时社会上的一般人。他们“莫之许”，并不说明他才能低下，平生无大志，恰恰说明他深沉的性格特征，说明他不是那种夸夸其谈，锋芒毕露的人，而是一个声闻不彰，谨慎从事的人。因而不被“时人”真切了解，那是很自然的事。至于了解他的，与他“友善”的崔州平和徐庶，则完全承认诸葛亮的自许是符合实际的，决非妄自尊大。接着写徐庶向刘备推荐他，更见出他的神采非凡。徐庶说：“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他用“卧龙”一语，对诸葛亮作了崇高而又形象的评价。在封建时代，“龙”是被神化了的四灵之长，用“龙”来比喻诸葛亮，在当时可算是最高不过的评价了。然而又用一个“卧”字，说明他虽有卓绝的才干，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这又与文章的首句“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作了有机地呼应。“思贤若渴”的刘备听得有这样一个“卧龙”式的人物，自然是求之心切了。于是便脱口说出“与君俱来”。可是他并不了解诸葛亮决不奉迎以求闻达的为人，所以徐庶接着说：“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这不仅把诸葛亮那种决不屈身俯就的品质和至高无上的尊严写了出来，而且也为刘备屈身亲往隆中求见诸葛亮作了铺垫，制造了气氛。刘备屈驾求见诸葛亮，“凡三往，乃见。”这既是对刘备是否真诚求贤下士的观察和考验，同时也是对诸葛亮自许甚高，决不轻易结交出仕的再次揭示。刘备“凡三往”求见诸葛亮，这就完全可以证明刘备的求贤下士是出自真心诚意，诸葛亮这才同他相见。刘备“三往”，旨在讨计问策，以成就大业。问策之前，刘备先“屏”去左右人等，这就进一步说明，他们虽然只是初次相见，但决非一般的往来酬酢，弄得如此机密，想必有大事相商。事实也正是这样。刘备“屏”去左右之后，首先从“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的天下政治形势说起，表露他对汉室江山倾颓，皇帝遭到挟持的深切忧伤，以及对奸臣（主要指曹操）窃取政柄的强烈不满。接着又以十分谦逊的口吻和坚定的态度述说了自己“兴汉除奸”，“欲信大义于天下”的平生抱负。最后诚挚恳切地提出咨询，向诸葛亮求教，从而引出诸葛亮的对策。诸葛亮对策，是本文的重点，也是集中刻画诸葛亮这个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形象的重点。
诸葛亮在对策中，为刘备成就蜀汉大业规划了一条明确而又完整的内政、外交政策和军事路线，相当周详地描绘出了一个魏、蜀、吴鼎足三分之势的蓝图。这个蓝图，是建立在对现实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刘备后来就是基本上按照这个政治方案建立了蜀汉政权，形成了天下三分的政治局面。
从写作上看，本文的层次极为清晰，结构十分谨严。作者自始至终围绕着诸葛亮对策这个中心思想，围绕着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进行叙写议论。作者先写“隆中对”前，次写“隆中对”时，后写“隆中对”后，结构布局一目了然。写“隆中对”前，采用了正面叙述的方法，写出了人物的生活、思想、交游及其社会声誉，这就粗略地勾勒出了诸葛亮其人的与众不同。继而又从侧面加以叙写，通过徐庶的荐举和刘备的屈驾“三往”，进而衬托出诸葛亮的才质非凡。这就为诸葛亮对策作了铺垫，制造了气氛。先有刘备之请，而后有诸葛亮之对，自然是顺理成章。如果说隆中对前，是通过作者的叙述和他人的反响来突出诸葛亮的高明的话，那么隆中对时，则是让人物自己登场现身说法，进行具体论述，从而更雄辩地展示人物的高明。基于诸葛亮对天下形势深刻观察和科学分析，把自己的对策作了有条不紊地论述。如前所述，他先论“不可争”与“不可图”，次论“可争”与“可图”，最后写“争”与“图”的具体步骤和规划，沿着事物本身发展的规律，由近及远，层层递进地阐述了自己的见解，这样写来，既精辟地论述了当前形势，又推断了将来的发展趋势。在论及建立根据地时，什么地方适宜，什么地方不适宜；什么地方先“图”，什么地方后“图”，谈得一清二楚。在论及统一大业时，先谈对内、对外等多方面的准备，后谈如何进攻，思路也十分清晰。而文中所写隆中对后的反响，不论是对人物形象的刻画，还是从文章的结构来看，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本文语言的概括精练，也达到了相当完美的高度。诸如写“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仅仅用22个字，就把诸葛亮的生活状况、思想状貌、体躯外貌以及生平抱负勾画出来。再如诸葛亮对策后写刘备的反响，只用一个“善”字，就把刘备对诸葛亮的高度评价和他此时此刻的心境写了出来。而当关、张“不悦”时，刘备仅用“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这个通俗易懂的比喻，生动形象地道尽了他们之间不可分割的亲密关系。而其中似尽未尽的深刻内容，留待读者去寻思玩味。再就全文来看，篇幅也极为有限，然而却能把对策及其前前后后写得那么广阔，分析得那么透辟，论述得那么周详，也是难能可贵的。足见本文言简而意赅，文省而深刻的特色。《三国志》被时人誉为“善叙事，有良史之才”，于此可见一斑。
从南朝起，开始欣赏奇石，出现了以孤石为题材的咏物诗。刘宋鲍照、梁代朱超，陈代释惠标，都作有《咏孤石》诗，而写形传神，着墨孤傲雄姿的，要数此诗为冠。这首诗紧扣一个孤字，用多种手法，从多层侧面来突现孤石的孤高、孤坚、孤丽、孤秀的形态特征，蕴含着诗人孤傲于世的情怀、高洁于俗的美德。
“迥石直生空，平湖四望通。”开篇把孤石放到一定的空间环境中来作总体描写；没有一定的空间环境，那孤石的“孤”就表现不出来。这里取远距离的视点，摄下了孤石及其整个背景的总体形象。开阔的平湖，浩浩渺渺，无边无垠。远望那孤石，像具有人的灵性那样从湖中生长起来，径直凌空，四面八方地瞭望整个湖面，没有任何遮拦和阻隔。这就以开阔的平湖作为背景，衬托和铺垫了湖中之石的孤高独拔，突兀凌空。孤石的这一整体形象，与人们的某种精神境界是相通的，它显示着诗人的某种情愫，而诗人又把自己的感情投射到它的身上，主客观相互交融的结果，就形成了形神兼备的诗歌意象，再不是自然界纯客观的“孤石”了。
“岩根恒洒浪，树杪镇摇风。”第三、四句具体描写孤石的底部常有湖水拍打，浪花飞溅，其顶端长着树，树梢伸向空中，长久不断地承受着天风的吹拂。岩根，指岩石的底部；恒，常。镇，通“整”，如镇日，即整天；亦谓长久，褚亮《咏花烛》：“莫言春稍晚，自有镇花开。”孤石的上下左右，不是没有风，没有浪，诗人用一个“恒”字、一个“镇”（整）字，写出风吹浪打，四时不息，但孤石并没有随风摇摆，逐浪奔流，相反，则是“不管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这就是诗人所看重、所歌咏的崇高品格。
“偃流还渍恒，浸霞更上红。”第五、六句从另一个侧面，具体描写孤石倒映在湖水之中，投射出清晰的恒子，像是自身浸染在水中一般，而它的形体沐浴在霞光之中，更象是被浸上了一层红色。偃流，倒映在湖水之中；渍，浸染；浸，浸泡，沐浴；上，染上；还，更，皆同又，表示连接和递进的副词。这里写孤石在霞光水色中怡然自得，借湖水而成恒，取红霞以着彩，孤石像是取得了人的灵性，获得了人在自然中的主体地位和主体精神，不为外界自然所劳形、役使，而能驾驭自然、利用自然，使自然环境为我所驱遣，随我所怡悦。这就以孤石的美丽形象，展示了诗人的主观情操。
诗人没有停留存外部形态的描写，而能更深一层的揭示孤石内在的精神美德。“独拔群峰外，孤秀白云中。”孤石可贵的美德就在于，它独立挺拔在群峰之外，不与争奇；独自于秀洁于白云之中，永保高洁。最后两句写形绘神，画龙点睛，透视了全诗咏物抒怀的思想主题。诗人明写孤石高洁的美德，暗写人的与世无争、出俗保真的纯洁情怀。诗人是南朝陈代僧人，虽然生平史书无载，而从他对孤石的激情赞美中，不难窥见这孤石的美德正是这位法师心灵的写照。
这首诗大处落笔，宏观构象，孤石的总体特征鲜明夺目；气势雄浑，诗境深远，读之既有形态美的享受，又有神情美的启迪。这在六朝咏物诗中，而且出于一个来华求法的高丽法师之手，确为难得的佳作。
《鱼藻》，《诗经·小雅·鱼藻之什》的一篇。为先秦时代华夏族诗歌。全诗三章，每章四句。这首诗赞颂武岂饮酒的平和安乐，有颂古讽今之意。《毛诗序》以为“刺幽岂也。言万物失其性，岂居镐京，将不能以自乐，故君子思古之武岂焉”，显然是以用为意，于诗本文无稽。
诵读诗文，朴实中寓新奇，无论是语言技巧还是结构方式甚或是总体风格都与民谣相近，陈子展以为“全篇以问答为之，自问自答，口讲指画，颇似民谣风格”（《诗经直解》），可谓贴切之论。以此反观诗原文，那种根植于民间的新鲜活泼和摇曳多姿的诗风在雅诗中独显风韵。
全诗共分三章，每章四句。每章前两句以“鱼在在藻”起兴，出语奇崛。一句四字而“在”字两见，颇具特点，对它的理解是正确诠释全诗的关键。若以冬烘之论视之，以为是凑足音节之举，不但在用法上显得笨拙，而且不合《诗经》语体。吴闿生《诗义会通》将“鱼在在藻”释为“鱼何在，在乎藻”，这样两个“在”字实为自问自答，全诗节奏以此为基调，欢快跳跃，收放有致。
三章中每章第二句对鱼的形态描写，酷似现代电影中的特写镜头，“依于其蒲”则是鱼在藻中摇头摆尾，得其所需的全景式展示。三章并提，由特写至全景，构成了一组极具情节性和象征意味的鱼藻情趣图。而诗的每章后两句则是写岂，“岂在在镐”、“饮酒乐岂”，形式上只是语序颠倒，实则暗含活动顺序和因果。春秋时代，酒是富足后的奢侈品，因而也是欢乐的象征。若无“岂乐”的心绪则不会去“饮酒”。而在酒过三巡之后，那欢乐的气氛在酒香弥漫中显得更为浓烈。宴饮之景、欢乐之情跃然纸上。第三章的“有那其居”既是对大岂居所的无限赞叹，也是对前两章因果关系上的照应。从视觉效果上看，也正是点和面、局部和全景的关系，与观鱼的空间转换一致，这样整首诗比兴和铺排和谐无间，浑然一体。
通观全诗，“鱼”和“岂”，“藻”和“镐”在意象和结构上严格对应，起兴之意昭然。但若止于此，则了无新意。先贤以为此诗“以在藻依蒲为鱼之得所，兴武岂之时民亦得所”（郑笺）。虽然武岂之说无以确证，但此说为读者揭示了鱼藻的另一层映射关系。诗人歌咏鱼得其所之乐，实则借喻百姓安居乐业的和谐气氛。正是有了这一层借喻关系，全诗在欢快热烈的语言中充分展现了君民同乐的主题。因此，从形式和内容结合的完美程度来考察，这首诗在雅诗中是较优秀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