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列子》二书中都记有这样两个有趣而发人深省的故事。一说，列御寇为伯昬（昏的异体字）无人射，列子技艺精湛，手平如砥，甚至能放一杯水在肘上，箭方去而未至靶，杯水又重新落到肘上。然而伯昬无人说“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于是他“登高山，履危石，临百仞之渊，背逡巡，足二分垂于外”，列子惊怖，伏地汗流至踵。伯昬无人就说：“那些与天道同一的至人，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现在你害怕得直瞬眼睛，可见你内心未明自然之理，不够充实啊。”另一则故事说孔子观乎吕梁，悬瀑三十仞，流沫三十里，连鼋黾鱼鼈之属都不敢过，然而却有一个男子在其中戏水，孔子以为他想自杀，命弟子去岸边救他，那人却上了岸，披发而歌，游于塘下。孔子问他：“游泳有“道”没有？”那人回答：“并无所谓道。只因从小生长于水边，所以能安于水。唯因顺从水之道而无我见存在，所以下水就能不知其然而然，与水化为一体。”这两个故事，曾被历代诗人无数次地运用过，但是却很少见有人能像谢灵运《富春渚》诗这样，用得如此灵活而贴切。
别过了始宁故宅，灵运又浮舟西南行，进入桐庐富阳县境的富春江。富春江有两个特色，一是清，二是险。梁吴均《与宋元思书》曾状其景：“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正写出了这两方面的特色。山水是自然形态的东西，而以之入诗文，则不可避免地染上作者的主观色调。既清且险的富春山水，在卓荦不羁的吴均眼中合成了自由竞荣，勃勃生气的清奇，所谓“奇山异水，天下独绝”。在游子羁旅的孟浩然笔下则是“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一片清怨；然而在刚为险恶的政治风浪抛掷出来，恃才傲物，一肚子不合时宜的谢客眼中，则是另一番景象。
夜中，诗人渡过了富春东三十里的渔潭浦，清晨舟抵富阳城外。六七十里外的定山、赤亭山是富春名胜，但诗人并不往游，只是向峰顶那缅渺的云雾远远一望，又匆匆驶去。起四句连下“宵济”，“旦及”、“无淹薄”三字，可见富春秀色，此时对意兴索寞的诗人来说并引不起多大兴趣，而远山上那萦青际白的云雾，似乎正象征着他不绝无尽的愁绪。忽然水势突变，逆流而上，惊浪急湍撞击着去舟；而崖岸曲折，参差凹凸，更处处阻遏着行程。这景象真是惊心动魄，诗人自己也不知如何飘过了这一段险泷，不禁深自庆幸：尽管自己并没有伯昬无人那种履险若夷的定力，却竟然如吕梁男子般惊险地闯过了这难关。待得惊魂稍停，他倒是悟出了一条至理。《易·习卦》：“水洊至习坎”，《艮卦》又说“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艮其止，止其所止”。意思是，虽有重险悬绝，而水仍相继而至，这是因为水性已习惯了山坎的缘故。艮即止义，两山相重，正象征着止息之义，君子当因此而引起思索，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不要越过了自己的本位。《易》象正揭示了刚才经历凶险一举的内在含义。如果自己真能像伯昬无人与吕梁丈夫一样，内心元气充实，与自然合一，完全忘掉物我、利害、险夷之间的差别，顺乎自然之理，使行动与之不期而合，那么虽然多历风险，也可达到履险若常的境地。推而广之，生活亦正同于行舟，也当顺应自然之理，那么对不久前经历的仕途风波正不必如此耿耿于怀，怨天尤人。自己平生之志本在幽栖养生，二纪之前只因意志薄弱而出山，从此就困顿于世俗之事。希求为入仕干禄已过久了，直至今天总算有了机会实现对友朋许下的远游轻举的诺言。想到这里，诗人感到蛰伏已久为世事蒙蔽的宿愿渐渐得到了舒展生发，顿时眼前的万事就如枯叶朽枝般零落不足道了。思念及此，诗人感到胸怀开张，心地光明，就如庄子所说的神明虚空无所怀的神人一样，忘掉了自身存在而任物推移。从此就只要如那蛰伏以存身的龙蛇，以屈而求伸的尺蠖那样与世委蛇，善养天年就是了。
经过了富春渚后，谢客其实没有真能如诗中所说那样达到超人的境界。甚至就在浮江之际，他恐怕也未曾真正获得心理上的平衡。诗中所言，充其量，也只是即景生想，从理念的观照中得到一种感情的宣泄，这在谢诗其他各篇中不难看到。然而就作诗时一刹那间的感触而言，他却确实达到了情景理的圆融无碍。
全诗实分三个层次，前六句纪行写景；“平生”以下的最后八句是对自身人生道路的检讨与悟参。二者之间本不相涉，但却因中间四句的四个典故而连成了一体，这四个典，尤其是前面《庄》《列》二典用得十分巧妙。舟行富春山水际，而伯昬一典为山、吕梁一典为水，联想十分自然，且同用《庄》《列》更十分工致。山，水之典甚多，不用其它，而偏用这两个，则是因它们既在形象上深切富春山水的凶险，又暗蕴所以能履险若夷的理念。这个理念在诗中是用“亮乏”、“险过”的形式反说的，更切当时诗人的实感。由反到正，则再接用《易经》中一水一山两典，从而顺理顺章地引出了以下对生活历程的检讨。诗歌用典，从诗骚起即有，建安以后更渐成风气，但是用得典雅、精严，炉锤工致，成为作诗一大法门，却不能不说自大谢始，当然由此也带来了谢诗有时稍嫌晦涩之病。得失二方面在此诗中都反映得甚典型。这又是陶、谢诗风的一大区别。
此曲寄寓了作者因离人远去而产生的怅惘伤感之情。先实写送别时所见到的情景，以抒发自己因离别而产生的伤感之情；后转向虚写，从眼前联想到往后，表明思念绵长不绝。全曲采用了寓情于景的表现手法，将抽象的愁思寓于具体的景物之中，精心勾画了一幅冷落孤寂的图画，极力渲染凄凉孤独的气氛，充分体现了作者内心的愁情。
此曲开首两句，既是交待时间与事由，同时也暗含着送别时产生的伤感之情。秋气清疏，易生悲凉，偏偏赶上在这时候送行，行人和送行人的惆怅是可想而知的。宋代柳永有句道：“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雨霖铃·寒蝉凄切》）吴文英有句道：“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唐多令·何处合成愁》）都写到了秋令对离人的影响，何况这场分离来临得那么突然。一个“乍”字，给人留下了惊心的感觉。这两句为全曲定下了感伤的基调。
离人远去，送行人还留在江岸边不忍走开，凝视着前方出神。“顺长江”一句是景语，又是情语，意味深长。顺流东下的江水与行舟是同一方向，说明送行人一直在眺望那船影消失的远方；水流残月，一派凄清，那月亮也“残”而不能团圆，恰可作为这番别离的象征；江水不停东流，残月却驻留原处，这又衬示出去者远去、留者伫立的离情别意。更主要的是，水、月都曾是送别现场的见证，正是这长江水载走了行舟，而让残破的月影替代了它的位置。作者眼前只见残月，不见人影，离愁别恨便油然而生。
此时只剩下作者自己孤身一人，孑然独立江头，便增添了离情的凄凉与孤独。触景生情，作者眼前自然而然地浮现出当时“悠悠画船东去也”的一幕。将分手情形置于回想中补叙出现，是绝妙的构思，它再度回应了“人乍别”的不堪正视。点明“画船”，上船的当是名女子，按元曲的表现习惯，这场“乍别”发生于男女之间。而“悠悠”二字，又显示了相思的缠绵情味。
前面都是实写，通过所见到的情景来抒发自己因离别而产生的伤感之情，而最后一句，作者将笔锋一转，由实写转向虚写。“这思量起头儿一夜”，这离愁别恨，才只是刚开了个头，想到此，心中的怅惘感伤之情就愈觉不堪忍受。这里不具体描述此时思念的况味，只用“起头儿一夜”五字，既回应了“人乍别”“水流残月”，又包含着对往后日子的联想，以“第一夜”来推想和概括今后无数个日日夜夜的离情别绪，刻骨相思的滋味，不言自明。这最后一句，既是对全曲的一笔总结，又把离愁别恨推向绵绵不绝的将来。故由此结束，简洁有力，意味无穷。元曲善以巧笔呈柔婉的思致，于此可见一斑。
上片主要写景，随着时间的推移，依次写出傍晚带雨的乌云在楼头洒落一阵骤雨之后又飘往他方。水向东流，云收雾敛，夕阳映柳，风吹帘动。这意象纷呈又气脉连贯的景色，组成了一幅幅动态的画面，美不胜收，加之鲜花美酒，使词人情不自禁地赞叹这良辰美景。又用“巫山”为美人的出场作了铺垫。
下片转入描写美人。从“美人”起五句都是刻画美人的情态，这是一个明眸如星、巧笑顾盼、翩若惊鸿、轻歌曼舞的美丽形象，她的舞扇带来的缕缕清风，吹散了凝结在词人心头的愁云。最后三句化用杜牧诗句，似乎自己已沉醉于酒色美景，忘怀一切了。用反问句，流露了他心头的苦闷。词人固然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暂时忘掉了一切，但前不久在颍州因久雪百姓饥饿自己彻夜不眠，到扬州后吏胥催租，百姓无以为生，自己无力拯救的情景，仍历历在目。百姓的疾苦和自己的遭际，酿成浓浓的愁云，积压于心头。他只能借酒浇愁。欢娱吹散春愁只是暂时的，词人尽管狂放豪爽，但深隐于心头的创痛，却是无计消除的，旷达的笔触，只能使读者更体会到他内心的痛苦。
冷烟、薄霭、衰丛，诗一开始就以愁惨之墨，描绘出一幅惨淡的秦淮秋暝图。在这令人惆怅的伤心之夜，一只旅船缓缓地向河岸靠去。首联在写景叙事中点出“夜泊金陵”诗题。其中“断蓬”二字用得极巧妙，秋蓬根断，随风飘荡，来去无所，正喻诗人身不由己的飘泊生涯，而“蓬”音与船篷之“篷”相同，驻蓬，犹言驻篷，即泊船，故“蓬”字用，在一石二鸟，既叙事，又写情，富于形象。
中间两联写夜泊秦淮所见所闻。夜色初临，河岸上刚点燃的几处酒店夜火，惊起了水边草丛中栖息的征雁，传来阵阵凄唳的鸣叫和鸟翅扑打声。旅船靠岸，风帆下落，盘旋在桅杆四周的昏鸦纷纷惊叫着高飞躲避。在这阒寂的秋夜中，远处大江的涛声显得格外清楚、格外急促。秋阴遮盖下的山上，那摇落的树干一枝枝孤零零地伸向朦胧的夜空，仿佛正在倾听那急促的涛声挟带着三百年金陵王气，消逝在远方的夜空。面对此情此景，诗人感慨万千：啊，昔日歌吹动地，灯火彻夜的秦淮河，如今竟成了征雁寒鸦的世界！秦淮河啊！秦淮河，自古以来，你伴着这虎踞龙蹯的金陵，审视着人间的沧桑变化，那些曾经在你身边风流一世的六代人物，如今都在哪里？在白日喧嚣的阳光下，人们难以寻找他们的踪迹，想来在这清冷的月光下，他们的精灵正和你一起，静听着寂寞的潮水拍打眼前这座空城，凝视着月色朦朦的大地吧。
在金陵这块土地上，产生过许多杰出的怀古之作，刘禹锡的《金陵怀古》、杜牧的《夜泊秦淮》等诗，千古为人咏唱不衰，这些作品将诗人心中那一股故国萧条悲叹之感融入金陵山水，它们与金陵同在。罗隐这首《金陵夜泊》，受前辈诗人风格熏染，但它能够在被白居易称为“后之诗人无复措词”的刘禹锡《石头城》之后，跻身金陵怀古诗精英之列，这不仅得力于为人激赏的“六代精灵人不见，思量应在月明中”的名句，更在“罗隐一生身”的个性特色，即“篇篇皆有喜怒哀乐心志去就之语，而终不离乎一身”（《桐江诗话》）。正因为罗隐身当末世，所以他有深沉的盛衰兴亡的历史意识；正因为他处于军阀混战，兵火遍地的乱世，所以他的生命价值感更加激烈；又因为他一生坎坷、感遇辄发，为人忌恨，所以他对人生的凄凉体会更深。这些充满人世忧愁的情感熔铸在诗歌意象中，使全诗意境悲凉凄清。
诗人选择了若干与自己悲凉身世可能建立同构关系的意象，来表现其潦倒落魄之情，在这样一种创作思想支配下，昔日繁华富贵的金陵，在诗中就以冷月寒烟、空山急浪围绕笼盖的面目出现，充斥其中的是枯树衰草，征雁暮鸦，升腾在夜空中的是那些为悲剧命运哀泣的六朝亡灵。自然意象、人事意象和幻想意象交织反射出诗人凄苦的心态。
罗隐诗固多讥刺，但在辛辣尖刻的讽刺和强烈的抨击中，也处处流露出乱世中不得志的伤感和种种忧患，说他是讽刺诗人固然可以，也可以说他是感伤诗人，此诗即可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