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一、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九月九,在中国都是节日,真是有趣的巧合。元代的民间散曲家注意到这一点,作了同曲牌的组曲分咏它们,本篇就是其中的一支。既然是分咏,就必然要突出各个令节的特色。七夕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牛郎织女在夜间的相会,这是家喻户晓而又令人动容的美丽传说;二是民间妇女的“乞巧”风俗,《西京杂记》:“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针于开襟楼,俱以习之。”可见其来源颇为古老。除了向月穿针的“赛巧”外,还有用蜘蛛在瓜果、小盒中结网,以及用水盆浮以松针纤草布现图形的“得巧”。熙熙乐乐,热闹非凡。可以说没有哪一个节日,能像七夕这样,与日常生活及幸福理想同时如此地贴近。
这支小令仅用两旬对仗:“天孙一夜停机暇,人世千家乞巧忙”,就酣满地兼顾了七夕的两大特色,一“暇”一“忙”,相映成趣。从“天孙一夜”与“人世千家”的悬殊比照来看,作品的重心在于后者;但人世于七夕所领受的节日情味,其源头正是天上牛郎织女相会故事的浪漫色彩。所以第三句又转回了“双星”,他们在经过一年的久别后,心事自然深密,情话自然绵长。这一句并不用直述表示,而用一个“想”字领起,“想双星”的人儿,心儿该同双星靠得多么紧啊!缅怀、遐想、赞美、怜惜、期望、羡慕……全都包容在这“想”字中了。
于是就有了末二句的神来之笔:“七月七,回首笑三郎。”这段话有两重解释。据唐人陈鸿《长恨歌传》,天宝十载七夕,杨贵妃在骊山宫“独侍”唐玄宗。“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愿世世为夫妇。”这也就是白居易《长恨歌》“七月七日长生殿”一段的本事,白诗引文详见注③。按照这样的理解,“回首”就是杨贵妃的现场动作,她“回眸一笑百媚生”,向着明皇传递脉脉情意;这两句通过李、杨二人在七夕夜的呢爱与密誓,表现了这一佳节对天下情人具有欢乐畅怀的不寻常意义。这是一重含意。然而,“他生未卜此生休”,明皇同贵妃不要说“世世”,在当世的夫妇也未能做到头。正是“三郎”本人,在“安史之乱”中违心地下令处死了对方。《长恨歌》记他之后还宫的情景:“西宫南内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他无疑在“西宫南内”的“夕殿”中悄然地消度过七夕。从这一意义上,“回首”就是对历史的回顾,“笑”也不是呢笑、媚笑,而是嘲笑和嗤笑了。一切在七夕节享受欢乐、尊重感情、珍护理想的情男爱女,都有资格“回首笑三郎”。这是又一重含意。两重解释都能成立,它们在并列中互为补充,且将情侣在“七月七”的热烈奔放表现得栩栩如生。小令至此虽戛然而止,却仍使人回味无尽,同末句的双关是分不开的。
诗人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隐居中度过,其诗亦多隐逸之风,这首《伤农》却是一篇富有社会意义的作品,对封建剥削阶级的奢侈浪费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一粒红稻饭,几滴牛颔血。”此联描述了粮食的来之不易。“红稻”指红色的稻米,不仅清香好吃,且富营养,多供贵族、富豪之家食用。这里不用一碗,而用一粒,便含有农民一年四季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才有人们碗中之餐,粮食得来粒粒都含着辛苦之意,用词着意甚深。“牛颔血”,牛在耕田时下巴被套绳磨出血来,突出了劳动的艰苦,然而牛既如此人更不堪,诗人借牛颔血烘托了劳动人民耕种的辛苦,每一粒粮食都是用劳动人民的血汗换来的,和李绅的《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很是相像。凡是有良心的人都应该珍惜劳动人民用鲜血和汗水换来的劳动成果,这是两位诗人写作这类题材的诗之共同宗旨。然而现实生活中并不是这样,那些不劳而获、不知稼穑的腐朽奢糜之徒是从来都不懂、也不屑去珍惜这些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的。
“珊瑚枝下人,衔杯吐不歇”,此联描绘了富贵豪门家的奢侈与浪费。“珊瑚”,珊瑚枝,因它色彩艳丽,且采摘不易,所以它便显得十分名贵,是官宦贵戚家室内部装饰摆设珍品,由此可知,诗中“珊瑚枝下人”指的便是大富大贵人家的男男女女了,他们终日极尽奢华。下句中的“衔杯吐不歇”便是动劳人民辛辛苦苦种出的红米做成的饭,被他们在纵酒行乐时如同废物一般吐了出来。
白描的手法与鲜明的对比是诗人采用的艺术手法;语言朴素、形式短小,含义深刻是这首诗的特点。这首诗与李绅的《悯农二首》相比,诗意接近,虽不及李诗影响大,但对农民的疾苦是深切同情,对不劳而获的豪富贵族是深表愤怒的。整首诗朴实、直率地写出悲愤交加的感情,有很强的感染力。
左思是西晋太康时期(280-289年)的杰出作家。他的诗赋成就很高。《三都赋》使“洛阳纸贵”,他的诗,谢灵运认为“古今难比”,钟嵘《诗品》也列为“上品”。《咏史八首》是左思诗歌的代表作,所以刘勰说:“拔萃于《咏史》”(《文心雕龙·才略》)。
《咏史》诗,并不始于左思。东汉初年,班固已有《咏史》诗,但是,这首诗的写法只是“概括本传,不加藻饰”,而左思的《咏史》诗,并不是概括某些历史事件和人物,而是借以咏怀。所以何焯说:“题云《咏史》,其实乃咏怀也。”又说:“咏史者,不过美其事而咏叹之,概括本传,不加藻饰,此正体也。太冲多摅胸臆,此又其变。”(《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何氏认为左思《咏史》是“咏史”类诗歌的变体,其实这是“咏史”诗的新发展。
左思《咏史》诗,抒写诗人自己的雄心壮志。但是,由于门阀制度的限制,当时出身寒门的有才能的人,壮志难酬,不得已,只好退而独善其身,做一个安贫知足的“达士”。这组诗表现了诗人从积极入世到消极避世的变化过程。这是封建社会中一个郁郁不得志的有理想有才能的知识分子的不平之鸣。
第一首写自己的才能和愿望,可以看做是这组诗的序诗。开头四句,写自己的博学能文。“弱冠弄柔翰”,是说自己二十岁时就舞文弄墨,善于写作文章了。“卓荦观群书”,写自己博览群书,才学出众。这两句实为互体,意思是说:我二十岁时已才学出众了,不仅善于写作,而且博览群书。杜甫诗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正是由于左思博览群书,才能善于写作,才能“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即写论文以《过秦论》为典范,作赋以《子虚赋》为楷模。《过秦论》,西汉贾谊所作,是其政论中的名篇;《子虚赋》,西汉司马相如所作,为赋中名篇。左思著论作赋以他们的作品为榜样,说明他的见识与才能,颇有自负的意味。
“边城论鸣镝”四句,写自己兼通军事。“鸣镝”乃是战斗的信号。边疆发生战争,告急的文书飞快地传到京城。这里,可能是指公元279年,对鲜卑树能机部和对孙皓的战争。《晋书·武帝纪》:“(咸宁)五年(279)春正月,虏帅树能机攻陷凉州。乙丑,使讨虏护军武威太守马隆击之。……十一月,大举伐吴……十二月,马隆击叛虏树能机,大破,斩之,凉州平。”烽火燃起,诗人虽非将士,可是也曾读过《司马穰苴兵法》一类兵书。他认为自己不仅有文才,而且也有武略,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应该为国效劳。
“长啸激清风”四句,写自己的志气和愿望。诗人放声长啸,啸声在清风中激荡,志气豪迈,东吴哪里放在眼中。他想,一把很钝的铅刀,都希望能有一割之用,自己即使才能低劣,做梦也想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良图”(良好的愿望)。至于什么是诗人的“良图”,“左眄澄江湘”四句,作了具体的回答:消灭东南的东吴,平定西北的羌胡。功成之后,不受封赏,归隐田园。前两句表达的是晋武帝《伐吴诏》中“南夷句吴,北威戎狄”的意思。后两句正是他歌颂的鲁仲连精神:“功成耻受赏,高节卓不群。”就感情言,前者雄壮,后者恬淡,这种错综复杂的感情是统一的,表现了诗人既渴望建功立业,又不贪恋富贵的精神。
还需要提及的是,可以根据“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诸句确定《咏史八首》的写作年代。晋武帝于公元279年(咸宁五年)十一月,大举伐吴,公元280年(太康元年)三月,孙皓投降。于公元279年(咸宁五年)正月,讨伐鲜卑树能机部,十二月,大破之。所以,何焯认为“诗作于武帝时,故但曰‘东吴’。凉州屡扰,故下文又云:‘定羌胡’”。(《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可见《咏史》八首写于公元279年(咸宁五年)之前。
清人刘熙载《艺概·诗概》说:“左太冲《咏史》似论体。”但是,诗人的议论是以形象表现出来的,并不使人感到枯燥乏味。恰恰相反,诗中生动的形象和丰富的感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量。
此诗意气豪迈,情感昂扬,很容易使人想起曹植。曹植诗云:“捐躯赴国难,誓死忽如归”(《白马篇》),“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杂诗》)。曹植为国赴难,建功立业的志愿,都被曹丕父子扼杀了,他郁郁不得志地度过自己不幸的一生。左思“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的壮志雄心,被当时的门阀制度断送了,所以,诗人愤怒地向门阀制度提出了控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