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共九章。首章以“緜緜瓜瓞”起兴，开首八字简洁地概括了周人延绵不绝、生生不息的漫长历史。以下至第八章，全叙太王率族迁岐、建设周原的情况。正是太王迁岐的重大决策和文王的仁德，才奠定了周人灭商建国的基础，如《鲁颂·閟宫》所言：“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至于文武，缵大王之绪。”篇末便自然而然带出文王平虞芮之讼的事，显示出其蒸蒸日上的景象。
周人早先所居的邠地，人们遭遇强悍游牧民族昆夷的侵扰，促使古公亶父举族迁移。《孟子·梁惠王下》记载狄人入侵，意在掠地，古公亶父事之以皮币、珠玉、犬马，均不得免，乃“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以其仁而“从之者如归市”。全诗以迁岐为中心展开铺排描绘，疏密有致。长长的迁徙过程浓缩在短短的四句中：“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而“爰及姜女”一句，看似随笔带出，实则画龙点睛。姜女是当地平原民族姜族的长女，周与姜联姻，意味着古公亶父被承认为周原的占有者和统治者。同时，此句又为后文在渭水平原上的种种生活劳动的刻画，做了铺垫。
在“堇荼如饴”的辽阔平原上，周人怀着满腔喜悦和对新生活的憧憬投入了劳动，他们刻龟占卜，商议谋划。诗人以浓彩重墨描绘农耕、建筑的同时，融人了深沉朴质的感情。他们一面“廼慰廼止，廼左廼右，廼疆廼理，廼宣廼亩”，欢天喜地安家定宅，封疆划界，开渠垦荒，一面“筑室于兹”。与落后的邠地相比，平原文明的标志便是建造房屋。走出地穴窑洞，在地面上修屋筑室，是一个质的飞跃，是周人安居乐业的开始，是周族初兴的象征，也正是古公亶父迁岐的伟大功业。对建筑的描摹刻画，正是对古公亶父的热情歌颂，故而诗中最精彩生动的描写正集于此：“陾陾”“薨薨”“登登”“冯冯”四组拟声词，以声音的嘈杂响亮表现了种种劳动场面，烘托了劳动的气氛。洪大的鼓声被淹没在铲土声、填土声、打夯声和笑语声中，真是朝气蓬勃、热火朝天。“百堵皆兴”，既是对施工规模的自豪，也暗示了周民族的蓬勃发展。“皋门有伉”“应门将将”，既是对自己建筑技术的夸耀，又显示了周人的自强自立、不可侵犯的精神。由此歌颂武功文略便是水到渠成：“柞棫拔矣，行道兑矣。混夷駾矣，维其喙矣。”表现了日益强大的周族对昆夷的蔑视和胜利后的自豪感。文王平虞芮之讼，突出表现其睿智与文德。结尾四个“予曰”，一气呵成，既是诗人内心激情一泻而出的倾述，又是对文王德化的赞美，更是对古公亶父文韬武略的追忆，与首句“緜緜瓜瓞”遥相呼应，相映成趣。
诗章以时间为经，以地点为纬，景随情迁，情缘景发，浑然丰满，情景一体，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自邠至岐，从起行、定宅、治田、建屋、筑庙到文王服虞芮、受天命，莫不洋溢着周人对生活的激情、对生命的热爱、对祖先的崇敬。结构变幻，开合承启不着痕迹，略处点到即止，详处工笔刻画，错落有致。
《毛诗序》说《周颂·敬之》是“群臣进戒嗣王”之作，不仅与诗中“维予小子”的成王自称不合，也与全诗文意相悖。无论从字面还是从诗意看，《周颂·敬之》的主动者都不是群臣，而是嗣王（即周成王）。诗序之所以说“群臣进戒嗣王”，或许是出于成王在周公辅佐下平定叛乱、克绍基业而又有所巩固发展的考虑，其善意用心无可厚非，却并不合乎实情。
此时的成王，已逐步走向成熟，他在《周颂·敬之》中要表达的有两层意思：对群臣的告戒和严格的自律。
首六句为第一层。成王利用天命告戒群臣，由于他的天子身份，因而很自然地具有居高临下的威势。“天维显”、“命不易”，形式上为纯客观的叙述，目的则在于强调周王室是顺承天命的正统，群臣必须牢记这点并对之拥戴服从。对群臣的告戒在“无曰”以下三句中表达得更为明显，其中“陟降”只能是由周王室施加于群臣的举措，而“日监在兹”与其说是苍天的明察秋毫，不如说是强调周王室对群臣不轨行为的了如指掌，其震慑的意旨不言而喻。
后六句为第二层。年幼的成王，面对年龄较长的群臣，往往采取一种谦恭的姿态，这里表达严于律己的意愿更是如此。成王自称“小子”，承认自己还很缺乏能力、经验，表示要好好学习，日积月累，以达到政治上的成熟，负起承继大业的重任。但是，群臣却不能因此而对成王这位年幼的君主轻略忽视，甚至可以玩之于股掌，成王并没有放弃对群臣“陟降”（此处偏重于“降”）的权力，也没有丝毫减弱国家机器“日监在兹”功能的打算，更重要的是，成王的律己，是在以坚强的决心加速自己的成熟即政治上的老练，进而加强对群臣的控制。年幼而不谙朝政的成王，群臣对之或许有私心可逞（但还会存有对摄政周公的顾忌）；而逐渐成熟的成王，决心掌握治国本领而努力学习的成王，群臣对之便只能恭顺和服从，并随时存有伴君如伴虎的恐惧。诗中的律己也就产生了精心设计的震慑。
《周颂·闵予小子》《周颂·访落》《周颂·敬之》《周颂·小毖》这一组诗，诗中由“闵予小子”、“维予小子”、“维予小子”到“予”述及的成王自称，可以体现成王执政的阶段性，也可看出成王政治上的成长和执政信心的逐步确立。
全诗是围绕着缴租展开的。
诗的前四句，交代因遭灾而无力缴租。第一句说，秋雨淹田，颗粒无收；第二句写江洪泛滥，灾难深重重，难以恢复家园；第三句写不得不放弃家园，外出作佣，而佣耕又难以糊口。这样一层意思进逼一层意思，逼出了第四句；“的知无力输租米。”从上面陈述的诸般景况中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无力缴租。对这一事实的坚定叙述，为下面描写纳租者的痛苦，批判官府的横征暴敛创造了前提。天灾与人祸古来是不单行的，而且天灾之年更能见出封建统治者的惨无人道，诗歌的后十句就分两步具体描写了缴租者的悲惨遭遇和凄苦心情。第一步，卖衣完租；第二步，衣服已尽，卖及人口。在写第二步时，诗人并没有粘着于今年，而是从跟前即将被卖的二女儿，联想到去年被卖的大女儿，又推知明年的三女儿。这种连年卖衣卖口的现实，就是对封建剥削的有力揭露。从去年、今年、明年，大女儿、二女儿、三女儿的诉说顺序中我们又可以感受到诗人更深刻的言外之意。试想一下，明年卖了三女儿，后来呢？是否还有第四个女儿?诗歌戛然而止，留下一个顺势即可补足的想象空间，这里不难想象这位老农的悲惨结局。而这，也正是当时广大劳动人民的共同命运。
这首诗内容上的特点就在于揭露的深刻。诗人写出了封建剥削的残酷和农民生活的悲惨，还揭露了在征敛问题上“黄纸放尽白纸催”的丑恶现象，这种现象在宋代是普遍的。租税问题是中唐以来尤其是宋代农村题材诗歌的重要主题，但是，像范成大这样揭露得深刻的诗作不是很多，这是范成大这一类诗歌的思想价值所在。
作为一篇揭露和讽谕的文字，诗人并没有像自居易新乐府“首章标目，卒章显志”那样直接点揭自己的观点，而是采用老农自我诉说的方式展开内容。诗人极力不露声色，在一种平静的、客观的叙述中表现沉痛的揭露。开头四句，用极平静而又是丝毫不容置疑的语气诉述一个确凿的事实，对事实的认定就是对官府的有力指责。第二三两层次更是如此，卖衣卖口的事实就是最深刻的批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平静的叙述中寄寓了反语的讥讽，诗人不渲染缴租的艰难，而是表现完租后的庆幸，把一个痛苦的经历以平静而略带庆幸的语气诉说出来，这是凄彻骨髓，痛入肺腑的表现。这种冷峻的嘲讽在更广泛的背景上揭露了官府催租的残暴。人们宁可忍饥挨冻，宁愿忍痛割爱，也不愿忍受催租的苦难，由此可以想知催租时的种种暴力和农民的诸般惨状。这种把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寓于客观叙述之中的方法使批判具有更沉重的力量，反映了诗人严峻的批判态度。
诗中的叙述语言比较平实朴素，但也时见细致之处。如“病骨虽寒聊免缚”，不经意中交代了老农的疾病。大女、二女同是被卖，写来情况也见不同。虽然哪一个被卖都是惨痛的事，但大女儿年岁大一点，终能体察家境父情，在一诀别之泪后默默地走上了牺牲的路，而二女儿年岁稍小，又有婚约，在生活中多了一份留恋和牵连，只是在父母的驱遣下才接受了被卖的现实。一种况味，两种情样在这些地方，从平淡的叙述之中都可以见出用笔的细致和练达。
刘长卿当时在新安郡（治所在今安徽歙县）。“孤舟相访至天涯”则指李穆的新安之行。“孤舟”江行，带有一种凄楚意味。“至天涯”形容行程之远，和途次之艰辛。不说“自天涯”而说“至天涯”，是作者站在行者角度，体贴他爱婿的心情，企盼与愉悦的情绪都在不言之中了。李穆当时从桐江到新安江逆水行舟。这一带山环水绕，江流曲折，且因新安江上下游地势高低相差很大，多险滩，上水最难行。次句说“万转云山”，每一转折，都会使人产生快到目的地的猜想。而打听的结果，前面的路程总是出乎意料的远。“路更赊”，这三字是富于旅途生活实际感受的妙语。
刘长卿在前两句之中巧妙地隐括了李穆原唱的诗意，毫不著迹，运用入化。后两句则进而写主人盼客至的急切心情。这里仍未明言企盼、愉悦之意，而读者从诗句的含咀中自能意会。年长的岳父亲自打扫柴门迎接远方的来客，显得多么亲切，更使人感到他们翁婿间融洽的感情。“欲扫柴门”句使人联想到“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杜甫《客至》）的名句，也表达了同样欣喜之情。末句以景结情，更见精彩，其含意极为丰富。“青苔黄叶满贫家”，既表明贫居无人登门，颇有寂寞之感，从而为客至而喜；同时又相当于“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的自谦。称“贫”之中流露出好客之情，十分真挚动人。
将杜甫七律《客至》与此诗比较一番是很有趣的。律诗篇幅倍于绝句，四联的起承转合比较定型化，宜于景语、情语参半的写法。杜诗就一半写景，一半抒情，把客至前的寂寞，客至的喜悦，主人的致歉与款待一一写出，意尽篇中。绝句体裁有天然限制，不能取同样手法，多融情入景。刘诗在客将至而未至时终篇，三四句法倒装（按理是“青苔黄叶满贫家”，才“欲扫柴门迎远客”），使末句以景结情，便饶有余味，可谓长于用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