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蝶恋花”本唐教坊曲，多用仄声韵，其声情缠绵而凄婉。赵鼎此词，更于仄声韵中选用了“雪、洁、怯、月、铁、结、绝、切”等哽咽决绝的入声，借之倾吐了胸中积郁的愤激之情。虽然是 一首和作，却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家的块垒，无一丝应酬的痕迹。
这首词写的是梅花。张炎《词源》说：“诗难于咏物，词尤难。体认稍真，则拘而不畅；模写差远，则晦而不明。要须收纵联密，用事合题。”赵鼎此词上片全用拟人化的手法，勾魂摄魄地刻绘了梅花的精神。“一朵江梅春带雪”，当然是白梅了。把它拟作藐姑射山上的女神，再恰当不过了。《庄子·逍遥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这样一位不食五谷、肌肤若冰雪的女神，正是白梅的形象。然而，她毕竟是一位女神，所以还表现为“玉软云娇”，表现为“照影凌波微步怯”。这里似乎又用了《洛神赋》的故事，所谓“凌波微步，罗韈生尘”（《洛神赋》句）。但是，作者此处并无再把梅花比拟作洛水女神的意思。“照影凌波微步怯，暗香浮动黄昏月。”正是林逋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山园小梅》诗句）那一联咏梅名句的脱胎换骨。这就是张炎所说的“用事合题”。整个上片也写得“畅而不拘”“明而不晦”，诚属咏物词作的上品。
过片处“谩道广平心似铁”，仍然是非常合题的用事。“广平”即唐人宋璟，璟封广平郡公，其为人也贞操劲节，《旧唐书》说他“在官清严，人吏莫有犯者。”人称之曰“铁肠石心”。所以这词里说“心似铁”。然而就是这位铁石心肠的人物，却曾写过一篇风华旖旎的《梅花赋》，可见纵令铁肠石心，却也免不了对梅花缱绻情深。这词里说“词赋风流，不尽愁千结。”说的是宋璟，却也关系赵鼎自己。从词前小序，知道这词写于长道县。时间当在赵鼎与秦桧因为在对金人议和问题上意见不合，闹翻了，赵被贬谪知绍兴的途中。赵鼎为宋室名相，当初曾荐用秦桧，后来却被秦桧逼迫得绝食自杀。临终自书铭旌云：“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何等忠义，何等刚烈。很有梅花的冰清玉洁的傲寒精神，所以说这里也关系着赵鼎自己。
结尾处“望断江南音信绝，陇头行客空情切”的用事，从表面上看是不够“合题”的。“陇头”即陇山，《秦州记》云：陇山东西百八十里。登山巅东望，秦川四五百里，极目泯然，山东人行役升此而顾瞻者，莫不悲思。这里也还暗用了王维《陇头吟》：“陇上行人夜吹笛，关西老将不胜愁，驻马听之双泪流”的诗意。这样就承接了上句的“愁”字。说它是用事也可以，说它是抒情也可以。如说是用事，作者恰恰借助于用事，把已经提起的百回千结的不尽的愁，作深入一层的抒发，所以说它是抒情也可，而且是涵蕴更深广、更加淋漓尽致的抒情。
这首词上片首三句明写荷花，实写美人，以“碧玉堂深”点出美人所居之地；以“水”兼写“小芙蓉”及美人所在玉堂的清姜环境。后三句连用“闭”、“掩”、“倚”、“拖”四个有独特含意的动词，把女主人公如痴如醉如怨的情状淋漓写出。
下片“迟迟”二句以乐景写愁情，以鸳鸯兴相思。结尾二句，是女主人公对上二句“凝望”后的瞬间表情，如梦如幻，以笑写愁，笑得愈沉醉，愁情也愈酸楚。
此文以陈胜、吴广的活动为线索，详细地记述了陈胜起义的全过程。
《陈涉世家》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