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送别诗,不能不想起著名的阳关曲。阳关在今天甘肃敦煌西南一百三十里,是唐代出西域的门户,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这首动人的送别诗,写成后广泛流传,被谱成歌曲演唱,称作“渭城曲”;唱时还要把结尾一句反复重复三遍,所以又称“阳关三叠”。诗前两句承题写离家,写舟中回望之景。三、四句转到言情上,将无情之物说成有情,而把有情的人,偏说成是无情,就形成了更为曲折也更耐人寻思的情景关系,在艺术表现上是颇为新奇的。
诗前两句承题写离家。晚上,诗人出行,亲友们聚集江边相送,唱着离别的的阳关曲;诗人登上一叶小舟,顺流东下。诗组合了各种离别的意象,深沉地表达离别时的情感。“水东流”是写他乘舟出行,引出下句“一钓舟”,但因它紧接“阳关一曲”送别歌后,就暗示是以东流水表达深长的离情别绪。对句中的“旌阳”是指明离别场所,“灯火”是从水中看岸上,暗示船已离岸渐渐远去。“灯火旌阳一钓舟”,使人仿佛见到沉沉夜幕中,一只小船驶离了岸边,在众人的唏嘘中渐渐远去,渲染出浓重的伤感氛围。乘夜离乡别土,情景如此,人的思想又是如何呢?三、四句因而转到言情上。诗人在诗中一反常态,故作轻松语,说自己也不过是和平常一样,喝酒喝醉了,没有别离应有的伤悲,倒是满川的风月在替自己愁。这两句很别致,说自己不愁是假的,诗人离家次数多了,是不是“如今识尽愁滋味”,不想做出愁态来呢?“我自只如常日醉”,多多品味,不难发现其中含有许多苦涩味。末句的风月替自己愁,这愁就无限扩大,漫延到整个自然界,比写人的愁怨范围和深度增展许多;把多情的风月与浑然沉醉的自身作对比,更为曲折地反映了自己复杂的心理。
金代王若虚《滹南遗老诗话》对这首诗的后两句很不满意。他认为诗只有写“人有意而物无情”才是,像黄庭坚另一首《题阳关图》“渭城柳色关何事,自是行人作许悲”这样写就很好;这首离别家乡的诗把人写成无情而物有情,就不合情理,“此复何理也”。王若虚所说的“人有意而物无情”,是大多数诗歌表现的手法,如岑参《山房春事》:“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韦庄《台城》:“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黄庭坚作诗,喜欢翻过一层,“化臭腐为神奇”;宋张戒《岁寒堂诗话》说他“只知奇语之为诗”。因为他不肯作寻常语,所以在这首诗中,有意不把“满川风月”写成无情的东西来衬托自己的离情别愁,偏说自己无情而“满川风月替人愁”。如此措笔,加深了层次,把无情物说成有情,是把自己的感情移入物中;而自己“只如常日醉”貌以无情,实质上成为有意的掩饰,是情到深处反无情的表现,比直接说有情要深沉含蓄得多。这样的表现手法,前人也多次用过,如刘禹锡《杨柳枝词》:“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杜牧《赠别》:“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张泌《寄人》:“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只是前人总是说了人有情而次及景物亦有情,黄庭坚再作变化,说成人无情而物有情而已。
黄庭坚这首诗意新语工,但也有迹可寻。在此前欧阳修曾有首《别滁》诗云:“花光浓烂柳阴明,酌酒花前送我行。我亦且如常日醉,莫教弦管作离声。”黄诗也许参考过欧诗。
浪漫色彩
曹植在诗歌和辞赋创作方面有杰出成就,其赋继承两汉以来抒情小赋的传统,又吸收楚辞的浪漫主义精神,为辞赋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洛神赋》为曹植辞赋中杰出作品。作者以浪漫主义的手法,通过梦幻的境界,描写人神之间的真挚爱情,但终因“人神殊道”无从结合而惆怅分离。
周洪亮主编的《璇玑辞》选用曹植《洛神赋》中:“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一句来赞美王羲之的书法之美。
段落层次
《洛神赋》全篇大致可分为六个段落,第一段写作者从洛阳回封地时,看到“丽人”宓妃伫立山崖,这段类话本的“入话”。第二段,写“宓妃”容仪服饰之美。第三段写“我”非常爱慕洛神,她实在太好了,既识礼仪又善言辞,虽已向她表达了真情,赠以信物,有了约会,却担心受欺骗,极言爱慕之深。第四段写洛神为“君王”之诚所感后的情状。第五段“恨人神之道殊”以下二句,是此赋的寄意之所在。第六段,写别后“我”对洛神的思念。
突出特点
特点一,想象丰富。想象到:他从京城洛阳启程,东归封地鄄城。途中,在洛川之边,停车饮马,在阳林漫步之时,看到了洛神宓妃,她的体态摇曳飘忽像惊飞的大雁,婉曲轻柔像是水中的游龙,鲜美、华丽较秋菊、茂松有过之,姣如朝霞,纯洁如芙蓉,风华绝代。随后他对她产生爱慕之情,托水波以传意,寄玉佩以定情。然她的神圣高洁使他不敢造次。洛神终被他的真情所感动,与之相见,倾之以情。但终因人神殊途,结合无望,与之惜别。想象绚烂,浪漫凄婉之情淡而不化,令人感叹,愁帐丝丝。但这想象并不离奇,是有感于宋玉的《神女赋》、《高唐赋》两篇赋而作。
特点二,词藻华丽而不浮躁,清新之气四逸,令人神爽。讲究排偶,对仗,音律,语言整饬、凝炼、生动、优美。取材构思汉赋中无出其右。
特点三,传神的描写刻画,兼之与比喻、烘托共用,错综变化巧妙得宜,给人一种浩而不烦、美而不惊之感,使人感到就如在看一幅绝妙丹青,个中人物有血有肉,而不会使人产生一种虚无之感。在对洛神的体型、五官、姿态等描写时,给人传递出洛神的沉鱼之貌、落雁之容。同时,又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清新高洁。在对洛神与之会面时的神态的描写刻画,使人感到斯人浮现于眼前,风姿绰约。而对于洛神与其分手时的描写“屏翳收风,川后静波,冯来鸣鼓,女娲清歌。”爱情之真挚、纯洁。一切都是这样的美好,以致离别后,人去心留,情思不断,洛神的倩影和相遇相知时的情景历历在目,浪漫而苦涩,心神为之不宁徘徊于洛水之间不忍离去。
苦闷之情
产生苦闷之情的原因有三:
1.人神有别,有情人不能成眷属;
2.“洛神”是他的精神寄托,但她只能存在于想象之中,现实中难以找到,失落无限;
3.以此赋托意,他不但与帝王之位无缘还屡受兄弟的逼害,无奈之余又感到悲哀和愤懑。
艺术价值
对《洛神赋》的思想、艺术成就前人都曾予以极高的评价,最明显的是常把它与屈原的《九歌》和宋玉的《神女》诸赋相提并论。其实,曹植此赋兼二者而有之,它既有《湘君》、《湘夫人》那种浓厚的抒情成分,同时又具宋玉诣赋对女性美的精妙刻画。此外,它的情节完整,手法多变和形式隽永等,又为以前的作品所不及。因此它在历史上有着非常广泛和深远的影响。晋代大书法家王献之和大画家顾恺之,都曾将《洛神赋》的神采风貌形诸楮墨,为书苑和画坛增添了不可多得的精品。到了南宋和元明时期,一些剧作家又将其搬上了舞台,汪道昆的《陈思王悲生洛水》就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一出。至于历代作家以此为题材,见咏于诗词歌赋者,则更是多得难以数计。可见曹植《洛神赋》的艺术魅力,是经久不衰的。
文章指出:“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就是说:秦之所以亡,有十个失误,其中一个,到现在(即在路温舒当时)仍然存在,即过分重视、重用“治狱之吏”。这些人,“上下相殴(驱),以刻为明”,“败法乱正,离亲塞道”。他们竞相追逐,滥施刑罚,以“治狱”越苛刻越好,量刑、判刑越重越好。结果,造成“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处死)之计,岁以万数”。
文章尖锐地揭露了封建法制运用“逼、供、信”的残忍手段,使人入罪。所谓“棰楚(以杖鞭扑)之下,何求而不可得”。靠刑讯来逼供,“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视(示)之”,被迫造假。“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名义上是利用假口供向犯人指出犯了什么罪,晓以利害,要他服罪,其实这中间无疑包含着“诱供”,以进一步陷人于罪。“上奏畏却,则锻练(炼)而周内(纳)之”,就是说:怕上级批不准,必须把上报材料和报告写好,使“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办法有二:一是进一步对“犯人”进行逼供、诱供,以便取得更多的“罪证”,使“成练者众”;一是组织材料班子、刀笔文吏对材料进行精心的加工,对报告进行周密的推敲,以便使“文致之罪明也”。如此,“虽咎繇(同皋陶,传说中舜时贤明的法官)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铁案如山,不可覆翻矣。
当时“治狱之吏”都“以刻为明”,是当时朝廷倡导的结果。朝廷利用权势,大搞思想箝制、舆论一律,使执法“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好一个“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千万人的人头就这样滚滚落地了。易卜生《人民公敌》剧中的主人公斯多克芒医生提出改造被污染的温泉浴场的建议,触犯了当地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被宣布为“人民公敌”。其实在异口同声地对他进行“围剿”的人中,并不乏同情之士,他们振臂“讨伐”,心里明白,悄悄地对斯多克芒医生表示歉意——迫于权势,“不敢不那么办”。“治狱之吏”,诱于“深者获公名”,鉴于“平者多后患”,故“皆欲人死”,也是“不敢不那么办”。林彪、“四人帮”统治期间,当权者上下相驱,以“左”为明。“左”之深者获公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于是重用、提拔有份;说公道话者多后患——轻则不信任,重则受株连。因此,自安之道,在于宁“左”毋右。于是乎上下竞相“左”,极“左”思潮风行矣。看来古今中外,历史的共性还是不少的,否则,两千年前的作品怎么会引起我们的共鸣呢?
矫治的办法,路温舒作为封建时代的廷尉史官,只能提出“除诽谤以招切言”,即让人讲话,国君要不计较臣民们的“谤言”,牢骚、骂娘的话都让说,才能“开天下之口”,招来至切之言。他继承了古代开明政治家反对“防民之口”(《召公谏厉王止谤》)的优良传统,主张“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即可杀可不杀者不杀,可治罪可不治罪者不治罪。这在今天看来,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把希望寄托于国君的开明,则有其局限性。路温舒毕竟是封建时代的官吏,我们不可苛求于他。今天,我们不能象路温舒那样寄托于个人,而必须从根本制度上着眼。
《柯敬仲墨竹》首联以议论出之,谈画竹的难易繁简。诗人在此称赞柯氏墨竹之“简”。笔简,脱去形似的画风,力追写意,更能实现其气逸、其格高,这是文人画所追求的美学境界。“莫将画竹论难易”,开口就劝人不要轻率谈论画竹难易这回事,因为其中道理深沉,作者是针对识见肤浅者而言的,也是针对他自己过去的认识而言的,所以此句的“莫将”,也有心商口度的意味。“刚道繁难简更难”,这句中有两个分句,一个“刚道繁难”即硬要说繁难,因为“繁难”是简单的道理,所以才一口咬定,实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二是“简更难”,尽翻前四字之案,“简更难”是不合于习惯看法的,但它包含更深刻的道理。所以第二句中有一个波澜跌宕,令人耳目一新。
前二句皆议论,而后两句则是为前两句寻找的艺术个案证明,诗人将目光投到画面上来,通过对具体画境和观画的感受的描述,生动展现画家所创造出来的境界,给第二句的说理以形象的论证。“君看萧萧只数叶,满堂风雨不胜寒”其实也是对眼前柯九思所画的墨竹图而作出的高度称赞。艺术创作并不在写繁还是写简,关键在于它是否能生动传神,让人感到真境逼人。柯九思所画竹,萧萧数叶之间却能产生风雨飘飒、寒气袭人的艺术效果,可见简便非易,数叶的竹虽简,但却是以虚写实,取得了形简而意远的艺术成就。数叶之竹,其神态却具备天下风雨飒然而至的意蕴,文人画之神妙尽在画笔间。这里的说理因具体生动的例证而变得十分有力。
从艺术手法上, “君看萧萧只数叶,满堂风雨不胜寒。”起码由视觉沟通了两重的通感:一是作用于听觉,一幅画居然能产生满堂风雨的感觉。这是耳朵发生错觉,可见画的简而妙;二是作用于肤觉,一幅画居然又产生了降温的感觉,这是生理上另一错觉,再见画的简而妙。从炼句上看,通常形容“只数叶”,用“寥寥”也合律。而诗人却用了“萧萧”,这就不但绘形,而且绘声。这是风吹竹叶、雨打竹叶之声,于是三、四两句就浑然一体了。如换着“寥寥”,也能过得去,但过得去并不就佳妙。从语气上看,用了“君看”二字,与首句“莫将”云,皆属第二人称的写法,像是谈心对话。
这首小诗既是评论柯氏的墨竹,也探讨了艺术的真谛,意象与画论结合,诗情与哲理交融。巧妙的做到了诗意与画论的结合。诗人以简笔写意赞画家的简笔写意,诗画相得相彰。前两句是借观柯九思的墨竹图而发议论,专门拈出了画竹的难易繁简问题,表达了诗人对文人画尚意崇简美学趣味的推崇。这里没有逼真地描绘画面,主要是写意,写出流动在画面的气韵,制造出一种萧疏、凄冷的氛围。上联以抽象论艺的方式评价柯氏的画艺,下联则是具体印证:简笔,不是简率,而是在“意匠惨淡经营中”达到形似基础上的升华。
李东阳深谙文人画的精髓,在此诗中提出了画竹莫论难易,要做到简实则比繁更难的艺术创作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