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七夕词。牛郎织女七月七日夜鹊桥相会的传说，至少在汉朝便已流传。《淮南子》已载：“七夕乌鹊填河成桥渡织女。”《古诗十九首》中“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便通过这一天上的神话故事表现人间男女爱情受阻、离别相思的哀愁。此后，七夕又渐渐成为妇女向织女乞巧的节日。唐宋诗词中，写这类题材的作品比比皆是。如崔颢《七夕》诗：“长安城中月如练，家家此夜持针线。”张先《菩萨蛮》词：“双针竞引双丝缕，家家尽道迎牛女。”
白朴此词上片写七夕。开头两句，似受元好问《摸鱼儿》开篇“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启示，慨叹和赞许牛郎织女爱情的真挚深沉，千古以来消磨不尽，超越了时空。同元词一样，用设问句加强语气，避免平铺直述，收到破空而出、灵动多姿的效果，大大加深了读者的印象，堪称“凤头”。中间五句，写人间七夕传统的习俗，呈现了男女七夕欢会，妇女们搭彩楼、列瓜果向牛女乞巧祈福的情景，同时也为下文作出反衬。歇拍四句，由七夕的欢会转向离妇的愁思。先承接上文，由“蛛丝暗度”的风俗写起。据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载：“帝（唐玄宗）与贵妃（杨玉环），每至七月七日夜，在华清宫游宴，时宫女辈陈瓜花酒馔，列于庭中，求恩于牵牛织女星也。又各捉蜘蛛，闭于小盒中，至晓，开视蛛网稀密，以为得巧之候，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民间亦效之。”然后用《晋书·窦滔妻苏氏传》苏蕙织锦为回文璇玑图诗寄夫事，暗写这位七夕不能团聚的思妇窥视蜘蛛织网，思念离别在外的丈夫，充满别恨离愁。
下片着重写离愁。换头两句，描绘愁云漠漠、苍烟低垂的暮景，渲染了抑郁黯然的愁情。“人间”以下三句，正面叙写离妇的悲痛，正如天上被银河分隔的牛郎织女一样。“擘钗分钿”，似用自居易《长恨歌》“钗留一股合一扇，钗擘黄金合分钿”诗意，喻指夫妇的生离死别，然此并非只指死别。“蓬山”，古代所传海上三仙山之一的蓬莱，此处喻指远离家乡的丈夫漂泊无定的住所，意如贺铸《芳草渡》“君去也，远蓬莱。千里地，信音乖。相思成病底情怀”。“绛河”，即银河，也叫天河、天汉。王维《同崔员外秋宵寓直》诗：“月回藏珠斗，云消出绛河。”此后三句，以牛郎织女经年恨别，唯有七夕鹊桥相渡的传说，极力点明人间思妇经年长别的痛苦。新秋七月七日之夜，当传说中相隔银河的牛郎织女也在欢聚的时刻，这位思妇依然孤守空房，目睹家家户户“彩楼瓜果祈牛女”的情景，耳闻别人家妇女的欢声笑语，悲苦的离愁越加揪心彻骨，不由地泪落如雨。结拍四句，写思妇悲痛、无奈之后的自我解嘲。思妇悲伤之情经过宣泄之后，想到传说中仓皇奔月、一去不再复返的嫦娥，想起李商隐的《嫦娥》诗，感到自己比起广寒宫里孤独冷清、寂寞难耐的嫦娥倒要稍胜一筹，便以此来安慰自己，减轻内心的离愁。于是张开云母屏风，准备安寝。这是思妇的自我安慰与自我解脱，从中充分地显示了她的善良与大度，但也因此更引起读者的同情和怜悯，深化了“离别苦”的题旨。
七绝《再过金陵》是一首咏史诗。一曲《玉树后庭花》，断送几多王业。秋风瑟瑟，大雁南飞，诗人再过金陵，面对六朝残破的景象，涌起江山故国之思。那西落的夕阳，其实也是江河日下的唐王朝的象征。“一任斜阳伴客愁”，面对夕阳，无数诗人以自己的诗作营构出凄清晚照中的诗词世界。
特别最后两句是说，山川、江河依旧，它们并不管六朝兴亡更替，谁主沉浮，也不管过往凭吊之客人发出的感叹与悲愁，依然任凭斜阳西照。诗人目睹安史之乱后江山依旧，政事日非的现实，喻以古鉴今，发出深深的感慨，语调凄凉，心事沉重。
斜光照临，日薄西山，处于社会动荡或家业不幸中的人们，更易因以而产生江山己尽、家国衰败的情怀。面对破碎江山，且又斜阳一片，江山不知愁苦，空怀一腔热血，深感悲情万千。
“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