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载于《全唐诗》卷七十五。下面是唐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刘学锴先生对此诗的赏析。
首句中的“五原”，就是现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五原县。张仁愿任朔方总管时为防御突厥而修筑的著名的三受降城之一──西受降城，就在五原西北。这一带地处塞漠，北临大碛，气候严寒，风物荒凉，春色姗姗来迟，所以说“五原春色旧来迟”。着“旧来”二字，不但见此地的荒寒自古迄今如斯，而且表明诗人对此早有所闻。这一句是全篇总冒，以下三句即对春色之来迟进行具体描绘。
“二月垂杨未挂丝。”仲春二月，内地已经是桃红柳绿，春光烂漫，这里却连垂杨尚未吐叶挂丝。柳色向来是春天的标志，诗人们总是首先在柳色中发现春意，发现春天的脚步、声音和身影。抓住“垂杨未挂丝”这个典型事物，便非常简括地写出边地春迟的特点，令人宛见在无边荒漠中，几株垂柳在凛冽的寒风中摇曳着光秃秃的空枝，看不到一点绿色的荒寒景象。
三四两句仍紧扣“春迟”写边地风物，却又另换一副笔墨。通过五原与长安不同景物的对照，来突出强调北边的春迟。第二句与三四两句之间，包含着一个时间的差距。河畔冰开，长安花落，暗示时令已值暮春。在荒寒的北边，到这时河冰刚刚解冻，春天的脚步声虽已隐约可闻，春天的身影、春天的色彩却仍然未能望见，而皇都长安，这时早已姹紫嫣红开过，春事阑珊了。这个对照，不仅进一步突出了边地春迟，而且寓含了戍守荒寒北边的将士对帝京长安的怀念。
面对五原春迟、北边荒寒的景象，诗人心里所唤起的并不是沉重的叹息与忧伤，也不是身处穷荒绝域的孤寂与凄凉。这里是荒寒的，但荒寒中又寓有它所特具的辽阔与壮美；这里是孤寂的，但孤寂中又透露出边地的宁静和平，没有刀光剑影、烽火烟尘；这里的春天来得特别晚，但春天毕竟要降临。“河畔冰开”，带给人的是对春天的展望，而不是“莫言塞北无春到，纵有春来何处知”（李益《度破讷沙》）这样沉重的叹息。如果把这首诗和王之涣的《凉州词》对照起来读，便不难发现它们的声息相通之处：尽管都写了边地的荒寒，流露的思想感情却是对边塞风物的欣赏。在这一点上，《边词》可以说是开盛唐风气之先的。
这首诗散起对结，结联又用一意贯串、似对非对的流水对，是典型的“初唐标格”。这种格式，对于表现深沉凝重的思想感情可能有一定局限，但却特别适合表现安恬愉悦、明朗乐观的思想感情。诗的风调轻爽流利，意致自然流动，音律和婉安恬，与它所表现的感情和谐统一，让人感到作者是用一种坦然的态度对待“春色旧来迟”、“垂杨未挂丝”的景象。特别是三四两句，在“河畔冰开日”与“长安花落时”的工整对仗之前，分别用“即今”、“便是”这样轻松流易的词语勾连呼应，构成了一种顾盼自如的风神格调。“治世之音安以乐”（《毛诗序》），这首诗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例证。不妨说，它是初唐标格与盛唐气象的结合。
这首诗从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围坐一起共度元旦的盛况写起。“笑语哗”可以想见当时的热烈情景。欢声笑语此起彼伏，一浪盖过一浪。这“笑语哗”体现出了革命者的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红岩士女赠梅花”则描述出宴会上同志们互赠梅花表达祝福的动人场景。
梅花傲霜斗雪，绽放严冬的超凡绝俗的高贵品格，历来备受文人墨客的青睐。“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就盛赞了梅花的这种高洁品格。再者，梅花还是报春的使者。“为报春信息，不怕雪埋葬”。梅花的含笑宣告了冬天即将过去，春天即将来临。
“举杯互敬屠苏酒，散席分尝胜利茶。”把宴会的气氛推至高潮。宴会上大家举杯欢歌，开怀畅饮，共同表达对美好前途的祝愿。俗话说：“人逢知己干杯少。”况且平时大家都工作繁忙，难得有机会聚在一起抵掌而谈，自然要借此尽情解放一下。于是飞壶传觞，推杯换盏，喝得酒酣耳热，不亦乐乎。唯一遗憾的就是不能痛饮黄龙府。宴会结束后，大家仍然意犹未尽，一边品茗，一边意气风发，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新年饮酒的风俗，含有驱除忧愁烦恼，喜迎新春之意。正如王安石诗云：“春风送暖入屠苏”。对新生活、新气象的向往都溶入这浓浓甘醴之中。屠苏酒就演变成了吉祥的象征。而胜利茶，据作者自注，也是希望的象征。
这四句诗一面运用层层皴染法描绘出宴会的热烈氛围和乐观场面，一面运用梅花、屠苏酒和胜利茶这些富有象征意义的事物，艺术地表现了革命者的乐观主义精神，格调明快，发人深思。
“只有精忠能报国”使语调由欢快转入低沉。一想起大敌当前，蒋介石不守信用，致使抗战大计不谐，诗人内心就隐隐作痛，坐卧不宁，从而影响了宴会上的欢快心情。
“精忠报国”来自岳飞之事。据《宋史·岳飞传》记载：“岳飞抗金英勇善战，屡建奇功。后被诬入狱，受何铸审问时，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这四字系岳母所刺，目的是激励岳飞爱国。又宋高宗曾书“精忠岳飞”四字，制成锦旗，授与他。后人就用“精忠报国”来纪述岳飞的爱国精神。诗人借以表达自己献身民族大业，赴汤蹈火，在所不惜的愿望，同时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抗战到底决心的写照。此外，这里还是对蒋介石的婉讽，奉劝蒋不要落入汪伪和日寇设置的圈套，以免步人后尘，下场可悲。
“更无乐土可为家”指出国家沦于敌手，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哪有可存身立命的乐土。诗人青年时代就追随革命，几十年来风风雨雨，颠沛流离，未过一天安稳日子。正如徐特立所评价的：“唯将国作家。”董必武慨天下为己任，昼夜奔波于救国救民之大计。这句诗正抒发了诗人不求一己的苟安偷生，而要解民于倒悬的豪迈胸怀。
乐土，出自《诗经·硕鼠》：“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董老在此是反其意而用之，古人尚有乐土可去，而今天诺大的中国竟找不到一块乐土，极言民族危机的深重。抗战大计已是迫在眉睫，只有驱尽日寇，才能将中华神州变成乐土。当然仅仅赶跑日寇也还不够，还要进而推翻专制独裁，建立民主、自由的政权。这里暗示出在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下，人民怨声载道，并不比沦陷区好多少。
末尾两句由重庆的载歌载舞引出对延安的祝福和思念。在这欢庆佳节之际，诗人想到远方的战友，相隔千山万水，只有遥祝延安日新月异了。
诗人虽生活在重庆，但念念不忘的却是延安。重庆尽管比延安繁华，却是令人压抑的。延安尽管物质艰苦，精神上却是令人舒心的。而且重庆繁荣的背后掩盖的是一触即发的危机，地下潜伏的岩浆正汹涌运行。延安虽然遇到暂时的困难，但诗人相信在党的领导下终会走出低谷，“为有源头活水来”，而重庆则是连生命的涟漪也已泛不出的一汪死水。而且延安群英荟萃，人才济济，云集着大批民族的精英。像柳亚子诗中所津津乐道的：“杜断房谋劳午夜，江毫丘锦各名家”。这里寄托着中华民族的希望。
通过对延安出思念，诗人一扫情绪的压抑，重又明亮起来，使全诗在节奏明快中结束。全诗基本采用铺叙手法，写得明白如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