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岁星如汉年，方朔见明主“，起势突兀。传说东方朔是岁星下凡。东方朔既是星宿下凡，辅佐明主，当然要为平治天下建立功业，非同一般。但是事实并不如此。史书记载东方朔滑稽诙谐，汉武帝视之如俳优。”调笑当时人“，说东方朔对于时人尽情戏弄，不仅对同僚，甚至对最高统治者也加以戏谑。”中天谢云雨“，说离开朝廷。"一去麒麟阁，遂将朝市乖”是说一旦离开朝廷，就和朝廷、市集这些公众聚集的地方违别了。“故交不过门”，在世态炎凉的古代社会里，免官离朝，朋友客人从此疏远，甚至连旧交好友也不肯过门了。“秋草日上阶”，形象地写出了故旧疏远、门庭冷落的景象。诗人简要地写完东方朔的经历之后，很自然地评论了一句：“当时何特达。”“独与我心谐”，这位八百多年前的历史人物，在当时，在后来的历史岁月里，都无人理解，没有知己，只是我内心相契。一个“独”字，表明两人是千古知己。
“置酒凌歊台，欢娱未曾歇。”这里诗人写到了与常赞府的交往。两人置酒于凌歊台上，开怀畅饮，尽情欢娱，不曾歇息。“歌动白紵山，舞回天门月”，是两人欢娱的具体而夸张的描绘，由此可见欢娱的情景了。两人的交往情意投合，相得益欢。这时候，常赞府很自然地问起诗人的“心中事”，于是诗人就“为君前致辞”，尽情地倾吐心中的话语、心底的愤懑，正如诗人在另一首诗里说的“远客投名贤，真堪写怀抱”了。
“君看我才能，何似鲁仲尼。大圣犹不遇，小儒安足悲”四句是倾诉自己的境遇。前面既以东方朔自况，写了自己的怀才不遇，这里则借孔子来自我宽解。这些话是自宽自慰，又包含着沉重的辛酸。
由于李白后期思想的深刻性和视野的开阔，他并不局限于自己的遭遇来“写怀抱”，而是着眼于当世大事。诗人写了战争：“云南五月中，频丧渡泸师。毒草杀汉马，张兵夺云旗。至今西洱河，流血拥僵尸。”据史书记载，天宝年间，唐朝政府两次派兵征伐云南的少数民族，战于西洱河，均大败。“将无七擒略”，主将既没有诸葛亮那样的智慧，缺乏七擒七纵稳操胜券的谋略，得来的只能是失败。“鲁女惜园葵”，是说鲁国漆室邑之女的故事。其含义为人民忧虑着饥饿，而统治者还好大喜功，爱开边衅。接着，诗人写了饥馑：“咸阳天下枢，累岁人不足。”“虽有数斗玉，不如一盘粟”，正是根据京城的特点来写饥馑的惨象。“赖得契宰衡，持钧慰风俗”是说需要有契一样的贤宰相，斡旋运转，安定风俗。
最后诗人又写到自己：“自顾无所用，辞家方来归。”尽管在最需要人才的深刻，尽管自己有着卓越的政治才干，但不为世所用，只得浪迹江湖，辞别家庭，只身外出游历了。“霜惊壮士发，泪满逐臣衣”，忧虑使诗人发如秋霜，泪湿长衫。这忧虑不是个人政治上的不遇，而是透视现实产生的。这首诗写于安史之乱前一年，因此这种忧虑更有深刻的内涵。而且，“以此不安席”，诗人坐卧不宁了，“蹉跎身世违”，只是不能投合这黑暗的世界，同流合污，以致蹉跎岁月，无所作为。但诗人并不因此颓唐：“终当灭卫谤，不受鲁人讥。”这里用孔子的典故。诗人表示要进德修业，以孔子为榜样，消除世人的讥谤。“终当”二字表现十分坚定。
通观全诗，确如题目“书怀”所揭示的那样，诗人是在坦率地披露着自己的情怀。由于诗人把黑暗的政治、腐败的军事、不安定的社会现状和个人怀才不遇联系在一起，使这种抒情特别有力量。诗篇不仅倾泻着满腔愤懑，似乎还预示着未来的不幸。
诗的首联把“扰扰”和“风雨”、“尘埃”放在一起形成鲜明对比，刻画出殷勤来访、奔走于权贵之门的上人形象。“扰扰”表明了诗人无奈而不堪的心情。《诗经·风雨》中有“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表达见到朋友时平静又喜悦的心情。诗人在这句中也暗用“风雨”的典故，却是在委婉表达对广宣上人频频造访的不满。
颔联说到自己辜负了高僧屡屡造访的心意，说的显然是反话，可以理解为是对广宣上人拜访的委婉谢绝。“惭”、“愧”连用，诗人在自谦的同时，表达出他和上人在立身处世问题上的不同见解，他们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隔阂。
颈联仍是自谦，说自己读书没有收获。其中的“未能回”可以理解为没有回去，或者也可以理解为广宣上人以诗相赠，诗人自谦才疏学浅，整日推敲也无法答复。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对广宣上人的回绝。诗人强调他学习的是儒家圣道，推崇的是孔孟之学，暗含他和上人之间有“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意思。
尾联提到了“红叶”有几堆，在王维《山中》有“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句，“天寒红叶”的意象刻画出清冷寂寞的初冬景象。诗人化用王维诗意，表达他对上人的微讽之意。广宣上人的住所是寺庙，但他整日在外奔走，以至于很少待在寺庙之中。诗人说红叶堆积，无人打扫，旨在劝这位上人当回到寺庙之中。这仍然是在委婉表达对广宣上人的不满。
韩愈一生以弘扬儒家之道为己任，排斥佛老等学说。但偏偏有所谓高僧广宣上人，频频以诗文讨教。诗人出于礼貌，又不能不略为敷衍，但内心深处对于这种奔走于权贵之门的僧人，是非常无奈而又鄙薄的。诗题中的“频”字已经表达出不耐之情。诗人采用了委婉暗示的手法，向广宣上人说明他的态度。诗人自谦的语气一以贯之，他在暗示广宣，你我之间的过多交往对双方都没有太多益处。最深处的原因是各自坚守的大道不同，各自安身立命的所在不同。诗的结尾用意巧妙，意在讥讽僧人终日不归。诗人说天寒寺冷，红叶堆积，希望点醒广宣上人：既然号称高僧，就应该在寺庙中潜修佛理，弘扬佛法，不必终日奔走在外、踪迹难寻。这首诗还意在传达一种诗人所谓“聪明不及于前时，道德有负于初心”的人生感喟（韩愈《〈五箴〉小序》语）。整首诗平易坦荡，不用事，不屈己徇人，言语之间颇能体现温柔敦厚的诗教精神。
《弈喻》借事议论，用浅近易懂的事例，非常生动地说明了一个人观他人之失易、观自其之失难，应当“易地以处平心而度之”才能客观公正地评价客观事物的哲理。全文依事取譬，抽象事理，短小精悍，议论风生，能给读者以许多教益。
文章第一自然段生动简洁地叙述了一次观弈、对弈的经历。观弈时，作者对客是“嗤其失算”“欲易置之”“以为不逮已”；对弈时却是数子先失，中盘苦思冥想，终局惨败，最后落得个“赧甚，不能出一言”的结果。观弈和对弈时，作者对自其和对客人的棋技判断差距如此之大，这引起了作者的深思。“后有招予观弈者，终日默坐而已。”“默坐”正是作者弈败后冷静反思的表现。由此引出第二段发人深省的议论。以“弈”喻“学”，提出学者应辩证客观地看问题，要像下棋一样，多从对方的角度看，冷静地思考问题。这一段首先列举“今之学者”不正确的治学态度。“多訾古人之失”，“乐称今人失”，“多訾”“乐称”，形象地刻画了那些“能知人之失，而不能见吾之失”“能指人之小失，而不能见吾之大失”的学者的浮躁情态。然后提出作者的主张，看问题应当“易地以处，平心而度”。第三段，扣住弈棋情况深入一层议论，指出下棋的好坏有标准，大家能评判。事理方面的问题由于各人都认为自其正确，是非标准就难定了。“世无孔子，谁能定是非之真”，由此，作者指出：别人的短处，可能正是自其的长处；而自认为没有短处，却正是最大的短处，于人于其，都应该正确对待、全面评价，所以绝不应该彼此嗤笑。
在选材上，作者善于选择典型事例。“事实胜于雄辩”，能否选好事例，对于一篇说理文来说非常重要。《弈喻》类似今天的杂文，事例典型与否更是成败的关键。作者精心地选择自其的一次亲身经历，而且是ー次令十分难堪的经历，这本身就很容易警动读者。加上事例的前后对比十分鲜明，富于戏剧性，先是观人之失，作者从心限里瞧不起客人的棋艺；是见其之败，事实证明客人的棋艺比他高得多。这样有趣而严峻的事实，深刻的哲理已暗寓其中，不由得读者不接受。作者对事例的剪裁，也见功力。凡是与主题无关的，如棋场的气氛、客人的形貌、下棋的步骤等一概省去，而着重于反映作者的心理变化，并以此变化为线索，凸现整个事例。先是“其失算”，以为“不逮其”，后来对局，“予颇易之”，再后“予思益苦”，最后“予赧甚，不能出一言”，描写紧紧扣住主题，不枝不蔓。这为下文所要阐明的道理作了铺垫，使下ー段省去了许多抽绎引思的文字，文章自然就精练了。
在结构上，作者构思很精巧。三段之间跳跃性很大，每段前后并无任何关联词语，读来却丝毫没有接不上、梗阻不通的感觉。原因在于作者注意了文章的内在联系——道理的连接和发展，这也就是古人说的“文气贯通”。如前所分析的，作者在第一段落笔时，就已考虑到主题的需要，读者顺着作者的思路读完一段，虽不能说已得出第二段要揭示的道理，但至少已接受了作者的“暗示”，第二段跳跃再大，也不会觉得突然。第三段对第二段显然跳跃也很大，由于它是第二段哲理的深化和发展，即由讨论个人的得失到探求真理的得失，这是思维的合乎逻辑的发展，顺理成章，读者也会感到很自然。同时，在揭示哲理的方法上，全文均采取对比的方法。第一段将客与其对比，将客的失败其的失败对比；第二段是今人和古人对比，是自其的过失与别人的过失相比；第三段是把下棋和探求真理对比。由于方法的一致，文章也就显得脉络清晰，前后统一。另外，该文每段虽无关联词语，却注意了词汇的前后照应。三段文字的中心词都是“失”，这个“失”字的内涵是一致的，而它的外延却随着段落的变化而扩大，这是古代散文修辞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既有助于加强文章的整体性，而又使它错落有致、含蕴无穷。
在语言方面，也可以看出作者的精心讲求。像“读古人书，多訾古人之失，与今人居，亦乐称人失”“然则人之失者，未必非得也；吾之无失者，未必非大失也”等句，对仗工整，道理在一正一反的比照中相对而出，十分醒目。对仗句用得好，不仅能使语言精练，句子含义丰富，而且由于上下文对比鲜明，读来朗朗上口，加之蕴含哲理，容易构成警句，加深读者的印象。
这是首送人之作，作于公元1092年（元祐七年）。此词上阕抒写作者对苏坚归吴的羡慕和自己对吴中旧游的思念。用“黄犬”这一典故，表达出盼伯固回吴后及时来信。“呼小渡”数句细节传神，虚中寓实，给对方一种“伴你同行”的亲切感。下阕抒发了自己欲归不能的惋惜，间接表达对官海浮沉的厌倦。就伯固之“归”，抒说自己之“归计”。
在众多的送别词中，苏轼的这首《青玉案》可谓别具一格。一方面作者为送客而作，一方面自己还客居他乡，是为“客”中送客之作。整首词中心在于一个“归”字，既是羡慕苏坚归吴中，亦是悲叹自己归梦难成。“作个归期天已许”一句，奇境别开，明知不可归而犹言“天已许”，思归之情，倍见殷切。“小蛮针线”则显出宦游天涯之可衰，情真意切，其意境绝非柳永“针线闲拈伴伊坐”（《定风波》）之类小儿女语所可比拟。“作个归期天已许，春衫犹是，小蛮针线，曾湿西湖雨。”“归期天已许”写苏轼迫切思归与亲人爱侣团聚，特借白居易所宠爱的善舞妓人小蛮，喻指其爱妾朝云，朝云亲手缝制的春衫“曾湿西湖雨”，为“天注定”做一注脚：天公有情，为朝云之相思而洒泪雨，淋湿词人春衫，岂非“天已许”吗？全词写词人思念朝云，写法婉曲，含蓄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