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诗人韦应物在秋雨之夜、归思正深之际，听到自远而近的雁叫声，有感而作。此诗描写了由远飞的大雁引起游子对故土的怀念，表达了诗人思乡之情。全诗语言质朴自然，意境凄切古澹。
“故园眇何处，归思方悠哉。”首二句言诗人雨夜思归。秋天的雨夜漫长而又寂寥，诗人独坐在高斋之中，孤灯长伴，孤影为侣，静静地听着外面渐渐沥沥的秋雨。窗外一片漆黑，只有雨打梧桐的声音。孤清的夜，深秋的凄寒，还有空寂的高斋，在这样一种萧瑟凄寂的环境气氛之中，诗人不免要触动羁旅他乡、远游为宦的思乡情思。诗人的家乡在长安，而此时却在远离家乡两千余里的滁州为官，“眇”字反映诗人内心的无奈情态，因为云山阻隔、归路迢递，即使在白天登楼引颈也无法看到故园，更何况是暗夜沉沉。故园的渺远，本来就和归思的悠长构成正比，再加上这漫漫长夜、绵绵秋雨，就更使这“归思”无穷无已、悠然不尽了。“方悠”二字表明清寂的氛围，加深了思乡之愁。“哉”是诗人久恩难平的叹息，这个长长的叹息，道尽了无尽思念的深渊。
“淮南秋雨夜，高斋闻雁来。”这两句言闻雁而归思愈浓。“淮南”与第一句的“故园”相对，由思念中的故园回到今天为宦的淮南，落笔高妙。“秋雨”交待独坐时的清凉环境，“夜”既是表明时间很晚，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也从侧面显露诗人贬谪滁州的苦痛如同黑夜一般。正当怀乡之情不能自控的时候，独坐高斋的诗人又听到了自远而近的雁叫声。这声音在寂寥的秋雨之夜，显得分外凄清，撩动诗人无尽的乡愁，使因思乡而永夜不寐的诗人浮想联翩，触绪万端，更加悲怆万分。诗写到这里，戛然而止，对“闻雁”而引起的感触不着一字，留下的是“此时无声胜有声”的结尾。
沈德潜《说诗晬语》云：“五言绝句，右丞之自然，太白之高妙，苏州之古澹，并入化机。”“古澹”很好地概括了韦应物五言绝句的风格特征。在这首诗中，体现了诗人古澹的艺术风格。整首诗是一幅清淡的思乡图，清冷的夜晚，清凄的秋风，清寒的秋雨，清寂的高斋和清孤的人影，构成一种高古澹远的意境。
此诗结构巧夺天工，含蓄委婉，先写“故园”，后写“淮南”，先托出“悠”思，后衬以“雁”鸣，就是在这样巧妙的安排中，使诗歌很短，但人的情思却句句深入，层层递进。另外，诗歌的情思表面触发的是乡愁，但结合诗人被贬滁州的事实。还可以从诗歌中体会出诗人对现实的不满情绪，这种情绪又完美地融入到萧瑟凄清的秋声秋意之中。
这首诗发端二句已概全篇之旨，“韩魏多奇节，倜傥遗声利”，以下均围绕“多奇节”处而展开。承接此二句，以下八句历叙少年游侠者的精神品格与豪荡气魄。“绿沉明月弦，金络浮云辔”，此十字着重从形象上描绘少年侠士潇洒倜傥的飒爽英姿。“吹箫入吴市，击筑游燕肆”，伍子胥有经文纬武之才，因楚平王听信谗言杀害伍奢与伍尚，他逃奔吴国，欲借外力以报杀父兄之仇。伍子胥在吴都梅里（即今无锡梅村），举目无亲，衣食无着，被迫吹起斑竹箫管，在市中乞食，后得公子光的赏识，谋刺王僚，成就大业。高渐离与荆轲为友，善击筑，“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史记·刺客列传》）。后燕亡，高渐离为秦王击筑，因在筑中置铅以伺机击秦王，未果被害。游侠之人并非久居人上，即使沉沦下僚之时，胸中仍怀一股不可磨灭之气。这段奇气促其忍辱负重，完成自己重然诺的历史使命。
下面以博望侯张骞的典故轻轻地转到了游侠儿慷慨立边功的主题上来，继写其在战场上杀敌报国的“奇节”。张骞出使西域，穷河源，直至昆仑山下，“大宛之迹，元因博望；始究河源，旋窥海上”（《史记·大宛列传》）。其开疆拓土的历史功绩永不可磨灭，“博望侯”就衍化为英雄主义的象征，而与任侠风气相联系在一起了。“寻源博望侯，结客远相求”，游侠儿亦如博望侯怀抱赴边立功之志。云气散漫风萧索，紫塞雁门草木凋，艰苦的边关生活并没有消损少年游侠奋勇杀敌、报效国家的豪情壮志；而是黄沙穿金甲，马革裹尸还，甘愿赴汤蹈火以报知己之恩遇。这样就自然引出了“轻生殉知己，非是为身谋”的感慨来，这既照应了开头的“遗声利”，也使全篇的中心思想得到统一。
综观全诗，首联已概括全篇之主旨，“侠”之精神在“奇”，此“奇”非他“奇”，而是奇在其轻身重义上，奇在其士为知己者死上，奇在其“遗声利”“非是为身谋”上，正与尾联相应。中篇尽叙侠客之态，承首联之“奇”而启尾联之“殉知己”“一言重”“垂一顾”“千里至”“远相求”，皆应照生情，写得气脉流转、神情摇曳，悲壮英豪之中有清新雅致之音，与虞氏的一贯风格有其相通之处。
此诗描述了边海百姓的艰难生活，比较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百姓生活困苦不堪的惨痛景象，表现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生活的同情。全诗采用了正面描写与侧面烘托的手法，使边海贫民悲惨的生活图景跃然纸上，言简意赅，寓意深刻。
“八方各异气，千里殊风雨”是“剧哉边海民”的衬托。各地的情况虽然不同，但最艰难困顿的要数“边海民”了。
“寄身”三句，实写“边海民”的悲惨生活。他们没身于“草野”，过着非人的生活。生吞活剥，巢息穴居，所以说“象禽兽”；他们不敢出来，怕被人发现、抓走，每天就钻在山林里边所以说“行止依林阻”。一个“依”字把逃民们的实际活动和恐惧心理都表现出来了。他们要靠在林中采集食物而存活，要靠险阻的坳壑以藏躲，他们怕暴露行迹，白天足不出林莽，黑夜也不敢明火高声。
“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是全诗的精华所在。逃民们每日出没在山林之中与狐兔争食争住，而自己原来的家园却因为无人居住，反而变成狐兔们的自由跳踉纵情嬉戏的王国，非常可悲的现实。这两句扩大了全诗的内涵，它不仅使人想见逃民们的伤心落泪，而且使人看到生产凋敞，村落萧索的更广阔的社会图画；也扩大了全诗的境界，前三句是诗人眼中的情景，这两句是诗中人心里的想像。有此一笔，使短短的八句诗多了一层波折，添了一组形象，是以少驭多的佳构。可惜这一点历来被人忽略，以为这两句也是状“边海民”惨苦生活的，与前三句配合，写住处的荒凉；试想，已与禽兽混迹的“边海民”对“狐兔翔我宇”又何居叹哉。结果使诗的内容和形象顿然减色，因而对这首诗并不是写“边海民”，而是写逃到“边海”之“民”的，也就未能理解。
曹植曾在《谏伐辽东表》中劝曹叡“省徭役薄赋敛，勤农桑”，至此又以他的诗歌直接为民生疾苦而呼吁。建安诗人反映下层人民生活的题材极少，因而这首诗就更为宝贵。
本文是一篇跋文，是苏轼读完黄子思诗集后写下的。文章用书法来比喻和评论诗歌，指出那些疏淡朴雅之中寓意深远的诗才是好诗。作者对苏武、李陵的“天成”、曹刘的“自得”、陶谢的“超然”、李杜的才气，以及柳宗元、韦应物“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都做出了高度评价。尤其对自然天成、“美在咸酸之外”的诗，苏轼似乎更加推崇。他认为艺术的法度应符合自然原则，文理自然，这样才会姿态横生，而艺术的最高境界是韵外之致。全文言简意丰，洗练明畅。
首先，苏轼认为：书法艺术以“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为在最高境界。尽管唐代的颜真卿、柳公权能够集古今笔法的大成，成为天下人师法的宗师，但还是未能恢复钟繇、王羲之书法的艺术神韵。接着，苏轼运用类比推理，认为诗歌艺术与书法相通。诗歌最高的艺术境界也是自然天成，富于神韵，像苏武、李陵、曹植、刘祯、陶渊明、谢灵运等人的诗歌那样，出于性情的真切流露，超然物外，淡泊远神，富有韵味。
尽管李白、杜甫取得了“凌跨百代”的集大成成就，但是，李杜诗歌还是缺少魏晋以来“高风绝尘”的韵味。此后的诗人尽管追求远韵，但是才不逮意。这就自然过渡到对韦应物、柳宗元山水诗的经典评价。苏轼认为他们的诗歌“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于此相应，晚唐司空图又提出了妙在咸酸之外的“神韵”说。最后，苏轼将黄子思的诗歌接在追求远韵神味的诗歌艺术传统上，发现并赞扬了黄子思诗歌艺术成就。
这篇短跋的价值，并不在于评价了黄子思诗歌，而在于苏轼提出的新的诗歌理想。与当时复古思潮不同的是苏轼要求诗歌恢复汉魏古诗的萧散简远境界，并不是欧阳修等人追求的古朴苍劲的格调。值得指出的是，苏轼自己的诗歌创作并没有实践这一艺术理想，即使那些刻意模仿陶渊明的和陶诗，也没有陶渊明诗歌那种冲淡闲适的风格，而是“天马脱羁，飞仙游戏，穷极变化如适如其意中所欲岀”（沈德潜《说诗晬语》），显露的仍然是他豪迈洒脱的个性本色。
关于《黍离》一诗的主旨，虽然《诗序》说得明白：“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而且从此诗序于王风之首，确见其为编诗者之意旨。但历来争讼颇多，三家诗中韩、鲁遗说与毛序异，宋儒程颐更有臆说以为“彼稷之苗”是彼后稷之苗。近人读诗，新说迭出，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将其定为旧家贵族悲伤自己的破产而作，余冠英则在《诗经选》中认为当是流浪者诉述他的忧思。还有蓝菊荪的爱国志士忧国怨战说（《诗经国风今译》），程俊英的难舍家园说（《诗经译注》）等。说法虽多，诗中所蕴含的那份因时世变迁所引起的忧思是无可争辩的，虽然从诗文中无法确见其具体背景，但其显示的沧桑感带给读者的心灵震撼是值得细加体味的。另一方面，从诗教角度视之，正因其为大夫闵宗周之作，故得列于《王风》之首，此为诗说正统，不可不及，以下从两方面细析之。
闵宗周之诗何以列于《王风》之首，先得弄清何为《王风》，郑笺云：“宗周，镐京也，谓之西周。周，王城也，谓之东周。幽王之乱而宗周灭，平王东迁，政遂微弱，下列于诸侯，其诗不能复《雅》，而同于《国风》焉。”可见《王风》兼有地理与政治两方面的含义，从地理上说是王城之歌，从政治上说，已无《雅》诗之正，故为《王风》。此诗若如《诗序》所言，其典型情境应该是：平王东迁不久，朝中一位大夫行役至西周都城镐京，即所谓宗周，满目所见，已没有了昔日的城阙宫殿，也没有了都市的繁盛荣华，只有一片郁茂的黍苗尽情地生长，也许偶尔还传来一两声野雉的哀鸣，此情此景，令诗作者不禁悲从中来，涕泪满衫。这样的情和这样的景化而为诗是可以有多种作法的，诗人选取的是一种物象浓缩化而情感递进式发展的路子，于是这首诗具有了更为宽泛和长久的激荡心灵的力量。
全诗共三章，每章十句。三章间结构相同，取同一物象不同时间的表现形式完成时间流逝、情景转换、心绪压抑三个方面的发展，在迂回往复之间表现出主人公不胜忧郁之状，“三章只换六字，而一往情深，低回无限”（方玉润《诗经原始》）。
诗首章写诗人行役至宗周，过访故宗庙宫室时，所见一片葱绿，当年的繁盛不见了，昔日的奢华也不见了，就连刚刚经历的战火也难觅印痕了，看哪，那绿油油的一片是黍在盛长，还有那稷苗凄凄。“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王国维《人间词话》），黍稷之苗本无情意，但在诗人眼中，却是勾起无限愁思的引子，于是他缓步行走在荒凉的小路上，不禁心旌摇摇，充满怅惘。怅惘尚能承受，令人不堪者是这种忧思不能被理解，“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尴尬，这是心智高于常人者的悲哀。这种大悲哀诉诸人间是难得回应的，只能质之于天：“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苍天自然也无回应，此时诗人郁懑和忧思便又加深一层。
第二章和第三章，基本场景未变，但“稷苗”已成“稷穗”和“稷实”。稷黍成长的过程颇有象征意味，与此相随的是诗人从“中心摇摇”到“如醉”、“如噎”的深化。而每章后半部分的感叹和呼号虽然在形式上完全一样，但在一次次反覆中加深了沉郁之气，这是歌唱，更是痛定思痛之后的长歌当哭。难怪此后历次朝代更迭过程中都有人吟唱着《黍离》诗而泪水涟涟：从曹植唱《情诗》到向秀赋《思旧》，从刘禹锡的《乌衣巷》到姜夔的《扬州慢》，无不体现这种兴象风神。
其实，诗中除了黍和稷是具体物象之外，都是空灵抽象的情境，抒情主体“我”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基于这一点，欣赏者可根据自己不同的遭际从中寻找到与心灵相契的情感共鸣点。诸如物是人非之感，知音难觅之憾，世事沧桑之叹，无不可借此宣泄。更进一层，透过诗文所提供的具象，读者可以看到一个孤独的思想者，面对虽无灵性却充满生机的大自然，对自命不凡却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人类的前途的无限忧思，这种忧思只有“知我者”才会理解，可这“知我者”是何等样的人：“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充满失望的呼号中读者看到了另一个诗人的影子。“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吟出《登幽州台歌》的陈子昂心中所怀的正是这种难以被世人所理解的对人类命运的忧思。读此诗者当三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