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长卿的词虽然有十卷三百首之多,虽然被毛晋刻入“名家词”,但在宋人眼中,他只是一位第三流的词人。可能因为他的词爱用口语俗话,不同于一般文人的“雅词”,所以在士大夫的赏鉴中,他的词不很被看重。朱祖谋选《宋词三百首》,赵长卿的词,一首也没有选入。学者施蛰存认为,雅即是俗,俗亦是雅,赵词不落于俗套,也可谓不拘一格。
有一些作家和批评家,他们评论文学作品,其实是古今未变。孔老夫子要求“温柔敦厚”,白居易要求有讽喻作用,张惠言、周济要求词有比兴、寄托,当代文论家要求作品有思想性,其实是一个调子。这些要求,在赵长卿这首词里,几乎一点都找不到。赵长卿并不把文学创作用为扶持世道人心的教育工具,也不想把他的词用来作思想说教。他只是碰到新年佳节,看着家里男女老少,摆开桌面,高高兴兴的吃年夜饭。他看到姑娘们的纤手,端来了春菜盘子,盘里的菜,有青、有细,从家庭中的一片和气景象,反映出新年新春的东风里所带来的天地间的融和气候。唐、宋时,不管是吃年夜饭,还是新年中吃春酒,都要先吃一个春盘,类似现代酒席上的冷盆或大拼盆。盘子里的菜,有萝卜,芹菜、菲菜,或者切细,或者做成春饼(就是春卷)。杜甫有一首《立春》诗云:“春日春盘细生菜,忽忆两京梅发时。盘出高门行白玉,菜传纤手送青丝。”赵长卿这首词的上片,就是化用了杜甫的诗。
幡儿、胜儿,都是新年里的装饰品。幡是一种旗帜,胜是方胜、花胜,都是剪镂彩帛制成各种花鸟,大的插在窗前、屋角,也可挂在树上,小的就戴在姑娘们头上。现在北方人家过年的剪纸,或如意,或双鱼吉庆,或五谷丰登,大概就是幡、胜的遗风。这首词里所说的幡儿、胜儿,是戴在姑娘们头上的,他看了觉得很欢喜。“姑媂”、“忔戏”这两个语词都是当时俗语,读者现在不易了解,可能在江西南丰人口语中,它们还存在。从词意看来,“姑媂”大约是整齐、济楚之意。“忔戏”又见于作者的另一首词《念奴娇》,换头句云:“忔戏,笑里含羞,回眸低盼,此意谁能识。”这也是在酒席上描写一个姑娘的。这里两句的大意是说:“幡儿胜儿都很美好,姑娘们戴着都高高兴兴。”辛稼轩词云:“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也是这种意境。
词人看了一家人和和气气的团坐着吃春酒、庆新年,在笙歌声中,他起来为大家祝酒,祝愿在新的一年里。一家子都吉吉利利、百事如意。于是,这首词成为极为好的新年祝词。
词到了南宋,一方面,在士大夫知识分中间,地位高到和诗一样。另一方面,在平民百姓中,它却成为一种新的应用文体。祝寿有词,贺结婚有词,贺生子也有词。赵长卿这首词,也应当归入这一类型。它是属于通俗文学的。
在辅佐周穆王的过程中,祭国的祭公谋父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政治主张。某年,周穆王要攻打一个叫犬戎的民族,祭公谋父劝说周穆王:圣明的君王是光大自己的德政,而不炫耀自己的武力,用武力征服别人,早晚会带来严重后果的。周穆王不听劝告,率兵攻打犬戎,尽管战争最后取胜,但周边的少数民族再也不称臣纳贡。
“以德治国”是符合周先人的传统的。《史记·周本纪》记述:
“古公亶父复脩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於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於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之,颂其德。”
这段故事是说:古公亶父是周王朝的奠基人,被称为周朝的“太王”,是历史上的著名贤王。
古公亶父原是一个小国豳国的国君。当时,西北边地的戎狄进攻豳国,“欲得财物”。给了财物以后,他们还不满足,又要再来进攻,欲得地与民。豳国百姓被激怒了,纷纷主张打仗。这时,古公说:“老百姓拥立君主,是希望君主保护老百姓的福利。现在戎狄想来攻打我们的目地,是因为我有了土地和老百姓。老百姓在我这里和在他那里,只要生活的好,那有什么关系呢?现在老百姓们为了我个人的原因去打仗,用杀死别人的父子的手段去达到我当君主的目地,这样的事,我不忍心去做!”(原文: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我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因此,古公亶父只带了近亲私属一群人,学他的祖先不窋一样,离开豳国,迁徙到梁山西南的岐山之下定居。
古公亶父的这个举动被老百姓知道了,不仅原来豳地民众扶老携幼,离开戎狄而追到岐山来,照旧跟着他。而且附近的邻国,也久仰古公的仁义贤名,都来归附于他。
所以,老子依据古公亶父的事迹写成了第三章的“使民不争”。象古公亶父那样,他为了民众远离战争, 不争而退让到可以不要国家豳,不战而退从豳到了周原。他最终赢得了民众的心,他最终不争而成不战而胜!
显然,周穆王攻打一个叫犬戎的民族,是周失德的开始。左丘明的《国语》从西周穆王写起,大概是因为周穆王是西周失德的第一个君王罢!
附加说明:京城五百里以内为邦内;离京城五百到一千里的国为邦外;一千里到三千五百里的国为侯、卫;三千五百里到四千里的国为蛮、夷;四千里以外的国为戎、翟。甸服:为王朝服役,供应周王朝每天的宗庙祭祀;侯服:每年必须朝见周王朝,供应每月的祭祀;宾服:必须纳贡供应每季的祭祀,二到五年朝见一次;要(yāo)服:必须供应每年的祭祀,每六年朝见;荒服:每任国王必须朝见一次,表示臣服即可。
诗题为《客夜》而通篇不见“夜”字,但又全是客夜之景,客夜之情,读之真感有高处着笔,不落言筌之妙。全诗语言朴实,情感真擎,意境清幽,含蓄蕴籍,耐人寻味。
首联“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提笔入题,笼罩全篇。“何曾”“不肯”四字尤为历来评注家们所赞赏。这四字诗人在别处虽曾用过(《复愁十二首》“胡虏何曾盛,干戈不肯休”),但用在此处却显得特别精警。它形象地表现出诗人“睡不着还望睡着,天不明直望天明”(金圣叹《杜诗解》)的情态。王嗣奭赞此四字“用得精神”即是说展现了形象,传出了神采。葛立方也说:“含蓄甚佳。”(《韵语阳秋》)这里所谓的“含蓄”也正是就它表现的形象意蕴的深度而言。
颔领“入帘残月影,高枕远江声”紧承首句“客睡何曾著”而来。从文字上看,好像只写的是月影江声,秋夜之景,但实际显现的正是客愁不寐之情,不过诗人用的是衬映手法,以景寓情罢了。“高枕”是杜甫习用词语,集中凡十见,用于律诗对句共八处,其中六个高字均“死字活用”(参见施鸿保《读杜诗说》),用语法术语说即是“形容词用作动词”。梓州四周多山,江水从远处山间流来,夜静之时在枕上听之,觉其声来自比枕高之处。
月影由东窗渐移西窗,分明是后半夜的光景,故说“残月影”。月儿筛过窗帘,光影洒地,对无忧的人说来正是秋夜美景,但对今夜愁苦熬煎,竟夕不寐的诗人来说就倍增烦恼了,只好斜倚着让自己轻松自适些。殊知,那远处的江声又听得更清,扰人愁烦,何况这江声又是远江之声,更把诗人的愁绪引向“谈笑行杀戮,溅血满长衢”(《草堂》)的成都。新营的草堂,留居的妻儿,都是难堪的系念,而“家远传书目,秋来为客情”(《悲秋》)则更使情怀悲怆了。诗人不直接着墨于竟夕不寐的愁苦而以残月江声之景出之,真是“文外曲致”,含味无穷。
严武离蜀,杜甫失掉了生活上和精神上的支持者。梓州是严武领东川节度使时的旧地,那里有他的旧部、僚属,借严的关系也许可以得到一些生活资助,这次诗人去梓州除了避乱之外可能还有这个因素。从诗人这时期写的许多投寄,奉赠和参加宴饮的诗来看,不难得到证实。他几乎向当时在梓州稍占势要的人(如李梓州、杨梓州,严二别驾以及留后章彝等)都委婉地表示过冀求资助之意,但得到的不过是几次应酬宴请和临时的少数周济罢了。因而诗人不断发出“巴蜀愁谁语”(《游子》),“厌蜀交游冷”(《春日梓州登楼二首》)的孤独与绝望的悲叹。他将离梓州时写的“昔如纵壑鱼,今如丧家狗”(《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三年奔走空皮骨,始信人间行路难”(《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等诗句,可算诗人这一时期凄惶无依生活的总写照,也是颈联“计拙无衣食,途穷仗友生”的最好注脚。从结构上看,颈联二句正是遥接首联“秋天不肯明”句而来的,它具体地倾诉出“不肯明”的烦怨之情的根由。
尾联“老妻书数纸,应悉未归情。”老妻催归,使诗人更陷入了欲归不能的焦灼之中,如何回答老妻,千愁万绪,苦衷难述。杜甫在这里是说:“老妻啊,你是应当理解我不能回家苦衷的,为什么写这样几页长信催我回家呢?”诗人不在结尾处用重笔再写自己不眠的痛苦而拓开一笔写老妻应理解我不能归家的苦衷,写得含蓄,说得真切,无限酸哀涌而不吐,令人不忍卒读。从全诗结构看,这两句不但是全诗感情发抒的高潮,也是首联“何曾著”“不肯明”的归穴。层次起伏,首尾一贯,曲尽章法变幻之妙。
全诗三章,前两章开头两句互文见义,说苕华盛开,一片黄色,叶子青青,沃若葱茏。这两句诗人以所见苕的花、叶起兴,苕叶青花黄,充满生机,而荒年的人民呢,却难以为生。诗人由联想导入感慨,两章诗的结尾两句即是所感。诗人痛心身处荒年,人们在饥饿中挣扎,九死一生,难有活路,反不其苕一类植物,活得自在,生命旺盛。为此,他心里忧伤不已,竟至于觉得最大的遗憾就是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天地之下,本以人为贵,今反而羡慕无知觉的植物,乃至说出“不其无生”的话,实在悲哉痛哉,愤极恨极。
前两章尽管诗人感情激切,难以压抑的忧愤,几其烈火喷射而出,但是这一忧愤产生的原因,还是隐含在比兴之中,到第三章才加以揭示。“牂羊”两句确其清方玉润所说“造语甚奇”(《诗经原始》)。正因为“奇”,所以旧说纷纭,多不得要领。其实这是诗人诉说忧愤的原因,意思是说:荒年无物可食,宰母羊吧,可是它瘦弱得只剩下一个大头;打鱼吧,水中捕鱼的竹器中只有星光不见鱼。最后两句“人可以食,鲜可以饱”是最沉痛的呼号,人吃人,同类相残,本已惨绝人寰,可是此诗却说,即使人可以吃,而剩下的人已经很少了,而且还可以想见,吃草的羊都已瘦得无肉可吃,何况饥饿已久的人呢。不消说个个枯瘦其柴,就是把这为数不多的人全吃了,也难以饱肚子的。说得何等毛骨悚然,把惨景更推进了一步,较之唐人所写的“足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白居易《轻肥》)的诗句更加怵目惊心,不忍卒读。对于这两句话王照圆还特地记下她闻见的一段事实,加以印证,其文说:“东省乙巳、丙午三四年,数百里赤地不毛,人皆相食。鬻男卖女者,廉其价不得售,率枕藉而死。目所亲睹,读此诗为之太息弥日。”并自注云:“巳、午间,山左人相食。默人与其兄鹤岚先生谈诗及此篇,乃曰:‘人可以食’,食人也;‘鲜可以饱’,人瘦也。此言绝痛,附记于此。”可见,此诗所反映的周代残酷的社会现实与人民苦难,在长期封建社会里是具有普遍性的,这充分显示了《诗经》现实主义精神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