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赞美西湖美景的诗。此诗不是描写西湖的一处之景、一时之景,而是对西湖美景的全面描写概括品评,尤其是后二句,被认为是对西湖的恰当评语。作者畅游西湖,从早到晚,一边欣赏美丽的湖光山色,一边饮酒构思,意笃八极,神游万仞。于是乎写就了这首传诵一时的佳作。
诗的前两句既写了西湖的水光山色,也写了西湖的晴雨时的不同景色。“水光潋滟晴方好”描写西湖晴天的水光: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西湖水波荡漾,波光闪闪,十分美丽。
“山色空濛雨亦奇”描写雨天的山色:在雨幕笼罩下,西湖周围的群山,迷迷茫茫,若有若无,非常奇妙。从第一首诗可知,这一天诗人陪着客人在西湖游宴终日,早晨阳光明艳,后来转阴,入暮后下起雨来。而在善于领略自然并对西湖有深厚感情的诗人眼中,无论是水是山,或晴或雨,都是美好奇妙的。从“晴方好”“雨亦奇”这一赞评,可以想见在不同天气下的湖山胜景,也可想见诗人即景挥毫时的兴会及其洒脱的性格、开阔的胸怀。上半首写的景是交换、对应之景,情是广泛、豪宕之情,情景交融,句间情景相对,西湖之美概写无余,诗人苏轼之情表现无遗。
诗的后两句进一步运用他的写气图貌之笔来描绘湖山的晴光雨色,而是遗貌取神,只用一个既空灵又贴切的妙喻就传出了湖山的神韵。苏轼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把西湖之美与西施之美相比,当然无可非议。但,我们知道,历史上还有不少女子,其美与西施相比,恐怕也差不了多少。可苏轼为什么偏偏要选西施来比西湖呢?我想是不是有两个原因:一是西施的家乡在浙江,而且离西湖不远;二是西施和西湖,都有个“西”字,这真是个天作之合。至于称西施为西子,恐怕不仅是为了尊重,还与平仄有关系(第三句最后一个字要求仄声字,而“施”是平声字)。现在,西湖也叫西子湖,就是源于苏轼这首诗。对这个比喻,存在有两种相反的解说:一说认为诗人“是以晴天的西湖比淡妆的西子,以雨天的西湖比浓妆的西子”;一说认为诗人是“以晴天比浓妆,雨天比淡妆”。两说都各有所见,各有所据。但就才情横溢的诗人而言,这是妙手偶得的取神之喻,诗思偶到的神来之笔,只是一时心与景会,从西湖的美景联想到作为美的化身的西子,从西湖的“晴方好”“雨亦奇”,想象西子应也是“淡妆浓抹总相宜”,当其设喻之际、下笔之时,恐怕未必拘泥于晴与雨二者,何者指浓妆,何者指淡妆。欣赏这首诗时,如果一定要使浓妆、淡妆分属晴、雨,可能反而有损于比喻的完整性、诗思的空灵美。
张可久这首《天净沙》,宛如一幅淡远幽雅的山水画,是对友人鲁卿隐居山中的礼赞,亦是自己一片向往之情的真实流露。这首小令笔墨简淡,风神高远。上半幅写景即写人,写出了隐者的品格风致。下半幅写自己来探望隐者,写出立刻深挚的友情。明朝朱权《太和正音谱·古今群英乐府格势》云:“张小山之词,如瑶天笙鹤”,“其词清而且丽,华而不艳,有不吃烟火食气”。凡此皆可于此首小令证之。究极而论,此首小令造境之高远,乃出自小山对于隐逸之真诚向往。 [4] 全曲通过对秋云、秋水、秋木的描写,构建出高远、清幽的境界,营造出静谧的禅境。通过对斋庵及其环境的描写,表现鲁卿高尚、纯洁的品格和自己的向往之情。
头三句写景。首句“青苔古木萧萧”,讲古木萧萧,青苔丛生。“青苔古木”,是构成首句物境的基础,青苔结生于古木之上,亦可以将青苔、古木理解为并立的意象。“萧萧”一词,一般用来形容木叶肃杀、飘落的情态,这里也是用来衬托秋日山中凄清、古静的气氛。
“苍云秋水迢迢”,写水云状貌。“苍云”是高空长云,有宏阔的气象;“秋水”有平沙落雁相伴,皆染秋色。“迢迢”修饰“秋水”,结构同“萧萧”修饰“古木”一样。“秋水迢迢”突出秋水长空一色的景貌,这里的“迢迢”其实也感染了“苍云”的色彩。
“红叶山斋小小”,写鲁卿山斋所在,有红叶飞落环绕,与肃杀的古木、旷远的云水相比,山斋不过是“小小”的一座。但“山斋”与前二者不同的是,青苔木色、云水长天,都是肃杀清远的“黑白照片”,而环绕“山斋”的“红叶”却是秋季最艳丽的色彩的代表。
前三句用相同的句子结构,由小至大、又由大入小地勾画出秋山云水的样貌。从色彩和结构的丰富性上来讲,“青苔古木萧萧”最肃杀,“青苔”“古木”都是较死板、幽深的物象;“苍云秋水迢迢”,使境界顿时开阔,色彩也更明亮了;“红叶山斋小小”,一“红”一“小”,与前文形成对比——“红”与“萧萧”“苍云”对照,形成鲜艳的色彩刺激,“小”与“萧萧”“迢迢”对照,实际上是把焦点集中到了“山斋”上来。
红叶”使得“山斋”成了前三句秋山云水图的中心,但“山斋”之“小”又为后文的继续展开留下了余地。其一。将鲁卿的“山斋”放到了巨大的秋山云水背景中;其二,“山斋”之“小”突出了它的幽深,这就使得下文“有谁曾到”的句子显得十分自然了。
后一部分“有谁曾到?探梅人过溪桥”,写的其实还是鲁卿斋的幽深,不过换了一个角度,并加了一些意思。所谓“探梅人”,指的是作家自己。“梅”不是秋日的物象,但梅的枝劲花清,自古是高士隐者的代表,作家说自己是“探梅人”,就是把鲁卿比作梅—般的高士来赞扬了。
过溪桥”是一个过程,作家想要探访“山斋”,但还在路上,刚刚踏过小溪上的石板桥。这样的写法。从效果上应和了前文“有谁曾到”的疑问,连诚心探访的作家都只是方过溪桥,他人自然是不知有此处了。
《天净沙》常用来写秋景、抒悲远之情。这首《天净沙》,则是通过秋景的衬托,写高士鲁卿的隐逸。一句“探梅人过溪桥”,带着些许禅意。
这篇文章可分四段:首段以杜牧为李贺作序之事提挈全篇;第二段先描写李贺的外在风貌,再写李贺的交游情况,后叙述李贺诗歌的创作过程和特点;第三段着力描绘李贺临终之奇异;末段借题发挥,抒发了对李贺的惋惜和同情。文章通过写李贺的一些轶事,从侧面烘托出传主的身份性格。全文构思巧妙,篇幅短小却具有很大的容量,集叙事、议论和曲折的抒情于一体,内容浑厚,意味深长。
这篇文章最大的特点在于:小传虽小,但小中有大、以小见大。其“小”在于:作者并没有全面勾勒诗人李贺的一生,对他的生平经历也记叙不多,而是选取了他生活中的若干小片段进行插叙,以小片段撑起传记的主干。此外,在篇幅上,全文寥寥数百字,语言极为精练。而其“大”又体现在:极小极短的篇幅却具有很大的容量,集叙事、议论和曲折的抒情于一体,内容浑厚,意味深长。
文章在构思布局上也是较为特别的,全篇以一“奇”字贯之。首段以杜牧为李贺作序之事提挈全篇,言杜牧之序“状长吉之奇甚尽”,以杜牧言李贺“奇”引起下文自己所言李贺之“奇”。随后又提到李贺姊“语长吉之事尤备”,以杜牧序和李贺姊之言点出文中李贺事的由来。
第二段是全文的关键部分,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是对李贺外在风貌的描写:“长吉细瘦,通眉,长指爪,能苦吟疾书。”作者抓住李贺外貌中最典型的几点特征,只用了区区十余字,李贺的清奇之气就跃然纸上了。尔后写李贺的交游情况,“最为昌黎韩愈所知”,与他密切往来的文人也不少。在文人交游中,作诗是最为常见的事情,但李贺每与诸人出游,“未尝得题然后为诗,如他人思量牵合,以及程限为意”,自然引出下文对李贺诗歌创作过程和特点的叙述。在李商隐笔下,李贺的诗歌创作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为情造文”,不以程限为意,而那种“得题然后为诗”的情况显然是“为文造情”,这是李贺不赞成的;
二是及时捕捉灵感,李贺诗歌的创作方式和过程无疑是特别的,“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所作皆是自己所见所感,既是“为情造文”的表现,“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也是其及时捕捉灵感的方法;
三是坚持及时修改整理,“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
四是为文用心、能苦吟,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李贺都是呕心沥血为之,正如文中太夫人所说:“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始已尔”。这些都为了说明李贺诗歌创作之“奇”,事实上诗风及其创作方法之奇是由其人性情之奇所影响和决定的,李贺性情之奇不仅在其诗歌创作之奇中有所体现,以下几句更是直接写出了李贺性格中与众不同之处。他的诗歌都是呕心沥血之作,但却“过亦不复省,王、杨辈时复来探取写去”,“所至或时有著,随弃之”,创作时一丝不苟,处置作品却极为随意,这是李贺性情之奇的一个方面。
在写了李贺的诗歌创作之奇及性情之奇后,作者在第三段又着力描绘李贺临终之奇。李贺临终之时有天帝召升,这种扑朔迷离、荒诞虚妄的描写占据了此段大部分篇幅,作者不仅对此浓墨重彩大加渲染,更在段末声明:“王氏姊非能造作谓长吉者,实所见如此。”也许李贺临终确实曾出现幻觉,而李商隐把这种幻觉放到传记中加以描绘,其实只是以此寄托自己的感情,并以现实和幻觉的鲜明对照引出最后一段的一连串质问。
末段是李商隐对李贺的议论和观感,并借题发挥,抒发了对李贺的惋惜和同情,从中也可窥出李商隐写作这篇小传的未言明的真意。最后一段托出了六个问题,虽然问而不答,但答案自在问中,能探得一二。前三问是问天,后三问则专问李贺的遭遇,层层递进,反复呼号。像李贺这样“才而奇者”世所罕见,却遭到世人的排斥,无人重视,而为天帝所重,与篇首的“奇”遥相呼应,更突出了作者对李贺一生遭遇的同情和悲愤。在这种同情和悲愤中,作者有意无意地把自我也摆了进去,因此无论是在对李贺之奇的叙述中,还是在末尾的一连串质问中,作者自己的身影总是若隐若现、似有若无,作者对自己命运和遭遇的感愤、慨叹也能隐约曲折地表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