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前二句写湖上：夜空景象，写的是远景，着重从视觉来写；后四句写湖面上的风势与浪声，写的是近景，着重写听觉上景物；诗的最后四句抒怀，着重抒发了诗人南下途中羁旅的情怀。此诗借景抒怀，情思勃郁，意蕴浑厚，格调高古。
“苍茫雾连空，冉冉月堕水。”此写湖上夜景。邵伯湖北接广阔的高邮湖，两个湖到了晚上上，水气蒸腾、扩散，形成茫茫大雾，像是与天相接一般，辽阔无垠，一片灰白。开篇第一句就把湖上夜晚的特有景观勾勒了出来，它宛然“帘幕无重数”的大舞台布景，宏阔气派，又飘忽朦胧如梦如幻。紧接着出台的便是洞府仙子月姑娘，她皎洁如玉、脉脉含情仿佛被这洁净浩秒的湖水所招引，“冉冉”而下，不偏不倚，像要“堕”入这湖水的怀中，尽情地沐浴一番。
开头两句看似寻常，实则静中有动，动中有静，蕴含丰富，耐人寻味。诗人一是选用了“连”字写雾使人感到雾在弥漫，已与高空融为一体；一是选用了“堕”字写月，月本是静物，由于船行很快，船上人看月却疑惑月在直“堕”，这是因为视觉造成的心理错觉起了作用，也反映了船行月移相对运动的感觉。诗利用这种错觉化静为动，显得别有趣味。同时“望”有沉重感，是诗人心情的自然流露。眼前景致虽美，但不与诗人内心情感吻合，此请乐景不为哀情所欣赏。因此“堕”字下得有分量，与结句“愁”字遥相呼应，使得诗情前后浑然不可分割。
以上二句，还只是邵伯湖的大背景，再下四句，则是“夜过”邵伯湖的正题了。这四句都着力在一个“风”字上。“飘翻双鬓风，恍惚无定止”，这风吹来，恍恍惚惚，不知所起、不知所迄不知何时方休，这正是湖上风的特色；但休说它“恍惚”，它还真有力量，吹乱了船头诗人的双鬓，这还是其小者也。“轻帆不用楫，惊浪长在耳。”这才是湖上风八面威风的时候。“不用楫”，是说风大大了，鼓足了船帆，船再也不必靠划桨助行了。既轻快，又惊险。风使船飞驶，船一任风播弄，只听惊涛骇浪拍击着船板。捱过了这样的时刻，诗人马上提起笔来，记下这夜过邵伯湖的难忘之景。可以说，促使诗人写作此诗的，不是雾、不是月，而是这湖上的风。从全诗的情绪看，诗人对这风似乎并无好感，但这四句实在是非亲身经历不能道得的妙句，不管诗人主观感情如何，它们都为邵伯湖增色不少。
最后四句抒发诗人内心情感。“江湖日浩荡，行役方未已。”诗人由运河至高邮湖、邵伯湖，水面日益宽阔，水势日益盛大，而行程正处中途，远远没有结束。按理最象越来越开阔，心情也应越来越畅快，可“方未已”三字所表露的却是对长久栖身他乡水上的无限厌倦，含有赶快终止这种动荡不安的羁旅生活的企盼。所以，末了诗人不禁感慨道：“羁栖正愁绝，况乃中夜起。”这两句一方面紧扣“衣”，一方面点明“愁”，题意遂获得了突出。
以浩大开阔的自然境界衬托诗人忧愁郁闷的情怀，这也是以乐景写哀的一种方式。由于这种主观内心情绪在起作用，在整个审美过程中，客观物象也就难免不染上诗人的主观感情色彩。对前面所写的雾、月、风、浪和烟波浩渺的江湖，就都可以理解为是诗人“愁”的感情载体，都不免附有“愁”的情绪。
首联交代了舜庙的位置，对这位“逊尧”“禅禹”的圣君给予了高度评价。
颔联写景。舜建都的事和长眠地都随着河水流逝、时间的逝去不可追。
颈联紧承上联:舜的塑像看似寂寥的存在，但舜的精神永存，舜的德泽已遍布天下。
尾联：风吹柏树之声，仿佛《南风歌》的韵律，言外之意，虞舜解民忧、富民财的为政思想余韵不息。 全诗通过对舜和他高尚品德的怀念，表达了对舜高尚节操的赞美。同时期待像舜那样“逊尧”“禅禹”人物的出世赖力挽狂澜，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
诗从自己的行程写起，天还没有大亮就趁着月光从云阳出发，到太阳落山才到达朱方，按这两地相距甚近，根本用不着花一天时间，所以这里言外显然是要说自己在途中有相当长的时间呆在庐陵王墓下（刘宋皇室的陵墓都在朱方的郊区）。诗人对这位不幸遇害的少年王子表示最沉痛的哀悼。“道消”两句要表达的意思是，在徐羡之等人横行的岁月里，小人猖獗，君子道消，自己十分愤懑，但无从表达，郁积于胸中已久；现在拨乱反正，国运中兴，才得以一抒其哀悼的深情。“开运”二字有歌颂刘义隆之意。
“神期恒若存，德音初不忘”两句说逝者虽死犹生，当年的谈话自己是不会忘记的。自己与墓中人的关系一般来说乃是伤逝一类诗歌最重要的内容，往往会写得比较多；但这里却一笔带过，点到即止，很快就转入“徂谢易永久，松柏森已行”，感慨时光过起来真快那种比较常见的叹息当中去了，似乎不免有些奇怪。
这里有些不得已的原因。在刘宋王朝开国皇帝刘裕的七个儿子中，首先继承皇位的老大刘义符最缺乏政治家素质，他的爱好是乱玩一通，或模仿民间如何做小生意，于是很快就在一场政变中下台并被杀。他的二弟庐陵王刘义真则要出色得多，他很早就参加过刘裕恢复中原的战争，差点牺牲在关中；回到首都以后，注意笼络人才，与文化名人、宗教精英相接纳，对未来有所规划。《宋书》本传说他“美仪貌，神情秀彻”，“与陈郡谢灵运、琅邪颜延之、慧琳道人周旋异常，云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慧琳为西豫州都督”。刘裕去世前，他被任命为使持节、侍中、都督南豫雍司秦并六州诸军事、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出镇历阳（今安徽和县），“未之任而高祖崩”，稍后才去历阳赴任，出发前“义真与灵运、延之、慧琳等共视部伍”，一个影子政府公开亮相了。
谢灵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召回首都任高官的。他对朝廷一举粉碎徐羡之集团、为庐陵王刘义真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当然是衷心拥护的，但是刘义真当年的狂言却绝对不宜去谈，于是他借用《诗经》中现成的“德音”一词，将自己与这位小王爷的深交含含糊糊地一提就告结束——再多说一句就成蛇足。
这时候只有哀叹刘义真的死于非命是不会犯任何忌讳的，宋文帝刘义隆在口头和书面上多次说起他那十八岁就被人害死的二哥义真乃一“冤魂”。所以谢诗也从这一角度切入，他主要用了两个典故，延州季子挂剑的故事见于《史记·吴太伯世家》，谢诗用这一典故既表明自己不忘故旧，也表明生者的纪念无法让逝者复生，这样做也没有任何用处。这是动了真感情的话，不是一般的门面语。“楚老惜兰芳”典出《汉书·龚胜传》，谢诗用这一典故的含义显然是痛惜刘义真毁灭于高尚，“抚坟徒自伤”则是觉得自己也可能有同样的命运。以脱俗的言辞来吊唁龚胜的楚老当是道家者流，他看清了一个人的高明之处往往给他带来麻烦以至于毁灭。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谢灵运在诗中大发这一类感慨，既以哀悼庐陵王刘义真，也表达了他本人深沉的忧虑。
“平生疑若人，通蔽互相妨。理感深情恸，定非识所将”四句比较曲折，不易索解。曾经有过不同的理解。《文选·庐陵王墓下作》李善注云：“若人，谓延州及楚老也。令德高远，是通也；解剑抚坟，是蔽也……言己往日疑彼二人，迨乎今辰，己亦复尔，斯则理感既深，情便悲痛，定非心识所能行也。”而吕向注则认为：“若，此也，此人谓王也。通，言聪明好古；蔽，谓与群邪不协，自见灭亡也。此两者互相其妨。”黄节先生《谢康乐诗注》大体取后一说并有所修正，指出：“通，谓生为帝子；蔽，犹塞也，谓废为庶人。此互相妨矣。”黄说甚是。追寻作品中词语典故的来源，李善本事很大；而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他的悟性似乎不是最佳，有时反不如学问要小得多的五臣。这四句诗略谓像庐陵王刘义真这样的人，他的高贵出身同他的悲惨遭遇实在是太矛盾了，简直不能理解，只好痛哭流涕。这里很有些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意思，但仍然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这四句略带玄言色彩，而正能表达其悲痛之深。最后几句说，刘义真死得太早，又死得特别冤枉，现在虽然得到昭雪，也不过是一个空名，我巨大的哀痛无法抑制，只好长歌当哭，根本算不上什么诗篇。
谢灵运的山水诗往往精细地描绘风景，感情色彩并不很浓，有一点也特别含蓄深沉，不大容易感觉到；他的政治抒情诗则不同，这一首更是很动了感情的。由于形势的微妙复杂，他不可能畅所欲言；但他其实把什么都说出来了，不愧是大诗人的手笔。
造谣之所以有效，乃在于谣言总是披着一层美丽的外衣。恰如英国思想家培根所说：“诗人们把谣言描写成了一个怪物。他们形容它的时候，其措辞一部分是美秀而文雅，一部分是严肃而深沉的。他们说，你看它有多少羽毛；羽毛下有多少只眼睛；它有多少条舌头，多少种声音；它能竖起多少只耳朵来！”古人称造谣诬陷别人为“罗织罪名”，何谓“罗织”，此诗一开始说：“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就是“罗织”二字最形象的说明。花言巧语，织成的这张贝纹的罗锦，是非常容易迷惑人的，特别是对不长脑壳的国君。
造谣之可怕，还在于它是背后的动作，是暗箭伤人。当事人无法及时知道，当然也无法一一辩驳。待其知道，为时已晚。诗中二、三、四章，对造谣者的摇唇鼓舌，嘁嘁喳喳，上窜下跳，左右舆论的丑恶嘴脸，作了极形象的勾勒，说他们“哆兮侈兮，成是南箕”、“缉缉翩翩，谋欲谮人”、“捷捷幡幡，谋欲谮言”。作者对之极表愤慨：“亦谮人者，谁适与谋？”正告他们道：“慎尔言也，谓尔不信！”“岂不尔受？既其女迁！”
造谣之可恨，在于以口舌杀人，杀了人还不犯死罪。作为受害者的诗人，为此对那些谮人发出强烈的诅咒，祈求上苍对他们进行正义的惩罚。诗人不仅投以憎恨，而且投以极大的厌恶：“取亦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正是所谓“愤怒出诗人”。有人将它与俄国诗人莱蒙托夫《逃亡者》一诗中鄙夷叛徒的诗句“野兽不啃他的骨头，雨水也不洗他的创伤”比较，认为它们都是写天怒人怨，物我同憎的绝妙好辞，都是对那些罪大恶极，不可救药者的无情鞭挞，都是快心露骨之语。
在诗的结尾处，郑而重之地留下了作诗人的名字，从而使这首诗成为《诗经》中少数有主名的作品之一。这个作法表明，此诗原有极为痛切的本事，是有感而发之作。它应该有一个较详的序文，自叙作者遭遇，然后缀以此诗，自抒激愤之情，可以题为“巷伯诗并序”或“巷伯序并诗”的。也许是后来的选诗者删去或丢失了这序文，仅剩下了抒情的即诗的部分。
此诗作者孟子，很可能是一位与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异代同悲的正直人士。东汉班固就曾在《司马迁传赞》里称惨遭宫刑的司马迁是“《小雅·巷伯》之伦”。这个孟子或许也感受过与司马迁同样的心情：“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官刑。刑馀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也，所从来远矣。”（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无怪乎他是如此痛心疾首，无怪乎诗中对诬陷者是如此切齿愤恨，也无怪乎此诗能引起世世代代蒙冤受屈者极为强烈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