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晦日西归舟中作，标题点名了时间与事件，即正月末日，归乡州中有感而作。晦，归州，蕴含低沉心情，辞别繁华与归乡情感！
首联莫字直解不通，可引申为暮，作日暮义；或者为墨，引申为浓黑色义；兴，兴致，心情。整句意思为仕途宦海如一片漂浮的浓黑乌云，我归乡之情如双溪春水一样流去，融情于景，表达了仕途失意，人生漂泊，前途茫茫的低落之情。
颔联意思，长官与诗友们携着酒壶，等候在渡口，依依惜别，送我前行。运用互文手法和对面落笔手法，表面上说长官和诗友惜别我，对我不舍，其实是表达自己对他们依依不舍。
颈联，黄雀与世无争却遭人们挟弹弓窥伺捕捉，白鸥能提前辨知世道人心的险恶，选择停留与否，而我却不如它们不知机！运用对比手法，且用典抒情，直抒胸臆，抒发自己在改朝换代的形势下不知机变，不知危险，不知化险为夷！
尾联，我归途的空舟，多少个夜晚，都经历风雨打篷，却没有明月相伴！用比喻手法，将归途的险恶用风雨做比喻，归途的孤独无友用明月做比喻，融情于景，情景交融，烘托了自己归途的孤独寂寞，以及对归途与前途茫茫的担忧之情！
此诗前半首写花影，突出水中的花影之美胜于花的自身；后半首由水中花影，联想及南朝陈后主及贵妃张丽华国破人亡的境遇。此诗艺术构思的独到之处在于，不直接描摹杏花本身的娇美艳丽，而全用比喻手法烘托，展现她在水中娇娆的倒影。
首联石桥跨过了空旷的水面，茅屋正在清澈闪亮的溪水畔。这里用了两个形容词：“空旷”“清炯”，都借指水面，是用了修辞中所谓借代的方法，以形象具体的特征代替抽象的概念，遂令诗意丰满，形象鲜明，如直说石梁渡河，茅屋临水，则兴味索然了。
颔联说俯看娇美艳丽的杏花，似乎并未觉得它本身比水中倒影更美，王安石很懂得水中之影的妙处。寻绎其原委，水中之影自有一种清莹而缥缈的美感，严羽《沧浪诗话》状诗之无迹可求、透彻玲珑就说：“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王安石爱看水中之影，正是深知个中三味，意在追求一种空灵玄妙的韵味。
颈联以张、孔作比，说杏花在水中的倒影如含笑凝睇的美女，楚楚动人。以花比美人是诗家常语，这里以美人喻花则觉新警。
尾联承上而来，也还是将人拟花，然而写微波荡漾，花影缭乱的景象，便令此二句翻出新义。诗说水面的涟漪，将水中这位绝代佳人的容颜妆饰弄得残破难整，令人惆怅不已。因为上文已将杏花比作景阳妃，所以这里的“残妆”也显喻杏花，只是前用明喻而此用暗喻。“残妆坏难整”一句写花影凌乱，形象生动而富有动态的美，情韵绝胜。
此诗虽咏临水之杏花，然全诗不着一花字、水字，诗人像是有意避开坐实的刻镂描摹，而杏花的风姿神韵全以空灵比况之笔出之，给人一种含蓄深邃的美感。其实，写杏花临水及其水中倒影这一景象，在唐人的诗中也早已有过，如吴融的《杏花》诗“独照影时临水畔”，然而王安石之诗所以能超越前人，就在于他表现这种景象所用的手法巧妙新颖，造成了十分动人的艺术魅力，能引起读者无限美妙的联想。
诗寄贺铸，却从秦观身上落笔，因为秦观既是黄庭坚的挚友，同为苏轼弟子，同时与贺铸亦是知交。秦观于绍圣元年（1094年）因被列入“元祐党籍”而被贬处州，绍圣三年（1096年）又徙郴州，而后贬横州、雷州，愈贬愈远，直至天涯海角，元符三年（1100年）五十二岁时才被赦北返，归途中卒于藤州（治所在今广西藤县）。这首诗第一句“少游醉卧古藤下”即写秦观的逝世。字面上并未明写其死，只是说“醉卧”，是因为不愿提及老友之死，他以这一描写抒发了对挚友深情绵邈的追念。但这样写，也并非杜撰，而是有事实为依据的。据惠洪《冷斋夜话》：“秦少游在处州，梦中作长短句曰：‘山路雨添花，花动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处，有黄鹂千百。飞云当面化龙蛇，夭矫挂空碧。醉卧古藤阴下，杳不知南北。’后南迁久之，北归，逗留于藤州，遂终于瘴江之上光华亭。时方醉起，以玉盂汲泉欲饮，笑视之而化。”（《苕溪渔隐丛话》引）当时的人认为，这首词可能是一种谶语。尽管秦观历尽磨难，但临终时却以宁静的心境面对死亡。黄庭坚此句既是化用了秦观的词，又切合其视死如归的坦荡情怀。第二句说“唱一杯”，而不说“唱一曲”，这又是黄庭坚造语的生新之处。晏殊有词说：“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唱一杯”既包含了“一曲新词”的意思，也呼应了上面的“醉卧”，针线极密。这个问题极耐人寻思。接着诗人自己作答：“解作江南断肠句，只今唯有贺方回。”这一转折使诗境从低回沉思中振起，然后一气贯注，收束全诗。这两句用逆挽的写法，形成衬垫，全力托出最后一句，挽住题目作结，有画龙点睛之妙。黄庭坚对贺铸的推重、赞美，全部凝聚在这句诗中了。在他看来，只有像贺铸这样的豪侠多才之士，才有资格为秦观唱出断肠之词。他的《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当时广为传诵，人称“贺梅子”。“江南断肠句”正是化用贺铸词中的成句，切合追悼秦观之意。秦观生前很喜欢贺铸这首词，《诗人玉屑》就载有黄庭坚的评价：“此词少游能道之。”
此诗在尺幅之中，蕴含深情，表现了三个朋友相互间的情谊，构思精巧。但它不仅是一般的寄友怀人之作，黄庭坚的感叹中沉淀着深厚的内容。在北宋的激烈党争中，许多才识之士纷纷远贬，经历了种种磨难，有些人就死在岭南贬所。宋徽宗继位，朝野都希望能消弥党争，徽宗也以此标榜，宣布改年号为“建中靖国”，因而所谓的“元祐党人”得以遇赦，但劫后余生也不能长久，苏轼、秦观、范纯仁等都在此时去世，陈师道也死于贫病，崇宁元年（1102年），蔡京任宰相，党祸再起，开列了包括苏轼、秦观在内的百余名“奸党”的名单，在全国刻石，并下令销毁苏轼父子三人及苏门弟子等的著作。黄庭坚在遇赦时也曾对徽宗寄以厚望，但朝政如此，他又重新陷于绝望之中。师友凋零，前途未卜，他忧患余生，心情十分悲凉落寞。就在作诗的这一年，黄庭坚再贬宜州（治所在今广西宜山），不久即辞世。在这样的境遇下，他把贺铸视为知己，其寄慨之深沉，就非同一般了。贺铸虽是太祖贺皇后的族属，但秉性耿直，长期悒悒不得志，终于愤而退隐，卜居苏州、常州一带。所以他们的友谊是有共同的思想感情作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