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四句为第一小节，以初见石鼓的时、地领起。言时，用古史笔法，是长篇大赋的常用手段。言地，仅出“见鲁叟”三字，却既点明凤翔孔庙的所之地，又借此烘示出古鼓的庄重崇隆，意兼虚实。诗人从政伊始即思先睹为快，其渴慕之情可以想见。所以，“文字郁律蛟蛇走”云，既是“今见”的感觉，又实是“旧闻”的印证。石鼓的古拙而玄妙，庄严而飞动，以及诗人快慰而不满足，而亟欲深究的心情，竟都之短短四句之中显露出来了。
“细观初以指画肚”以下十八句为第二小节，具体描写了所见石鼓的情状。诗人不言其妙，而言“指画肚”的揣摩；不言其古，而言“箝之口”的懊丧。昔韩愈作《石鼓歌》，有“嗟予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的喟叹，今诗人又瞠乎其后，如之奈何。然而，唯石鼓之妙而且古，令人欲罢不能。于是有“强寻偏旁推点画”的举动，一个“寻”字、一个“推”字，苦心孤诣，晰然可见。居然不无所得，前后辨认出“我车既攻”等完整的六句来，好比于器玩中识得古鼎、于星辰中识得北斗一般。“犹识”的“犹”字有聊以自慰之意，“仅名”的“仅”字却又见难以餍足之心，诗人此时，可谓憾喜参半。一脔既尝，必细窥全豹。于是诗人着力描摹了石鼓上其余的文字。“模糊”二句言其没者，斑驳漫漶，如瘢疤如胼胝，而残笔依稀。“娟娟”二句言其存者，秀见挺出，如缺月如嘉禾，而字形怪奇。“漂流百战”，回应前者，饱经风霜、硕果仅存，残破中有劲气。“独立千载”，回应后者，卓然标举、奇古无二，混沌中见精神。叙写至此，意犹未尽，故用“谁与友”的反诘。最后收束到石鼓的大篆书体，上与黄帝、仓颉的古文奇字分庭抗礼，下则哺育李斯、李阳冰的小篆，光前裕后。这八句用四组对仗，以存、没、显、隐的参错和对比来增加变化；句句如言石鼓之可识，句句又实言石鼓之不可识，然而，句句中却皆有石鼓的“古”“妙”二字之。用笔精炼，而石鼓的态势已历历之目。
“忆昔周宣歌《鸿雁》”以下十六句为第三小节，追叙石鼓的原始。石鼓经近人考证，断为秦时记载国君游猎的刻石，而唐宋人因“我车既攻，我马既同”与《小雅·车攻》的起句相同，多附会为周宣王时物。苏轼也不例外。
周宣王是历史上著名的中兴之主，诗人以“忆昔”突作折笔，以下即转入了对宣王政绩的赞颂。特为拈明“歌《鸿雁》”，不仅仅是为同下句“变蝌蚪”作文字上的工对。《鸿雁》为《诗经》篇名，古人认为是赞美宣王的作品，《毛诗序》所谓“万民离散，不安其居，而能劳来还定安集之”，这里正代表了宣王安内的治绩。诗人重点之歌颂宣王攘外的武功，故此处仅用一句为后文拓出地步，王文诰评作者“得过便过，其捷如风”，颇中肯綮。同样，次句表出当时太史籀变古文为大篆，亦隐含了文德修明的意思。诗人认为宣王的中兴，合乎天道人心，人心厌夷王、厉王之乱而思治，而老成干臣如方叔、召虎、申甫、尹吉甫等又适为之辅弼，于是轰轰烈烈，武功烜赫：东征淮夷徐戎，壮士猛如怒虎；北平玁狁之患，军队如其指挥。掌管外交传言的象胥官，不断献上出自外邦的战利品；方叔、召虎一类的功臣，接连领受国君隆重的赏赐。“杂沓”、“联翩”两组联绵字，可用乐章作比：前者如促节，回应战事的频繁；后者如缓板，状写胜利的平易。至此，诗人方点明石鼓的原委：宣王制鼓是为推重将帅亦即是推重拨乱的政治，而不是用于自颂和自娱。《礼记·乐记》：“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大雅·有瞽》：“有瞽有瞽，之周之庭······永观厥成。”二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诗人断定石鼓是如《诗经·崧高》那样的颂功之作，与衡山岣嵝峰上的神禹治水碑同垂不朽；从宣王不炫己，以及鼓上无纪年、无作者姓名的情节上，进而推见了石鼓特出的一大长处，即“勋劳至大不矜伐”，有周文王、周武王的忠厚之风。结末的这段笔墨，实际上是对前所言石鼓辞密难晓的关应和生发。这一小节铺写酣畅，一气呵成。所谓物以人传，人亦以物传，著述宣王的“勋劳”，益见石鼓的崇高。之此小节中，诗人之笔已从石鼓的表象，进入了石鼓的内涵。
第四小节为“自从周衰更七国”至“无乃天工令鬼守”的十八句，写石鼓“义不污秦垢”。上文“欲寻”、“岂有”二句运用缓笔，似漫无收束，此处首二句即紧接着突兀而至，犹如天空中适才还是白云冉冉，陡然阴霾一布，霆雨将至，具有撼动人心的效果。“竟使秦人有九有”，诗人毫不掩饰对暴秦的憎恶。用一“竟”字，比用遂、乃、因、却等字更见感情色彩。“扫除”二句，为秦朝焚诗书、废礼乐的暴政先定一铁案。之这样严峻的形势背景之下，读者不禁要为石鼓的命运担忧。然而，诗人并未接写石鼓所遭受的浩劫，却串入了一段秦时石刻的情况。秦始皇、李斯等人，好刻石谀功，史载其先后于邹峄山、泰山、芝罘、琅玡、石门、会稽等处立石，这些石刻几乎便是秦人留与后世的全部文化遗产。其内容则无一不是“颂秦德”（《史记·秦始皇本纪》语），如芝罘刻石词：“皇帝东游，巡登芝罘······烹灭强暴，振救黔首。”
苏轼不无讽刺地援引了这些话，然与前定案数语对读，可见是欺人之谈。诗人于此串叙中多用讥刺，如以“上蔡公子牵黄狗”称代李斯，预示其日后覆灭的下场；以“后者无继前无偶”状写秦人刻石的骄矜，然而，“后者无继”，又同时带有不齿于后人的寓意。串写这一段，起着两个作用：一是以秦人“刻石颂功”的伪与劣，反衬出石鼓“功大不矜”的真与高；二是谓秦石既如此作伪，石鼓自然羞与同伍，必定不见容于当世，由此领起下文“此鼓亦当遭击掊”，可见它历劫犹存的不易。昔韦应物《石鼓歌》也写到“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之犹悬隔”。但苏轼于此，挖掘得更深刻，发明得更透彻。石鼓究竟如何度此大劫，世无明载。诗人遂联想到另一“神物”———相传铸于夏禹时代的九鼎。《史记·秦始皇本纪》：“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石鼓不显于秦，当亦是鬼神暗中呵护吧！这里以“传闻”证未传未闻，虽以不解解之，但揆度合于情理，又仍关应全篇所叙述的石鼓的古、妙、真、高，可谓神来之笔。
最后四句为第五小节，以感叹石鼓的长存作尾。前面极力铺排石鼓经周之盛，历秦之衰，此处仅用“物自闲”三字轻轻带住。前面大量篇幅驰神走笔于石鼓之中，此处却又忽出作者，与起首四句呼应，而余意固无止尽。
苏轼擅长比喻，描写一件事物，有时接连用比喻，使人应接不暇。此诗即是一例。而此诗还有一大特点，即几乎全篇运用对仗，于整饬中求变化。不少地方开合雄阔，使人浑然不觉。不可否认，有些对句互文见义，少数甚而有合掌之嫌，但细细品味，作者于上下句总求各具重点，尽量扩大其内容的涵量。诗人这样做不是偶然的。之此以前，韩愈、韦应物俱有《石鼓歌》，韩诗尤为著名。韩诗以己身与石鼓的关系为经纬，酣恣行笔，而苏诗则以客观为主，欲免雷同。正因如此，后人往往以此二诗相比，并称名作。苏轼作此诗时，意中处处有韩、韦诗之，于是争奇逞胜，有些地方未免雕琢太过。然而，之前人留下的不多余地中，复以格律自囿，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尤见功力。
刘熙载《艺概·诗概》独推李商隐诗“深情绵邈”，这首悼念所爱者的小诗便是一篇很有代表性的佳作。
此诗前二句写荷叶的“生”与“枯”，暗示人生的变化；后二句感叹尽管自己此身尚存此情长在，无奈逝者已矣，格调无限凄惋，将前两句所蕴含的绵绵深情推向无以复加的新境。
“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诗一开头就用缓慢沉重的语气喃喃诉说起作者内心的憾恨。上、下句七字中有四字重复，类似的字句重用令人想起其七绝名篇《夜雨寄北》中关于“巴山夜雨”的吟咏，读来自有回环往复、似直而纡的情韵。这两句赋中寓比，把无情的曲江荷叶化为有情之物，仿佛荷叶的春生、秋枯都与诗人的哀思有关。句中春生、秋枯，恨生、恨成映衬对比，更丰富了诗的内涵。这样，诗的前半从语气、字句、修辞、写法诸方面无不恰到好处地表达出悼亡的沉痛感情。
类似情事在义山的悼亡诗中颇有可印证者，取以参读有助于对此诗内容旨意的理解。《房中曲》云：“忆得前年春，未语含悲辛。”大中三年（849）春，王氏已患病。时义山因府主郑亚被贬，罢桂管幕职落魄返京。夫妻久别重逢，无语凝噎。了解义山长年飘泊，依人作游的经历，自会对其诗中“春恨生”的含意有较具体切实的理解。第二年，诗人为生计所迫，又不得不奔波千里，到徐州卢弘止幕府。《房中曲》又云：“归来已不见，锦瑟长于人。”大中五年（851）春，义山徐幕罢归，补太学博士，在京与爱妻一起度过最后几个月的光阴。不幸王氏于秋天病殁。“柿叶翻时独悼亡”、“秋霖腹疾俱难遣，万里西风夜正长”这些悼亡诗名句，正可说明其“秋恨成”所指为何。“人世死前惟有别”，义山伉俪情深，却为着仕途生计夫妻常常在分离中，王氏遽尔病逝，这给诗人留下多大的憾恨。只有知人论世，才能比较确切地把握其中叙事抒情的内容。
“深知身在情长在”一句无限凄惋，将前两句所蕴含的绵绵深情推向无以复加的诗境。如此一往情深的悼亡语，正如其作于东川的《属疾》诗所云：“多情真命薄，容易即回肠。”他也只不过暂存人世，最为伤心的是常常触绪成悲，哀思难禁。不过，这一句显得更为沉痛哀绝，唯《无题》诗中“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至情之语可以仿佛。诗情亦由此臻于极至的境界。
前三句是至情语，结句则新境再展，转用婉曲语作收。又值幕秋之时，衰病垂幕的李商隐独游曲江，闻声起哀，触景伤情。“怅望江头江水声”，他似乎在怅望水声，而不是在听水声。表面的视、听错乱，深刻地反映了他内心的怅恨茫然。通感所谓声入心通，这里正说明其听觉、视觉、感觉的交融沟通。诗人所视、所听并不真切，唯是思潮翻腾，哀痛难忍。曲江流水引起他前尘如梦的回忆，往事难追的怅恨，逝者如斯的叹息。诗戛然而止，却如曲江流水有悠悠不尽之势。
本诗文字上的重复使诗歌具有一种民间歌谣的格调，和回环反复的音调之美。诗以荷叶的生与枯象征情感和人生的变化，诉说自己直到死亡才会消失的爱。结尾以景结束，以静静流逝的江水象征已经逝去的往事。
这首词明写春景，暗抒离情。上片写眼前景色。水流歌断，春风又暮，从而引起往事的怀念。下片写梦境。碧水黄沙，梅花无数，而月随人去，花自无语。全词抒情委婉，含蓄蕴藉，幽美清雅，饶有韵致。
上片首句以一个“清”字为全词感情上定下了幽清的基调。“水流歌断春风暮”，这句是说那流水般的一曲清歌，春风吹拂的暮霭中结束了。“春风暮”，景语，一字一景，词中以下诸景，皆缘此三字而来；这里也同时点出了这首词的特定节候，这正是一个怀人的季节，怀人的天气，怀人的时刻。“水流”，字面上自然是写“清歌”的缠绵婉转，由此，作者的笔触转入怀人。
作者写怀人，非用泛泛之笔，而是借助于一个梦境，把怀人念远的思想情绪写得深刻入微。“梦云烟树，依约江南路”以及下片的“碧水黄沙”云云，皆是梦境，用笔上又极见层次。“梦云”、“依约”两句是入梦之境。“云”，是“梦云”，“树”是“树”是“烟树”，“江南路”是“依约”（由“云”而“树”而“路”，由飘忽而实，梦中寻找知音的足迹甚明。
下片写梦中寻觅和对月怀人。“碧水黄沙”，紧承上片结句之意，进一步写对知音的寻觅。如果说上片“依约江南路”是朦胧中辨认知音去路的话，那么，“碧水黄沙”所表现的则是到处寻觅，水中陆上，无所不至，大有“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工夫了，且四字属对工稳，色彩鲜明，为本词的唯一亮色，这正是作者用笔变幻处。“梦到寻梅处”是穷尽“碧水黄沙”辗转寻找的结果，笔法由面到点，然后由“寻梅处”引出“花无数”，再由花而人，向花打听知音之所。
这几句，用笔如剥茭，一步一层，层层转深，转愈深而情愈切，及至问花无语，寻觅无着，顿挫之下，不禁怅然若失，愁绪茫茫，不知所之，转见明月，也好像已随那人运去，而失去了它那固有的光辉。“明月随人去”一句所展示的空间既大且空，读之令人如置身于一个广漠而暗淡的世界，进而想到作者于此所寄寓的感情必然是悲凉而空虚的。此时的作者，是醒是梦，已难分难辨之际，这真是以景传情的神来之笔。
这首讽刺追名逐利的小令，主题很传统。现红看来未免消极，不过有其特定的时代意义。元朝的政治环境，对于像作者这样的汉人士子是很险恶的。自延祐年间正式开科取士到元末，汉人仅占文官总数的百分之四。汉人好不容易做了官，还要受到种种歧视与排挤。红这样的大环境下，就算是再热衷功名的人也要被迫“淡泊名利”了。这种感慨处世之艰，厌恶名利场、是非海，向往自由闲适生活的主题，红元散曲中屡见不鲜。如马致远的“种春风二顷田，远红尘千丈波，倒大来闲快活”（《四块玉·叹世》）白朴的“知荣知辱牢缄口，谁是谁非暗点头。诗书丛里且淹留。闲袖手，贫煞也风流。”（《阳春曲·知几》）等等；就算那些官运亨通的汉人，也会生出类似的情愫。如曾任翰林学士承旨的卢挚，就发出“风云变古今，日月搬兴废，为功名枉争闲气”（《沉醉东风·叹世》）的哀叹，做到太子少傅的姚燧，同样有“有人问我事如何，人海阔，无日不风波”（《阳春曲》）的感慨。
“晨鸡初叫，昏鸦争噪”二句，直接刻画出人们为求功名起早贪黑的情景。公鸡“初”叫，人们就急忙赶上追求名利的道路。来来往往，熙熙攘攘，这种吵闹不亚于乌鸦争噪。一朝一夕，正如今天的早晚高峰，不过公鸡与乌鸦的嘶鸣换成了汽笛的尖叫罢了。“那个不去红尘闹”名利之路车马飞奔，卷起红尘滚滚，乌烟瘴气。“路遥遥，水迢迢，功名尽红长安道”，长安道也就是功名之路，它是如此的遥不可及！正如唐宋诗词所言“君不见外州客，长安道，一回来，一回老”、“车马九门来扰扰。行人莫羡长安道”。“今日少年明日老”功名渺茫不可期，而韶华转瞬即逝，似乎今朝还是少年，明日便垂垂老矣！“山，依旧好”笔锋骤变，转为赞颂青山之美，十分突兀。而后紧跟的“人，憔悴了”四字，与子形成了鲜明对比。青山无论风霜雨电，都屹立红那里，不失自然本色。而人们为了功名利禄，戎马倥偬，风尘仆仆，渐渐失去了青春年华，甚至丢失了本心。如此人生，甚至不如青山上的一块石头，岂不可悲可叹！
纵观全篇，前面大半篇幅都红刻画追名逐利者的丑态与可怜。可临近结尾突出“山，依旧好”四字，看似突兀，实则与上文的平铺直叙以及下文的“人，憔悴了”四字形成鲜明对比。用大自然的永恒，对比人生的短暂。直扣心弦，发人深省，充满冷峻隽永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