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开首两句写楼。说“平临云鸟”，则楼之高峻可知；说“八窗秋”，则天旷气清、四望无际的情景可见。次句“壮压西川四十州”，着一“壮”字，点明筹边楼据西川首府形胜之地。两句不但写得气象雄浑，而且连李德裕当时建楼的用意，诗人百端交集的今昔之感，也都包含其中。后两句寓严正谴责于沉痛慨叹之中，便是从这里生发出来的；意思是说，由于将军们的目光短浅，贪婪掠夺，召来了与羌族的战争，而他们又没有抗御的能力，以至连这西川的首府成都，都遭受战争的威胁。
诗以“最高层处见边头”作结，这“高”，这“见”，和首句的“平临云鸟”遥相呼应；而“见边头”，则和次句的“壮压西川”是个鲜明的对照。意思是这座巍然耸立的高楼，它曾经是全蜀政治军事的心脏，成为西川制高点的象征；而此时时过境迁，登楼便能看到边地的烽火了。通过这样的对照，西川地区今昔形势的变化，朝廷用人的得失，都从这座具有特定历史意义的建筑物集中地表现了出来；而诗人感时伤事、忧深思远的心情，亦即杜甫所说“西蜀地形天下险，安危还仗出群才”（《诸将》）之意，也就深情若诉了。再从句法上来看，“诸将”句陡然一转，与上文跳脱开来，而末句又一笔兜了回来，仍然归结到筹边楼，说的仍然是登楼眺览，真是硬语盘空，力透纸背。
此诗前两句写景，气象万千；后两句叙事，说明时移势异。诗人的沉痛感受与前两句的壮伟大不相同，在前后对比描写之中，充分显示出女诗人心系国势盛衰的宏深器识和忧国忧民的生动形象。在一首短短的七言绝句里，有议论，有感慨；有叙述，有描写；有动荡开阖，有含蓄顿挫，在中唐诗中并不多见。
东京即汴梁，北宋首都，“梦华”即黄帝梦华胥之国，书名中已见南渡后缅怀北宋盛时的情怀。文中先追忆汴京之繁盛，从人物繁阜和四季佳节着笔，极而扬之；继而转为靖康之后避地江左的情怀，又见抑之。一扬一抑，从“后生往往妄生不然”，则可见对苟安的不满和警示，非独抒发《黍离》之悲而已。此文善于以骈句铺排，又作长短变化，在前后对比中可见感情起伏的节奏。陈述虽多，却言简意赅。
“序”的文体特点，规定了对全书内容的概括性特征；序文作若的写作目的和心态，规定了序文的感伤主义情绪性特征。它不是巨室大户的炫富，而是破落户对往日锦衣玉食酸泪汪然的回忆。上述两种特征也具体规定了全文对衬型的结构框架，以靖康之难划出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境域，在文中以“一旦兵火”为语言标记，前面文词艳丽，后面笔绪沉抑，对衬型的结构框架逼发出作者黯然神颓的感伤主义情怀。对比越强烈、越尖锐，黍离麦秀之思就越鲜明、越深刻。
一开始交代“仆从先人宦游南北，崇宁癸未到京师，卜居于州西梁桥西夹道之南”，“宦游”后“卜居”是一种选择，选择京师是因其地繁华所致。时间和卜居地点交代得如此清楚明白，是为了说明《东京梦华录》及其序文是以作者的亲见亲闻为基础的，增添了描述的可靠性和真实感。“渐次长立”，虽说的是逐渐大了的年龄，但应与“太平日久”的时代相联系起来看，说明北宋经历了一段相当长时间的稳定繁荣期。从“正当辇毂之下”开始，文章就进入词富竞彩的描述字。“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譬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垂髻”和“斑白”对举，“鼓舞”与“干戈”互文，分别从两类层次的人物上说明，以“斑白之老，不识干戈”，说明承平日久；“垂髻之童，但习鼓舞”又暗含着“不识干戈”，这些都是稳定繁荣的具体表征。前述序文具有概括性特征，作者把全书的具体内容浓缩在序文之中。因此，序文的所有描述文字都经过了高度提炼，而提炼方式表现在语言形式上，不用散化，而用骈体，基本上一个语言单位就表示出一种景象，并不具有一定的外在逻辑联系，如同七宝流苏，驳杂纷呈，统一于对汴梁胜景的描述，是全方位的光束投射，集合在一个光点上。“时节相次，各有观赏”，总述一笔。“灯宵月夕，雪际花时”是泛指；“乞巧登高，教池游苑”是特指。然后，以凝炼而蘸满色彩的文词描述了喧闻而纷纷的景象。用“举目”统领下文，“楼”、“阁”、“户”、“帘”都是实在性物象，但作者却以“青”、“画”、“绣”、“珠”加以修饰，增添了感官印象性和色彩感。作者用“天街”、“御路”、“柳陌”、“花衙”、“茶坊”、“酒肆”，涵括了当时汴梁城的所有领域，繁声竞响，光影满目，既有图景描述，如“竞驻于天街”、“争驰于御路”，又有色彩点缀，如“金翠耀目”，且有声响渲染：“新声巧笑”、“按管调弦”。
然后，作者把笔墨推宕开去：“八荒争凑，万国咸通”，转入美食享用的描述：“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环区之异味，悉在庖厨。”不仅有美食果腹，而且身居京师，眼福匪浅。上而至于亲睹龙颜，下而至于“观妓籍则府曹衙署，内省宴回”，并能“看变化则举子唱名，武人换授”。所有这些描述，颇有点汉代大赋遗风，从九重之尊至勾栏瓦肆，尽行罗织；社会各领域，一齐展现，似为北宋汴京的百科全书，又似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只是一者是语言事实，一者以线条为媒介而已。作者铺张扬厉，河倾海溢，种种物象进跳在笔触之间，奔赴纸面，铺排在一轴硕大的平面画卷上。意象纷纭，又带有焰花发射的特征。衣食住行皆有，声色视听兼备，浓艳斑斓，堂而皇哉，视觉上令人饱餍，听觉上使人浮靡，犹不足以尽感官之满足。这是一种社会占有欲的统治心理反映。所以，作者一笔加以总括：“仆数十年烂赏叠游，莫知厌足。”它虽有汉赋风味，但无汉赋的臃肿和堆垛，物象的概括尚较简洁，语言的结构更见灵巧，以四字结构为主，又间以对衬性长句的调剂。不全用骈俪，首尾均出之一般散句。同时，它不是物象的横堆竖码，现象的滥撷乱取，而是字缝之间潜伏着浓重的情绪失落感。因此，笔锋一转，意象陡变，情绪暴落，“出京南来避地江左，情绪牢落，渐入桑榆”。“桑榆”与前文“渐次长立”对应。处于凄寒环境、垂暮老境、牢落心境中，更易萌发思旧之念，便油然“暗想当年”。今昔的巨大反差，越回忆，则越会出现心理的不平衡和压迫感，因此，对衬型的环境、心境结构便汇拢到这里绾合起来：“节物风流，人情和美，但成怅恨”，遂成为全书最有感伤意味的笔墨。
序文对全书内容作了提纲絮领的概括，所有描述各自在书中有具体体现；它不是纯然罗列现象，而是满含着沉痛情感的回顾，布满了愁云惨雾，奏出半是依恋半是挽歌的凄清曲，形成了全文概括性和情感性的结合特征。
首联“石与人俱贬，人亡石尚存”从人石俱贬写到石存人亡，一开头就具有强烈的感伤色彩。诗人从“石”入手，自然浑成。石存人亡的衬托，突现了苏轼的不幸。当年，苏轼被贬南方，这块心爱的玩石，随其同往，可谓同病相怜；而如今人去石存，大有人不如石之慨。而赞美“石”质的“坚”与“重”，则暗含诗人对苏轼为人立世之本的钦佩。苏轼一生，在政治上从不因一己之利而朝三暮四，始终坚持独立的品行。石随人贬，一个“俱”字，道尽了当时的世态炎凉。更伤感的是，苏轼所欣赏的雪浪石虽“不闻”而“尚存”，雪浪斋还可重新“葺治”，而石和斋的主人苏轼却再也见不到了，充满了物是人非之感。
中间两联承“石尚存”生发。“坚重质”既是写雪浪石，又是苏轼的象征。苏轼一生爱石，在于石具有“震霆凛霜我不迁”的“节概”，也就是诗人所说的“坚重质”，而苏轼一生在险恶的政治风浪中正具有这种坚重不迁的高贵品质。颈联隐括苏轼《雪浪石》诗和《雪浪斋铭》入诗，写珍惜和复原友人遗物。“满酌中山酒”，是说诗人也要像当年苏轼那样“老翁儿戏作飞雨，把酒坐看珠跳盆”。“重添丈八盆”，是说要重做“玉井芙蓉丈八盆”以盛装雪浪石。珍重友人遗物正表现了思念友人的深厚之情。
尾联承“人亡”。“不归北”，语意双关，既指苏轼卒于常州，又指苏轼鉴于政治原因，决意“不归北”。苏轼本来“已决计从弟之言，同居颍昌”，但行至真州，“颇闻北方事，有决不可往颍昌近地居者，今已决计居常州。”所谓“北方事”是指宋徽宗上台仅一年多，就由调停新旧两党转为再次打击元祐党人。苏轼为“省力避害”，决意留在离京城较远的南方。不料突然卒于常州，失去了同弟弟和老友重见的机会，诗人也只能在遥远的定州为友人招魂而已。
这首诗在写法上别开生面，它睹石思旧，借物写人，以“贬”字领起全篇，以“亡”字，贯穿始终，层层递进，环环入扣，诗中无一“哀”字，而哀情则从隙缝中透露出来。
苏轼此诗，谆谆嘱咐，劝勉有加，壮爱国之行色，见兄弟之亲情。
首联点题，写兄弟宦游四海，天各一方，已是常事，这次也不会因远别而悲伤落泪。苏轼兄弟情谊颇深，苏辙23岁前与兄住在一起，未曾一日分离。23岁进入仕途，从此宦游四方，会少离多。尽管如此，他们仍息息相关。苏轼一生屡遭贬谪，苏辙受累不怨。在“乌台诗案”中，苏辙宁肯舍弃官帽以营救其兄，感人至深。故《宋史·苏辙传》说：“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苏辙此去，虽为远别，但暂作分离，一向乐观旷达的苏轼自然不作儿女之态。“那因远适更沾巾”化用王勃“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句意。
颔联劝勉。上句勉励苏辙不辞辛苦，其中的“驿骑”原指驿站快马．此代使臣；“凌风雪”写出了路途的艰辛。下句鼓励兄弟不辱使命，汉朝时匈奴自称天骄，以后用以代异族。凤是传说中的祥瑞之鸟；麟是传说中的仁德之兽，此以之代辙。既指子由之美德，更见国家之仁惠。这句是说．要让辽主认识你这仁德之国派出的使臣。既要不辱使命，更要不失大国风范。
颈联嘱咐。上句要子由身居沙漠，时时回望汴京的月亮，不要忘记故国。下句设想子由梦境，梦中的湖光山色应该是杭州的湖光山色。“时苏轼任职杭州，故有此语。
尾联望归。这里用李揆指子由，这不仅因为苏轼兄弟在当时的名位与声望，举世皆有所闻，而且以此告诫子由，出使北蕃，决不可追求盛名，须小心谨慎，安全而归。联系当时辽国每每扣押宋朝使臣的事实，苏轼的担心并非多余。用李揆故事，又以国家利益为重，实乃警精含蓄之语。
这首诗以送别为题，写出苏轼对子由出使辽国的复杂心理，一再劝勉，谆谆嘱咐，殷殷盼归。语言平实，自然流畅，属对工稳，用事精警。写寻常之题材，寄兄弟之亲情，明国家之大义，实乃苏诗中抒写爱国情怀之佳作。
这是韩愈向唐宪宗上的一篇奏表。该表中心论点是“佛不足事”，集中表现了作者坚决反对唐宪宗拜迎佛骨这一迷信举动，充分显示了作者反佛明儒的坚定立场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该表广征博引，说古论今，结构严谨，逻辑性强，感情激烈。韩愈在这篇表中揣摩皇帝迎佛骨的心理状态在于“事佛求福”、益寿延年，因此他只字不提佛理，表的前半部分只从年寿上立论。表分为四大段，由六个自然段组成：
第一大段包括一、二自然段。这一大段以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之后的大量历史事实，从正反两方面证实“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一自然段指出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君王长寿：开篇简洁有力地做出判断：佛是夷狄的宗教，东汉时流入中国。（按，据今人考证，佛教在西汉时已传进中国）点出“夷狄”，以同“中国”相区别，希望能从皇帝至高无上的自尊心方面打动唐宪宗。继而列举上古时期黄帝、少昊、颛项、帝喾、尧、舜、禹、殷汤、大戊、武丁、周文王、武王、穆王等都长寿的历史现象，说明长寿的原因并不是“事佛”一这就隐含不必事佛的意思在内。第二自然段，以佛教传入后，皇帝“事佛求福，乃竟得祸”的事实，讲明了“佛不足事”的道理。
第二段以唐高祖对佛教“则议除之”的历史与唐宪宗违背祖宗遗教，迎奉佛骨带来危害的现实，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佛不足事”，事佛有害。先叙述高祖对佛教采用“除之”措施。由于唐初政局变动，秦王李世民杀皇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后，高祖失去权位，新登基的唐太宗李世民用“大赦”和“复浮图、老子法”等措施拉拢人心，稳定局面。高祖除佛落空。这段史事难于秉笔直书，所以作者巧妙地把它推给“群臣才识不远”。作者高度评价除佛之议，觉得是“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时弊”，并明确表示对停止除佛的不满： “臣常恨焉”。次叙唐宪宗即位之初，实行高祖遗志， “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使作者欢欣鼓舞。但情况剧变，现在不仅没有实行诏令，反而放纵佛教蔓延扩展，使它盛行。 “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这句在文中起承接、关锁作用，文意一大转折，前面从正面立论，用作下文的对比。
下文叙唐宪宗迎奉佛骨“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从反面劝谏唐宪宗停止迎奉佛骨之举，委婉地替宪宗开脱，有意说他“不惑于佛”，迎佛骨只是迁就众人贪乐之心，为人们设怪异戏玩之具。其实，作者深知唐宪宗为佛教虚妄所迷。从称颂唐宪宗“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到为之推诿责任，足见作者上表时期盼唐宪宗接受诤谏和小心翼翼的心理。 “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不想触怒唐宪宗，而搬给其一个改变初衷，停迎佛骨的阶梯。表文把迎奉佛骨造成恶果的责任推给“百姓愚冥”，虽然是作者“上智下愚”观点的流露，但更是一种策略。百姓以皇帝“真心事佛”，因而出现狂热、怪异情况：焚顶烧指、解衣散钱、弃其业次，甚至断臂脔身。 “自朝至暮”从时间上写狂热怪异的程度， “百十为群”、 “老少奔波”，言狂热，怪异人数之众。作者对此现象做出评判：“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不是小事。第一段言先朝故事以影射现实：迎奉佛骨无益而有害？第二段则言本朝时事，以批评现实：迎奉佛骨，带来祸害，虽为唐宪宗开脱，但唐宪宗实负重责，这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段包括第四、五自然段，从佛本夷狄之人与对鬼神应敬而远之两个方面阐述迎奉佛骨有背先王之道，再次论证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四自然段指出佛骨乃“枯朽之骨，凶秽之余”，不得入宫禁。“夫佛，本夷狄之人”，这是从排斥外来思想的方面探究佛祖的来由：佛并不神圣，他们的佛祖释迦牟尼也不过是肉眼凡胎的人，而且是夷狄之人。鄙夷之情溢干言表。从佛祖这一根本上否定佛，说明作者反佛相当彻底。佛祖作为夷狄之人，语言、衣服诸方面都与中国人不一样。
第四大段在上述条陈事佛有害的基础上，提出“永绝根本”的排佛措施，表示如果能够实施“岂不盛哉！岂不快哉！”排佛的措施是“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这一措施的深远意义是“永绝根本”，使天下之人消除疑惑。作者忍不住在这里插入抒情语句，以表达欢欣之情。继而做一假设：“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作者情愿承担一切风险，表现出为国为民牺牲一己的精神，既言“佛如有灵”，这就透露作者未必相信佛能作祟，表明作者思想可能徘徊于有神、无神之间。
这篇表以大量历史事实与现实状况作为例证，阐述“佛不足事”这一中心论点，并引经据典，用先王之教与先王礼法作为理论依据，由远及近，从古到今，层层紧扣，逐层深化，严肃批评唐宪宗迎佛骨、崇佛教的荒谬性与危害性，始终表现摆事实、讲道理、诚恳劝谏的风范。文章擅长用对照写法。从历史看，有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与传入中国之后不同情况的对比；从现实来看，有唐高祖与唐宪宗对佛教所持不同态度的对比；从唐宪宗本人来看，有前后不同时期不同思想、做法的对比。正反两面的对比，使作者之立论更显得正确、鲜明。文中穿插生动的描写，增强了形象性与说服力。又如读到佛祖假如活着，来朝晋见所受礼遇，也出之以形象的描写，把佛祖那外邦使者的臣子面目，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了人们的眼前，因而使之失去了神圣的光圈，而突现其“夷狄之人”的屈辱地位。这些形象性的描写，作为论证的辅助手段，起到了独特的效果。在语言运用上，这篇表只举实例，不用典故，无冷僻字眼，有日常口语，以散句为主，自然洒脱，娓娓道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