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旨在为李白晚年不幸的遭遇辩护申冤，并为他不平凡的一生写照。 王嗣奭说：“此诗分明为李白作传，其生平履历备矣。”卢世傕认为这是“天壤间维持公道，保护元气文字”（《杜诗详注》）。诗歌本身也是一篇“惊风雨”，“泣鬼神”的传世杰作。李白同辈排行第十二，所以称“李十二白”。
此诗分三大段，一个结尾。第一段从“昔年有狂客”到“青云满后尘”，追述李白于公元730年（开元十八年）和742年（天宝元年）两入长安的经历，对李白的前半生作了高度的概括，同时，对李白诗歌的艺术成就进行了热情的赞颂。前六句记叙李白初游长安事。唐人孟棨《本事诗·高逸》记载：李白初至长安，贺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其为文。白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书中还记载，贺知章读李白的《乌栖曲》后说：“此诗可以泣鬼神矣！”贺知章号“四明狂客”。诗人根据这些史实，赞扬李白妙笔生花，连风雨也为之感到惊叹，连鬼神也为之感动哭泣。李白经贺知章的宣扬，于是名震京师。汨没：埋没。三十年来默默无闻，此后就名满天下了。此诗一开头就显得笔锋突兀，气势不凡。非“狂客之誉”，无以彰“谪仙”之名。而“谪仙”这一美誉出自久负盛名的大诗人贺知章之口，更增加了它的份量。李白初出茅庐，一鸣惊人，恰如演员登台亮相，光彩照人，赢得满堂喝彩。“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这两句历来被人们看成是描写李白的佳句。诗人以高度夸张的手法，盛赞了李白诗歌强大的艺术魅力。落笔能惊动狂风暴雨，说明李白的诗歌气势磅礴；诗成能使鬼神哭泣，说明李白的诗歌感人肺腑。诗人用精妙的语言赞美了李白的旷世才华，而“诗仙”李白也确实有资格接受这一赞誉。从这里可以看出杜甫对李白的推崇和钦敬。
后六句叙写李白二游长安事。“文彩”二句是说李白因擅长诗赋被玄宗召入京，供奉翰林；他那些无与伦比的诗篇必将流传千古。以下四句记叙的是李白供奉翰林期间的事。“龙舟”句见唐人范传正《李公新墓碑》：玄宗“泛白莲池，公不在宴，皇欢既洽，召公作序。时公已被酒于翰苑中，仍命高将军扶以登舟。”“兽锦”句见李白《温泉侍从归逢故人》：“激赏摇天笔，承恩赐御衣。”蔡梦弼《杜诗注》引《李白外传》云：“白作乐章赐锦袍。”李白常被召入宫中为皇帝草拟文告和乐章，因为身受宠待，一些文士慕名追随左右。这时李白意得志满，盛极一时，诗人亦不惜浓墨重彩，加以渲染。诗人通过对李白两入长安的描写，用极为洗炼的笔触就勾勒出一个风流倜傥、飘逸豪放的诗人形象。
第二段从“乞归优诏许”到“诸生原宪贫”，追叙李白于公元744年（天宝三年）春被赐金放还后，南北漫游、潦倒落魄的情景，并回忆自己在与李白相识交往中建立起来的亲如兄弟的深厚感情。“乞归”句，这既是对李白的回护，也是对玄宗的隐讳。李白离京，实际上是遭到张垍、高力士等人的诽谤而被玄宗放逐的。李白离开长安后于这年夏天来到梁宋（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与杜甫一见如故，情同手足。“未负幽栖志，兼全宠辱身”是说李白既没有辜负隐幽之志，又能在受宠被重用和遭谗被逐的不同境遇中善自保全自己。这仍是那种回护心情的继续。“剧谈怜野逸，嗜酒见天真”指两人相遇后，李白很能理解自己的“野逸”，即放达不羁，自己也很欣赏李白的“天真”即胸怀坦荡。“醉舞”句指李白的梁宋之游；“行歌”句指李白回到寓家之处山东兖州。这两句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是一次跳跃，李白从此开始南北漫游。接着四句，笔锋一转，专写李白怀才不遇。虽才华横溢，但宏图未展；仕途受挫，虽道德高尚却无人理解。虽如东汉文士祢衡一样才智卓群，但却难逃像孔子弟子原宪那样穷愁潦倒的命运。
这一段，诗人巧妙地运用了多层对比的手法。首先，李白奉诏入京与赐金放还，通过“宠”与“辱”的对比，说明“乞归”出于被迫，暗讽“优诏许”的虚伪性。其次，才高而命蹇，空有祢衡之俊却难免原宪之贫，诗人通过这一对比控诉了人间的不平。第三，“醉舞”、“行歌”，似乎是一派欢乐气氛，但紧接着写李白的遭遇坎坷、穷愁潦倒，这又形成鲜明对比，原来那不过是苦中作乐。
第三段从“稻粱求未足”到“谁将此义陈”，着重记述李白长流夜郎前后的经历，篇幅寄慨最深，为全篇重点。安史之乱起，李白求仕不得，报国无门，于公元756年（至德元年）秋隐居庐山。正值永王李璘奉玄宗诏节度江陵，率军东下，路过寻阳。李白心怀“扫胡尘”、“救河南”的愿望入了永王幕，却不自觉地卷入了肃宗和永王争权夺位的矛盾漩涡之中。次年一月，永王败死。李白入狱，继而长流夜郎（今贵州正安县）。“稻粱”二句，是说李白受聘不过是为生活所迫，有人说他得了永王的重赂，纯属诽谤。诗人极力将李白入永王幕的政治色彩冲淡，力图在为李白开脱。李白于公元757年（至德二年）冬开始流放，还没到夜郎，于公元759年（乾元二年）夏历三月在渝州遇赦，还憩江夏。因取道岳阳，南赴苍梧避祸。苍梧指湖南零陵、九疑山一带，其地与五岭接壤。“五岭”二句，因格律关系，将时序倒置。前一句指避祸苍梧，后一句指长流夜郎。“三危”，山名，在今甘肃敦煌县南，乃帝舜窜三苗之处。
“几年遭鵩鸟”。西汉贾谊谪居长沙，屋中飞来鵩鸟（即鵩鸟），自认为交了恶运，忧郁而死。李白当时作《放后遇恩不沾》：“独弃长沙国，三年未许回。何时入宣室，更问贾生才？”自比贾生，诗人因此亦以贾生比之。李白卧病当涂以手稿付李阳冰时，作《古风·大雅久不作》压卷，诗中说：“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自比孔子，自伤道穷。“独泣向麒麟”，用的就是这句诗意。
以上六句叙写李白晚年悲惨的遭遇和凄楚的心境。以下六句则是发议论，抒感慨，极力为李白鸣不平。借苏武终于归汉和夏黄公不事暴秦的故事，说明李白不会真心附逆。借穆生辞别楚王刘戊的故事，说明李白能够自重，永王也并未任用他。梁“狱”句，是说李白曾象邹阳那样上书为自己辩护。“已用”二句，是说如果当时因事理难明，李白服了流刑，那么，如今又有谁能够将这些道理去向朝廷陈述呢？一个反问句，把无人仗义执言的感慨表达得深沉幽怒。
而这一段，因为涉及极为敏感的政治问题和微妙的皇室矛盾，须委婉含蓄，故在十二句中有七句用典。本来，诗不贵用事，以防晦涩板滞。但“若能自出己意，借事以相发明，变态错出，则用事虽多，亦何所妨！”（《诗人玉屑》）“薏苡”句，是借题发挥。“几年”二句，是以事比人。“苏武”二句，是以人喻事（“元还汉”是正写，“不事秦”是反说）。“楚筵”句，以彼事喻此事；“梁狱”句，借前人譬今人。这一连串的用典，准确贴切。所以后人评曰：“诗家使事难，若子美，所谓不为事使者也。”（《察宽夫诗话》）最后四句是结束语。诗人称赞李白在垂老之年，仍吟咏不辍，祝愿他早日“病起”，为人间多作好诗。劝李白不要抱怨没有得到皇帝的恩泽，表示自己要设法向朝廷探明究竟。这是在无可奈何中的安慰之词，让老朋友在困境中感到一点人间的温暖。
此诗对仗工稳，辞藻富丽，用典精当。在杜甫的一百二十多首五言排律中，此诗无论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均不失为上乘之作。
首联诗人悲叹自己的难堪。作者一生窘境无限：绍兴中应试为秦桧所黜，积极参与张浚的抗金规划，又被罢斥还乡，此次又放任“难于上青天”的蜀地，如一个被俘的囚犯，处境十分窘迫。犹似“不能与齐优遂客于鲁”的孔仲尼。孔仲尼与“齐优”道不合弃生养自己的鲁国去周游列国。司马贞《索隐》：“齐人归女乐而孔子行，言不能遂容于鲁而去也。”此所谓“齐优”，与放翁行迹，殊不相类。故此句“齐优”二字，实放翁信手拈来，率尔成对，未必真用以自喻。首联所写，全在“局促”、“迁流”四字，若泥于“楚囚”、“齐优”，以为放翁必有所指，反失诗意。
颔联诗人借景鸣心中的不平。黄州位于长江中游，三国争雄之地。杜甫诗：“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八阵图》）颔联出句，即借用杜诗。此句“英雄”，似可指已被长江巨浪淘尽的三国风流人物。但放翁之意，本不在怀古，故此“英雄”实是自道。其恨，正是上联所言“局促”、“迁流”之恨，是岁月蹉跎、壮志未酬之恨。颔联对句从李贺诗“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金铜仙人辞汉歌》）中化出。人虽多情，天意无私。衰兰送客，秋草迎人，于人倍增伤感，于天却是时之当然。而天之无情，又正衬托出人心之不平。此联文约意深，笔力绝高。
颈联续上联，借眼前之景，反复致意“英雄”之恨。那万里入蜀的羁旅之愁，韶华易逝壮志难酬之恨，使作者双鬓频添银丝。孤舟秋日过黄州，两岸秋声不断，秋草衰萎，霜木知秋疏染，令作者感慨无限。万里羁愁，直接点明“英雄”之恨；频添白发，又与草木摇落相映；一帆寒日，对照两岸秋声；黄州城下，点出兴感之地。放翁于此时、此地、此景，总是无限感慨，不能不吐，但又不欲畅言，故但借眼前景象，反复致意。中间两联，虽所写情景相似，但笔法错综，变化无端。
尾联诗人借景感事言志。赤壁尚在，但英雄不可再世，古战场已成旧址，万事尽付东流，世事成败不足道，因而作者认为“生子不须似仲谋”了。此联中诗人借赤壁陈迹感叹朝廷偏安半壁，强敌入侵，思无英雄与敌抗衡，自己虽似仲谋，志在恢复失地，驱逐强敌，但又得不到不思振作小朝廷的重用，还放外任万里之外的蜀地。只有提笔狂书，遂豪情壮志形诸于诗篇了。长江、汉水流域，有赤壁多处。苏轼谪官黄州，误信其地传说，言“簧周西山簏，斗入江中，石色如丹，传云曹公败处，所谓赤壁者。”（《苕溪渔隐丛话后集》）数游其地，作赋填词，语意高妙，堪称古今绝唱。黄州赤壁，却因苏轼之故，声名大振。后人过黄州遂思赤壁，见痴壁又必追忆昔日英雄。特别在偏安半壁，强敌入犯之时，更是思英雄再世，与敌抗衡。放翁于此，却偏道赤壁已成陈迹，万事尽赴东流，世事成败，又何足道，生子何须定似仲谋。放翁一生，志在恢复失地，即使僵卧孤村，犹梦铁马，提笔狂书，思驱敌人，决不会出此消极之言。明王嗣奭评杜甫诗句“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皆尘埃”时“说总是不平之鸣，无可奈何之词。”（《杜臆》）此诗末联，也正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不平之鸣。
题为《黄州》，诗却非常专咏黄州；看似咏古之诗，实是伤感之作。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黄珅认为“理解此诗，不可拘泥于题目、文字，当于词意凄怆之处，识其激愤之情；于笔力横绝之处，求其不平之气；于音节顿挫之处，听其深沉之慨。 放翁越人，万里赴蜀，苦为微官所缚，局促如辕下驹。”陆游抒写爱国热情的诗篇，有的高亢激昂，一泻千里，有的则悲痛低沉，哀惋悱恻。这首七律基调低沉，是后一类型的代表。
亲朋会饮，本为乐事。但此诗所写，却不是冥饮之乐，而是由此引发的诗人的幽恨悲情。
此诗的前半写初秋崇让宅的景象。清池前横，修竹环绕，地方可谓清幽已极。但诗中用“风”、“露”点染，立刻使之带上浓重的悲切气氛。露凝如霰，说明露重天寒。下面接着再用风加重描写。诗人把主观的强烈感情赋予客观事物，所以见得风摇翠竹，飒飒作响，也像在悲泣一般。开头两句，是用环境的凄清，衬托诗人心境的凄楚。下面两句，则是借环境景物，抒发人生的感叹。“浮世”，此处谓世事不定、生命短暂。“聚散”虽兼含两义，重点是在“散”（别离）上。从诗的后半看，这里主要是对妻子而言，同时也兼指筵上之人，因为筵终席散，大家又当别去，它与下联的“灯”、“酒”，关合诗题“宴”字。诗人此前，先是给人作幕僚，以后在朝廷作小官，继而在县里为吏，后来又作幕僚，颠沛流离，东西奔波，常与妻子分离。第三句的感叹，正是诗人坎坷经历的沉痛总结。第四句上承首句的“风”，意谓：“人生固然常多分离，池中的红荷，为什么也被风吹得零落缤纷呢？”不用直叙而用反问，可以加强感叹痛惜的语气；对红荷的痛惜，正是对人生难得团聚的痛惜。这一联“浮世”对“红蕖”，“本来”对“何事”，对仗比较自由，何焯说它是“变体”，纪昀也说“三四对法活似江西派不经意诗”（《李义山诗集辑评》），可以说是李商隐对律诗的一个发展。
上面四句是即景生情，融情入景，下面四句则是直接发抒感慨。第五句上承第三句的“聚散”，写对妻子的深切思念。“悠扬”形容“归梦”的悠长。“归梦”又和“灯”联系起来，意味深长。梦自然使人联想到夜，夜又使人联想到灯。读这句诗，使人仿佛看到一盏孤灯伴着诗人朦胧入梦的景象，幽微的灯光，好像在向人诉说诗人梦中与妻子相会的情景，比起直叙梦中思念来，意境更美，更富诗意。第六句上承第三句的“浮世”，是说因为失意无聊，只好以酒浇愁。句中用一“知”字，使酒带上人情，似乎也在为诗人的坎坷遭遇痛惜不平。两句中“惟”和“独”，都起着一种强调、渲染的作用，表现出诗人的冷落、孤寂之感。失意之悲，别离之痛，郁结在诗人胸中，终于宣泄出来：“难道直到白头都只是这样下去吗？归隐嵩山之南的苍松白雪之中，才是我的夙愿啊！”中岳嵩山，是古代著名的学道隐居之地。“松雪”喻高洁的品性和节操。诗人于无可奈何之中想到归隐山林，这只是仕途坎坷、壮怀未成的幽愤而已。
“情深”（钱良择评语），是此诗的特色。诗人将“比”“兴”这两种手法揉合在一起，用环境景物，烘托渲染自己的思想感情。风露塘竹之悲，触动加深了人之悲切；红荷的离披，也象征着人的别离；客中苦酒，像在悲叹一样；寒夜孤灯，仿佛也在凄惋幽思；即使是嵩山的松雪，好像也在召唤着诗人归去，总之，没有一物不解人意，不含着深情。因情见景，情由景发，情景交融，融为一体，读之撼动人心。
此诗是《大雅》的最后一篇，它的主题，《毛诗序》以为是“凡伯刺幽王大坏也”，与前一篇《大雅·瞻卬》的解题一字不异。这种情况在《毛诗序》中并不多见，说明《召旻》与《瞻卬》的内容是有关联的。从诗的开头看，读者多少也能发现一些共同点，《瞻卬》首两句是“瞻卬昊天，则不我惠”，仰望茫茫上空，慨叹老天没有恩情，《召旻》首两句是“昊天疾威，天笃降丧”，悲呼老天暴虐难当，不断降下灾祸，两者语气十分相似，只是《召旻》的口吻更激切一些。周幽王宠幸褒姒，斥逐忠良，致使国家濒于灭亡，所以诗人作《瞻卬》一诗刺之；周幽王又任用奸佞，败坏朝纲，这与宠幸褒姒一样对国家造成极大危害，所以诗人再作《召旻》一诗刺之。
此篇共七章，句式基本为四字句，但也有三字句、五字句、六字句乃至七字句穿插其间。首章一开始就责天，责天实际上并不是简单的指斥。因为周人的天命观已有天人感应的色彩，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天子的所作所为会影响天的意志，天子政治清明，自然风调雨顺，天子昏庸暴虐，天就会降下各种自然灾害；所以“天笃降丧”必然是天子缺德的结果。这样，百姓受饥馑荼毒，流离失所，即使在边僻之地也遭灾荒的惨象马上就攫住了读者的心，使之受到强烈的震撼，为受难的民众而悲悯，并由此去思索上天为何降罪于世人。
第二章逐渐进入主题。“天降罪民”义同上章的“天笃降丧”，变易其词反覆陈说老天不仁，当然仍是意在斥王。这一句与前一篇《瞻卬》的“天之降罔（网）”也是同义的，这多少也可见出两章内容上的相关性。然“蟊贼内讧”，勾心斗角，败坏朝纲，是昏王纵容的结果，已与上章所说天降之灾带来饥馑流亡全然不同，这也可见“天降罪民”实在的意思应是“王施恶政”。“昏椓靡共，溃溃回遹”二句，所用的语词虽然今人不很熟悉，但在当时却是很有生命力的词汇。痛斥奸佞小人乱糟糟地互相谗毁伤害，不认真供职，昏愦邪僻尽做坏事，已经是咬牙切齿的愤恨，但这还不够，于是最后再加上一句：“实靖夷我邦”——这是要把我们好好一个国家给葬送掉啊！读到此处，读者仿佛可以看到诗人的心在淌血。
在上章不遗余力地痛斥奸人之后，第三章诗人从另一个角度继续进行抨击，并感叹自己职位太低无法遏制他们的气焰。上章有带叠字词的“溃溃回遹”句，这章更进一步又用了两个双叠字词组“皋皋訿訿”、“兢兢业业”，一毁一誉，对比鲜明，不啻有天壤之别。“曾不知其玷”，问那些小人怎么会不知道他们的缺点？可谓明知故问，是在上一章强弓硬弩般的正面进攻之后转为匕首短剑般的旁敲侧击，虽方式不同，但照样刺得很深。而“我位孔贬”又糅入了诗人的身世之感，这种身世之感不是单纯的位卑权微之叹，而是与伤幽王宠信奸人败坏政事的家国之恨密不可分的。身为士大夫，哪怕是地位最低的那一层次，也有尽心竭力讽谏规劝君王改恶从善的责任与义务，这虽尚不如后来顾炎武所标举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境界那么高，却也不乏时代的光辉了。
第四章的描写又回应第一章，以天灾喻人祸。引人注意的是两个“如彼……”句式，一般来说，下一个“如彼……”句之后，应该也有说明性的文字，但这儿“草不溃茂”既是上承“如彼岁旱”的说明性文字，又是下应“如彼栖苴”的说明性文字。也就是说，照例是“如彼岁旱，草不溃茂；如彼栖苴，草不溃茂”的完整句式缩掉了一句，但此种缩略并不影响语义，反而使文势更具跌宕之致，这恐怕也不是诗人有意为之，而是他的妙手偶得。此章末两句“我相此邦，无不溃止”，诗人说：我看这个国家，没有不灭亡的道理！这种写出来的预言恰恰反映出诗人心理上的反预言，痛陈国家必遭灭亡正是为了避免这种灭亡。但历史告诉人们：指出灭亡的趋势并不能使昏君暴君停止倒行逆施，他们对国家形势的觉悟只可能是在遭遇灭亡之后，但遭遇灭亡便是终结，觉悟便也毫无意义；忠臣义士的劝谏对此种历史过程向来是无能为力的，他们的所作所为，无非是为历史中黯淡的一幕幕抹上一丝悲壮的色彩罢了。
第五章诗人作起了今昔对比，前面两句，是颇工整的对偶，这两句也有人点作四句，“不如时”、“不如兹”单独成句，亦可。“富”与“疚”的反差令人伤心，更令人对黑暗现实产生强烈的憎恨，于是诗人再一次针砭那些得势的小人，“彼疏斯粺，胡不自替”，斥责别人吃粗粮他们吃细粮，却尽干坏事，不肯退位让贤。这两句令人想起《魏风·伐檀》的名句：“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第六章开头四句也是对偶，是全诗仅有的比兴句（“如彼岁旱”、“如彼栖苴”当然也可视为用了“比”的手法，可是也不妨解为天灾之实象，虽有“如”字而无“比”意），清代陈奂《诗毛氏传疏》以为“池竭喻王政之乱由外无贤臣，泉竭喻王政之乱由内无贤妃”，可备一说。这数句用意一如《大雅·荡》末章“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大树推倒横在地，枝叶暂时没损伤，但是根断终枯死）数句，告戒幽王当悬崖勒马，迷途知返，否则小祸积大祸，小难变大难，国家终将覆亡。“职兄斯弘”句与上章末句“职兄斯引”仅一字不同而意义完全一样，不惜重言之，正见诗人希望幽王认识局势的严重性的迫切心情。而“不烖我躬”决不是诗人担心自己遭殃的一念之私。诗人反问：灾难普遍，难道我不受影响？意在向王示警：大难一起，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您大王也将身受其害，快清醒清醒吧！改弦更张现 在还来得及。
于是，末章怀念起当朝的前代功臣，希望像当初召公那样的贤明而有才干的人物能出来匡正幽王之失，挽狂澜于既倒，而这又是与此篇斥责奸佞小人的主题是互为表里的。这一章中，昔日“辟国百里”与今日“蹙国百里”的对比极具夸张性，但也最真实地反映了今昔形势的巨大差异，读之令人有惊心动魂之感。最后两句“维今之人，不尚有旧”，出以问句，问当时之世是否还有赤胆忠心的老臣故旧，是诗人由失望而濒于绝望之际，迸发全部力量在寄托那最后的一丝希望。这一问，低徊掩抑，言近旨远，极具魅力。后世许多诗词作品以问句作结以求取得特殊的艺术效果，实滥觞于《诗经》中此类句法。
明代孙鑛认为，诗人其心苦、其词迫而导致此诗各章意思若断若连，但全诗“不经意”中自有“奇峭”的特色。这是一篇好诗，但其作者凡伯到底是怎样的人，古代学者却聚讼纷纭。清代李超孙《诗氏族考》认《大雅·板》之凡伯与《瞻卬》、《召旻》之凡伯为两人，后者为前者世袭爵位的后裔。而此篇何以取名为《召旻》，今人程俊英《诗经译注》此篇的题解说：“比较合理的说法是最后一章提到召公，所以取名‘召旻’，以别于《小旻》（《小雅》中的一篇）。”这种看法比《毛诗序》解“旻”为“闵（悯）”要圆通。
